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有挽救天下于危亡的人，就能使天下安宁；能有消除天下忧患的人，就能享有天下的快乐；能有拯救天下灾祸的人，就能获得天下的幸福。所以恩泽及于民众，贤人就会归顺他；恩泽及于万物，圣人就会归向他。贤人归向的国家，这个国家就会强盛；圣人归附，天下就会统一。招求贤人要凭德，聘请圣人要靠道。贤人离去，国家就会衰弱；圣人离去，国家就会混乱。衰弱是危险的由来，混乱是危亡的征兆。贤人执政，能使人在行动上顺从；圣人执政，能使人心悦诚服。使人行动顺从，就可以图谋创业；令人心悦诚服就可以善始善终。使人行动顺从用礼，使人心悦诚服要靠乐。

所谓乐，不只是金、石、丝、竹等乐器，而是使人爱家庭、爱宗族、爱职业、爱国家，拥护政令，讲究道德。这样治民的君主，通过制作音乐来加以调节，使人们不失和谐。所以，有德的君主，用音乐来使民众欢乐；无德的君主，只知道用音乐使自己快乐。使民众都快乐，才能保持长久；只图自己快乐，不久便会灭亡。

不搞好内政而图谋向外扩张的，会劳民伤财而无收获；不从事向外扩张而图谋搞好内政的，反而能国固兵强。实行休养生息的政治，就会使臣属忠信；实行劳民伤财的政治，必然使民众怒恨。所以说，热衷于扩张领土的，内政必然荒废；着意广施恩德的，国家必定强盛；能保持自己所该有的，会得到安宁；贪图别人所有的，会招来祸殃。残暴的政治，世世代代都将受害；所作所为超过限度，即使开始成功也终将失败。不以身作则，只是一味教训别人的，违背了常理；正人先正己，以行动教育别人的，才顺乎常理。违背常理是致乱的根源，顺乎常理才是安定的关键。道、德、仁、义、礼，这五者是相互联系的一个整体。道是人们所应遵循的普遍规律，德是人们从道中所领悟的心得，仁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亲爱，礼是人们所应遵守的规范。这五者缺一不可。

所以，人们每天的生活行动，都要受礼的约束；讨贼报仇是受义的决定；同情之心是仁爱的开端；正己以正人是修德的途径；使人平均，各得其所，是道的教化。

君主以口述给臣下的指示叫命，把它写在竹帛上则叫令，执行命令就是为政。命有错误，令就不能实行；令不能实行，政就不能正确；政不能正确，治国之道就行不通；治国之道行不通，奸邪之臣就会得势；奸邪得势，君主的权威就要受到威胁。千里之外迎请“贤人”，路途是遥远的；招引奸佞之徒，路途却是近便的。所以，英明的君主宁愿舍近求远，就能成全功业、尊重贤人，下级也就会为他尽心竭力。废黜一个好人，许多好人都会丧气；奖励一个坏人，许多坏人都会到来。好人得到保护，坏人得到惩罚，国家就会安定，众多好人就会到来。民众有疑虑，国家就不会安定；民众惶惑不安，就不会守秩序。只有疑虑消失，惶惑除去，国家才能安宁。一项法令违背民意，其他法令也会失去效用；一项坏的政令施行了，就会结下许多恶果。

所以，对顺民要给予好处，对凶民要加以制裁，这样，法令就能推行，众人也无怨言。用民众所怨恨的法令去治理心存怨恨的民众，这叫逆天行事；用民众所仇恨的措施去治理胸怀仇恨的民众，其祸患不可挽救。治理民众要使他们心悦诚服，而要达到这个程度，就必须政治清明，这样，民众就各得其所，天下也就太平安宁了。

犯上的人反而身居高官，贪婪卑鄙之徒反而富足，那么，即使有圣王也不可能把国家治理好。只有犯上的人受到诛戮，贪婪卑鄙的人受到拘禁，良好的风气才能树立，坏人坏事才能清除。高尚纯洁的人，是不能用爵禄收买得到的；有正义感有气节的人，是不能用威刑胁迫的。所以，圣明的君主招求贤人，必须根据他们的特点而采取不同的方式。招求高尚纯洁的人，要重礼；招求有正义感有气节的人，要重道。这样才能招到贤士，君主的圣名也才能保全。

