高澈对人民的事情知道得非常详细。湿沃县主簿张达曾经来到沧州,夜里宿在一个百姓的家里,吃了这家人的鸡肉。高澈经过察访而知道了这件事情。命令所有的官员集合,官员们到齐后,高澈对众人说:“吃了别人的鸡,为什么不给钱？”张达当场认罪而被处罚。全沧州境内的人都称赞高澈神明。又有一个人从幽州来沧州,用驴子驮了些鹿肉。到沧州边界时,他因脚疼痛走得很慢以至天晚,偶尔遇到一个人和他结伴而行。于是,这个人就盗走了幽州来人的驴和鹿肉。第二天,幽州来人将这件事情上告到沧州府。高澈就命令自己左右的人和府里的各级官吏分头到街上买鹿肉,不论价格的高低。鹿肉的主人认出了自己的鹿肉,根据推究而抓住了盗贼。迁升都督、定州刺史后,有人的一头黑牛被偷,牛的背上有白毛。长史韦道建对州从事魏道胜说:“高澈在沧州时,抓奸贼就像神了似的。如果他能抓到偷牛的这个人,他肯定是神。”于是,高澈声称自己是为上府来买牛皮的,凡卖牛皮的人,都给一倍的价格收购。让牛的主人认查牛皮,这样就抓住了偷牛的人。韦道建等人不禁心悦诚服。又有王老太太,无子无女,生活无所依靠,靠种三亩菜度日,但菜屡次被偷。高澈便派人暗地里到菜园,在菜叶上写了字。第二天早晨,到街上查看卖菜的人的菜叶上是否有字,最终抓获了盗贼。此后,他所辖治的范围内再也没有偷盗的事发生,社会政治、风教为全国第一。

《北齐书》是唐李百药编纂,共五十卷。李百药(565-648年),唐初史学家,字重规,定州安平(今河北深县)人。隋开皇初年,李百药仕于隋,为dōng宫通事舍人,不久升为太子舍人,兼dōng宫学士,由于遭受毁谤,以病辞去。至开皇十九年(599年)隋文帝又令他袭其父德林的安平公爵位,出仕为礼部员外郎。皇太子杨勇又将他召为dōng宫学士。文帝下诏令他纂修五礼,制定律令,撰写《阴阳书》。在朝中深得隋文帝信用。

唐太宗即位后,重其才名,起用李百药为中书舍人,赐爵安平县男,受诏参加制定《五礼》及律令。贞观二年(628年)即为礼部侍郎。十二月,唐太宗要大臣就是否行“封建”进行辩论。以尚书右仆射萧王羼为首的一批人,力主“分封”。李百药坚决反对,写了一篇《封建论》奏上,揭露分封制的弊害,认为郡县制不能更变。唐太宗赞成李百药等人的意见,“竟从其议”。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下诏修前朝史书,李百药奉敕修《齐史》,贞观十年(636年),李百药完成《齐史》。加封为散骑常使,赐彩物四百段。十一年(637年)因撰成《五礼》及律令,进爵为子,这时,他已七十三岁,于是,以年老体衰为由,请求退休,退出了政治舞台。《齐志》“长于叙事”,“多记当时鄙言(即口语)”,能秉笔直书。《史通》于王劭称评如此,然《齐志》竟不传世,很为可惜。李百药在修《齐书》时,吸收了前人修史的成果,特别是其父李德林的《齐史》。李德林历经北齐、北周、隋三朝,十五岁时已为魏收所赏识,在各朝一直担任诏令和其他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齐武平三年(572年),除中书侍郎,参加了国史即齐史的编写,撰有纪传二十四卷。隋开皇初年,奉诏续撰,增至三十八卷,可以说北齐史已初具规模,但全书未成而卒。李百药承其家学,在其父《齐史》的基础上参考他书,至贞观十年(636年)写成《齐史》。宋代以后,为区别于萧子显的《南齐书》,于是称《北齐书》。

《北齐书》的编写体例,大致模仿《后汉书》,卷末各加论赞。体例上没有创新,列传名目全同前史,无表、志。但与同时修的《梁书》《陈书》《周书》等诸书比较,在叙述前王之失的方面,则又要深刻得多,体现了借鉴于一代之失的思想。李百药本人既做过隋朝的官吏,又曾有过参加农民起义的一段历史。他的阅历,使他对农民起义和隋的灭亡,都有较深的认识。因此,在修《北齐书》时,以“前王”败事为后来统治者戒,就比较明确,叙述前代兴亡的史实就很自然。《北齐书》对当时封建统治者残暴荒淫的卑鄙肮脏的丑事记载较多。李百药在这方面的记载是有用意的,要借鉴于北齐政权之失,就必须着力披露统治者的过失,对昏君和暴政必须有较多的暴露。李百药在纪、传中对高齐政权暴政的叙述和史论中的评论,起到了远鉴前王败事,借鉴于一代之失的作用。

当然,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北齐书》与当时修纂的其他各史书基本一样,为统治者隐讳文饰,其中掩盖鲜卑旧俗一点,就是显著一例。另外,对于统治者常常记载一些捏造的神奇事迹,以示其异于平常的人。如《高祖神武皇帝本纪》称,高欢未生之时,其居处即“数有赤光紫色之异”,这都是很明显的虚妄之文。尽管如此,本书仍不失为这一段历史时期集中而系统的记载,文笔也比较简洁,故本书一出,其他北齐史逐渐淹没无闻,因而在旧史中本书有它一定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