德才出众的人，能明察盛衰的根源，通晓成败的缘由，详察治乱的关键，深知进退的节度。虽然穷困也不做亡国的官吏，虽然贫寒也不领取混乱之邦的俸禄。胸怀安邦治国之道的隐匿者，视时而动就能做最高的官。当遇到志同道合的君主时，定能建立卓越的功勋。这正是他们能以高尚的道德而流芳后世的原因。

圣王用兵，不是好战，而是用以讨伐暴乱。以正义讨伐不义，就像决开江河，让大水去淹没微弱的火把，就像在深渊的岸边去挤一个摇摇欲坠的人，其成功是必然的。圣王之所以悠闲安逸而不急于用兵，是不愿过多地造成人和物的损伤。战争毕竟是不吉祥之事，是天道所厌恶的；只有在迫不得已时才进行战争，才符合天道。人顺应天道，就好像鱼在水里一样，得水便生，离水便死。

所以，君子要时刻警惕自己而不能背离天道。豪强执政当权，国家的威严就要削弱；生杀大权操在豪强手中，国势就衰竭。豪强俯首听命，国家才可长久；生杀大权操在君主手中，国家才能安宁。民众穷困，国家就没有储备；只有民众富裕，国家才能安乐。

贤臣被任用，奸臣就会被疏远；奸臣被任用，贤臣就会遭陷害。任用奸臣，疏远贤臣，祸乱就会延及后世。大臣傲上自比君主，众奸就会乘机聚集。臣属居于君主的地位，上下就混乱；君主处于臣位，上下秩序就失当。

伤害贤人的，祸患将会延及子孙后代；埋没贤人的，本人也会遭受祸害；忌妒贤人的，自身的名誉也难保全；只有荐贤举能的人，才能造福子孙后代。所以君子急于推荐贤人，因而美名显扬。利一人而危害百人，民众就想离开都城；利一人而危害万人，全国民众都想离散；除去一人而有利于百人，众人就会仰慕恩泽；除去一人而有利万人，国政就不会混乱。

《下略》命名为“以防不测之略”，意思就是天下大乱的时候应该如何应对。本篇开篇就指出“扶天下之危”、“除天下之忧”、“救天下之祸”，表明希望有人可以拯救乱世、救百姓于水火之中。就像《中略》指出的那样，“《下略》陈道德，察安危，明贼贤之咎”。是告诉统治者要以德来治理天下，即使发动战争也要遵循“德”的原则，不能穷兵黩武，要“降人以体”、“降人以心”，让人们真心实意地归附。要“务广德”，这样才能强盛。统治者要“道”、“德”、“仁”、“义”、“礼”五者并用，以道德服天下。这样以后，他所颁布的政令才会得到很好的施行。这样才会亲近贤人、疏远不肖的佞臣，使天下的贤才都慕名来归附，小人都闻风丧胆地逃跑。施行的政令要合适，“一令逆则百令失，一恶施则百恶结”，因此施行政令不能不谨慎。

要做到发动战争并非是因为喜好战争，并非为了欺凌弱小的国家，掠取他们的财富，而是不得已的行动，是为了“诛暴讨乱”。只有这样才能“若决江河而溉爝火，临不测而挤欲堕”，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战争是不吉祥的，到了不得已必须发动战争的时候，要尽量避免伤害人、物，要始终保持仁德的心。

统治者要任用贤人，这是《三略》反复强调的。君主要掌握杀生大权，不要让残暴、横行的人担当将领，要使君、臣的名分清楚明白，不能逾越了等级的规定。这样以德执政，必定可以造福后代、留名千载。

【国学故事】

1. 李从珂与后唐兴亡

五代后唐的李从珂从小就跟随唐明宗李嗣源南征北战，立下汗马功劳，被封为潞王。李嗣源死后，其子李从厚继位，史称闵帝。闵帝年纪小，朝政全由朱弘昭等人把持。朱弘昭将朝廷重臣贬的贬、黜的黜，李从珂难逃厄运，于是在凤翔(陕西凤翔县)起兵。朝廷闻报，立即派西都留守王思同领兵征讨。

凤翔城墙低矮不坚，护城河也很浅，王思同没费多少力气就连克凤翔东西关城，直逼凤翔城下。李从珂见形势险危，冒险登上城楼向城外将士呼喊道：“我从小就跟随先帝出生入死，打下今天的江山，如今朝廷奸邪之人当道，挑拨我们骨肉之情，我有什么罪过，非要置我于死地呢？”说罢，声泪俱下。

王思同带来的兵将都曾跟随李从珂出征过，十分同情李从珂。羽林指挥使杨思权本来就跟朱弘昭不合，乘机大喊道：“大相公(即李从珂)才是我们的真正主人啊！”率领自己的部队投降了李从珂。杨思权进入凤翔城，呈上一张白纸，要求李从珂在攻克京师后封他为节度使，李从珂当即在白纸上写下“思权可任邠宁节度使”9个字，把纸交还给杨思权。消息传到其他还在攻城的将士中间，步军左厢指挥使尹晖嚷道：“杨思权已经入城受封了，我们还拼什么命啊？”将士们闻言，纷纷扔下兵器，要求归顺李从珂。王思同见大势已去，只好抛下军队逃命去了。

李从珂由败转胜，喜从天降，倾尽城中财物犒赏各将士，李从珂又发布东进命令：凡攻入京都洛阳者，赏钱百缗(1000文为一缗)，将士们欢声雷动。

王思同逃回洛阳，闵帝惊慌失措。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康义诚率兵去征讨李从珂，结果全军投降了李从珂，引导李从珂杀入洛阳。在这种情况下，太后被迫下令废除闵帝，立潞王李从珂为皇帝。李从珂即位后，下诏打开库府犒赏将士以兑现出征时的诺言，哪知道库府空空如也，而犒赏所需费用高达50万缗。李从珂以各种手段搜刮民财，逼得老百姓上吊投井；又把宫廷中的各种器物，包括太后、太妃的簪弭都拿了出来，才勉强凑了20万缗，还缺五分之三。

端明殿学士李专美劝说李从珂道：“国家的存亡在于修法度、立纲纪，如果一味犒赏，即使有无穷的财宝也填不满骄兵的欲壑。”。

李从珂认为李专美言之有理，对士卒不再一味纵容，但他唯恐有乱，不敢从根本上修法度、立纲纪，对违法乱纪行为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一味迁就。

李从珂即位后的第三年，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兴兵造反。由于李从珂治军不严，纲纪不明，派出去平叛的队伍一意孤行，降的降，逃的逃，通敌的通敌，石敬瑭长驱直入洛阳，李从珂含恨登楼，举火自焚，后唐从此灭亡。

2. 廉政爱民的隋文帝杨坚

《隋书·高祖本纪》中有一段文字让笔者读罢有些动容，特摘录如下：

乘舆四出，路逢上表者，则驻马亲自临问。或潜遣行人采听风俗，吏治得失，人间疾苦，无不留意。尝遇关中饥，遣左右视百姓所食。有得豆屑杂粮而奏之者，上流涕以示群臣，深自咎责，为之彻膳不御酒肉者殆将一期。

这段算上标点符号亦不足百字的记载，生动勾画出当年隋文帝杨坚心系百姓，关注民生，闻关中灾民疾苦后流泪痛责，拒食酒肉近一年，以示与民同甘苦。其感染力甚至可比时下动辄几千乃至上万字的长篇通讯、报告文学。

在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的光环笼罩下，我们或许淡忘了隋文帝杨坚，甚至于让荒淫无度的隋炀帝杨广的名声远远盖过了他。而这位曾经创立过“开皇之治”的杨坚，其实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最“勤政爱民”的皇帝。

公元581年，周静帝见杨坚已赢得民心便下诏禅让，杨坚三辞后而受天命，改国号隋，年号开皇，是为历史上著名的隋文帝。杨坚即位后改革吏制，确定三省六部制的中央行政中枢。简化地方行政机构，罢废各郡，建立州县两级体制，裁汰冗员，节省行政成本，减轻百姓负担。创立科举制选拔官吏，统一全国币制，颁布均田令，轻徭薄赋，设置义仓备荒年，制订著名的《开皇律》，使隋朝迅速繁荣，国力强盛。

开皇九年(559年)，杨坚再度完成全国统一大业，结束了自东晋十六国以来近三百年分裂割据局面。同年，琉球群岛归顺隋朝。自此，全国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建立。之后，杨坚又开创了《隋书》上所记“平徭赋，仓廪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凌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二十年间，天下无事”的“开皇之治”。

杨坚性格谨严持重，办事令行禁止，《隋书》上说他“每旦听朝，日昃忘倦”。一年四季坚持每天清晨听理朝政，直到太阳偏西还不知疲惫，足可见其勤于朝政至忘我的境地。为体察国情民意，杨坚于开皇二年冬，派遣一批使臣到全国各地明察暗访，诏令他们务必成为自己的“耳目”，把远近官府与民间大小事一概“写真”禀报于他。

开皇十四年夏，京师长安发生地震，关内各州大旱，百姓闹饥荒。杨坚命令所有省府州县，一律给公廨田，各级官吏不允许经商做买卖，与老百姓争利。直到秋季，关中旱情未了，杨坚便亲自带领饥饿百姓前往洛阳谋生。他严令负责侦察的卫士不得随便驱逐威胁百姓，让男女老少夹杂在自己的仪仗侍卫之中。遇到扶老携幼的，杨坚便牵住马避让，对他们嘘寒问暖后才离去。走到路况较差的地段，只要见到有挑担子的，就马上让自己的侍卫扶助。

杨坚自己生活节俭朴素，所乘车驾及日常用品，旧了坏了都随时修理再使用。平常用膳不过一个肉菜，在后宫穿着洗旧的衣服。《资治通鉴》卷175中有载，杨坚曾经想配制止泻的药，须用寻常的胡粉一两，而宫中平常不用胡粉，四处寻找，最终还是没有得到。杨坚有一次想赏赐柱国刘嵩的夫人一件织成的衣服，宫中也找不出来。杨坚以身垂范，感化了天下人。隋开皇、仁寿年间，男子都穿绢布衣，不穿绫绮；衣带饰品用的不过是铜铁骨角所制，没有金玉之类的装饰。由此，国家财富日增，仓库丰盈。

3. 明成祖治天下

明成祖朱棣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四子，他依法治天下，使一个国家逐步走向稳定，为明朝276年的天下奠定了基础。明成祖强调法治。一次，一名立有战功的将官触犯了刑法，刑部官员为将官说情，希望明成祖能“论功定罪”。明成祖批评刑部官员说：“执法应该公正，赏罚应该分明。过去他有功，朝廷已经奖赏了他；如今他犯了法，那就该给他治罪。如果不治罪，那就是纵恶，纵恶如何能治理天下呢？不能‘论功定罪’，而是要依法治罪。”

明成祖对外戚的约束很严，凡外戚“生事坏法”者都被处以死罪。有一次，太子的妻兄张旭放纵家童影响很坏。明成祖得知，亲自召见张旭，对张旭说：“你是朕的亲戚，最应该遵纪守法，否则，我要罪加一等来惩治你。如果不这样，大家都去欺凌百姓，天下怎么能治理好？请你当心！”

明成祖继承了父亲勤政的好作风，每天除了早朝以外，还有晚朝。明成祖认为早朝过于繁忙，没时间与大臣们交谈，早朝之后他就把六部尚书留下来，与他们促膝谈心，交换各种意见，制定相关的法律政策，然后推而广之。

明成祖认为人才是治国的栋梁，因此，不但三令五申地告诫吏部(任免官吏的机构)官员要把有才能的人选拔上来，而且指示吏部官员对人才要做到“人尽其才”，即充分发挥每一个人的特有才能。明成祖曾说过一段发人深省的话：“君子敢直言，不怕丢官丢命，因为他是为国家着想；小人阿谀奉承，只想升官发财，因为他是为一己私利着想。”

为了把各地有才能的人选拔上来，朱棣诏令对全国各州县的官吏进行考核，以9年期限为满考核，对那些在满考核中政绩卓著的官吏除嘉奖之外，都留在京城六部中任职。

明成祖讨厌阿谀奉承，喜欢直言快语。为了鼓励大臣们说真话、说实话，明成祖不止一次对众大臣表白道：“国家大事甚多，我一个人再有能力，也难免有忘记的和处理错的，希望大家发现我忘记了就提醒我，做错了批评我，大家千万不要有所顾忌啊！”

一次，贵州布政司在奏折中写道：皇上的恩诏到达思南府，太岩山间都响起“万岁”的声响，这是皇上的威恩远加山川的灵验啊！一些大臣听了这段话都纷纷向明太祖祝贺。明太祖面现不悦，说：“在山顶上呐喊，千山万谷都会回应，这本是很平常的事，你们想用阿谀奉承来讨我欢心，实在不是贤人君子的作为！”

明成祖在位22年，扩大了疆域，发展了经济，使天下得以大治。闻名于世的多达2．2万多卷的类书《永乐大典》就是明成祖集全国三千多有名望的文人墨客编纂而成。

4. 巡视的康熙

康熙皇帝是中国历史上到地方上巡察社会与了解民情最多的皇帝之一。《圣祖仁皇帝圣训》设有“省方”类目，记载康熙皇帝有关巡幸的一些谕旨，表明康熙皇帝的行政特色。省方，就是视察四方。翻开《清圣祖实录》，有关康熙皇帝巡幸的记载连篇累牍。他东巡山东，西巡陕西，北巡塞外，南巡江浙，京畿之地更是频繁巡视之地。巍峨泰山、名胜孔府、壮丽五台、苍莽草原、清秀水乡都留下了康熙皇帝的足迹，不过他的巡视主要不是为了游玩，而是出于政务的考虑，从这个角度看，康熙巡幸是勤政的反映。

康熙皇帝最有代表性的巡视是六次南巡。南巡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黄淮冲决为患”的问题，亲历河道，寻求治河方案，考察治河工程；同时周知吏治，观览民情。南巡主要走水路运河，御舟自京而下，途径直隶(今河北)、山东、江浙，最远到达苏杭。

康熙皇帝十分注意巡幸尽量避免骚扰百姓。他要求凡巡幸一切需用之物，皆从节俭，巡幸需用草豆木炭食物，概勿令地方官派取民间，扰害百姓，由衙门照时价采买供给。巡幸时常带负责监察的科道官，稽查强行买卖扰害百姓者。要求地方文武大小官员不许与扈从官员以戚友送礼，对于馈送收受人员，“以军法从事”，其扈从大小官员及随往仆役，如有横行生事扰民者，一并从重治罪。还到处张贴安民告示，声明发现地方官私征，定行从重治罪。要求凡经过地方，百姓须各安生业，照常生活，不得迁移远避，反滋扰累。康熙皇帝巡视也注意减少随从人员，轻装南下，巡视堤堰，沿途皆设营幄，不御屋庐。康熙皇帝说自己“便道至浙江观风问俗，简约仪从，卤簿不设，扈从者仅三百余人”。据此可知简约情形下他的巡视队伍规模。巡幸驻跸之处，他说也未有超过三日的，担心扈从人众，恐多留一日即滋百姓一日之扰。可见他注意节制，尽量少给百姓找麻烦。

尽管如此，地方官害怕接驾不周，同时也想借机敛钱，还是有扰害百姓之事的。康熙皇帝就曾说：各省不肖官员借口修理行宫，供备器物，并建造御书碑亭等项名色，动用正项钱粮。说是捐俸偿还，并不偿补，及至亏空数多，复加倍私派科敛肥己，以致给百姓带来沉重负担。种种弊端，不可胜指。巡幸免不了加重百姓的经济负担。

康熙皇帝认为：“百姓足则国家充裕，若期比屋丰盈，必以蠲租减赋，除其杂派为先。”同时他为了减轻巡幸沿途百姓的负担，经常蠲免沿途地区的地丁钱粮。如第二次南巡，将江南全省积年民欠一应地丁钱粮、屯粱芦课、米麦豆杂税二百二十余万概与蠲除。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皇帝第三次南巡，看见淮扬一路既困潦灾，所过州县耕获、市场不及以前二十三年(1684年)、二十八年(1689年)第一、二次南巡时，认为：“此皆由地方有司奉行不善，不能使实惠及民”，因此“亟思拯恤，截留漕粮，宽免积欠”。采取切实措施减轻百姓负担。他也认识到，蠲免钱粮原为百姓小民，然而田亩多归缙绅豪富之家，小民所获甚微，无田穷民未必均沾实惠，约计人民有恒业者十之三四，余皆赁地出租，所余之粮仅能度日。于是要求地主也要给佃户适当免收地租，调整主佃及其与国家的关系。

由于康熙皇帝大量蠲免钱粮，民间有建立碑亭称颂的，康熙皇帝担心此举各地仿效，未免致损民力，下令停止建造。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南巡驻跸苏州府城内，正逢生日万寿节，官民奏进各种食物。康熙皇帝以“因阅视河工，巡访风俗而来，非为诞辰也”，谢绝礼物。

康熙皇帝还以江南浙江为人文萃集之地，入学名额应酌量加增，又於府学分大中小各增五名，以示奖励人才之意，也有同江南知识分子联络感情作用。

清朝常有百姓拦截官舆告状之事发生，皇帝的舆轿被拦阻，势必影响巡视进展，也不利于安全。于是还严禁军民怀奸挟诈，希逞私愤，善于驻跸处所告讦；倘有妄控，除所告事不与准理外，仍严加治罪。从这一点看，康熙皇帝是不会喜欢进行微服私访的。

但是，康熙皇帝巡幸也不是不见百姓。他到了扬州一带，因不严警跸，百姓男女老幼奔走杂沓，瞻望恐后，高岸水次，甚至有倾跌之虞。于是要求百姓：“止于夹道跪迎，毋得紊乱追趋，致有诸患。”康熙皇帝巡视山东时，所经城邑百姓扶老携幼，夹道欢迎，康熙皇帝询问道路旁的百姓收成情况，得知“连岁顺成，民生稍得安业”。一般来说，南巡多由舟行，官民群集两岸迎驾，由陆路西巡，经过郡邑官民无不扶老携幼，欢腾道旁。康熙皇帝令在乘舆左右备咨地方利弊，据说大家都畅所欲言。康熙皇帝曾巡幸至德州，见有一二灾民流移道路，于是询问疾苦，表示关心。

康熙皇帝自称通过到处巡幸，因此风俗民情无不洞悉。巡视南方时注意米价的变动和市场供求关系，防止米价上涨；关心全国各地纳税交银而加征的钱粮火耗数量，反对官员加重火耗；了解到江浙人喜好争讼，告诫改变风尚；认为江南人习尚奢靡，家无储蓄，山西商人多在当地经商，勤俭生活，故多富饶，倡导移风易俗。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康熙皇帝对大臣说：“朕巡幸七省，畿辅秦晋民俗丰裕，江浙则较三十八年时更胜，山东近因水旱大异畴昔，河南百姓生计甚艰，此二省之民深历朕怀。”这是他巡视地方得到的民生印象，非端居宫中的帝王可比。康熙皇帝评价说：江浙山东等处地方官，因他不时巡幸，各加勉力，操守皆优，山陕官员则劣甚。并说他恨贪污之吏，更过于搞分裂反叛的噶尔丹。

巡视使康熙皇帝了解到一些民间具体情况，对于行政决策起到了好的作用。如他针对各省督抚上奏编审人丁数目，并未将增加之数全部上报。于是说他凡巡幸地方，所至询问一户或有五六丁止一人交纳钱粮，或有九丁十丁亦止二三人交纳钱粮，其他人并无差徭，共享安乐。西南平定以来，人民日增，土地开垦耕种，生齿实繁。为掌握人丁的实数，决定从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起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康熙皇帝巡视地方也不耽误工作。如康熙二十三年首次南巡，规定奏章俱三日一送行在，有时内阁送来的时间晚了，他要批阅到深夜。

康熙皇帝以频繁的巡视地方，关心民生，处理政务，给人们留下了“勤政爱民”的良好形象，为以后的皇帝树立了榜样。

《六韬》概述

《六韬》又称《太公六韬》、《太公兵法》，旧题周初太公望所著，普遍认为是后人依托，作者已不可考。吕望，又称吕尚，字子牙，原姓姜，周人称之为师尚父或太公望，为周初军事家、谋略家。青年时曾在商都朝歌为吏，后投奔西周，得文王姬昌的赏识。他根据当时敌我双方的具体情况，为姬昌提出了逐步翦商增强自己实力，先求改变力量对比、然后伺机进行决战的谋略方案。经过姬昌施行，终于形成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局面，为灭商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牢固的基础。文王死后，他继续辅佐其子武王姬发，进一步削弱商的实力，并最终指挥周军在牧野之战中一举灭商。西周建立后，因功受封于齐。他举贤尚功，因俗而治；重视工商和军队建设，使齐国很快强盛起来，奠定了齐数百年的大国地位。

现在一般认为此书成于战国时代。全书以太公与文王、武王对话的方式编成。此书在《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兵家类中不见著录，但在儒家类著录有《国史六》“即今之《六韬》也，盖言取天下及军旅之事。字与韬同也。”《隋书经籍志》明确记载：“《太公六韬》五卷，周文王师姜望撰。”但从南宋开始，《六韬》一直被怀疑为伪书，特别是清代，更被确定为伪书。然而，1972年4月，在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古墓中，发现了大批竹简，其中就有《六韬》的五十多枚，这就证明《六韬》至少在西汉时已广泛流传了，对它的怀疑与否定也不攻自破了。

《六韬》的版本源流比较复杂，各本内容互有异同。从现存本看，大致有以下四个系统：

1. 竹简本，即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六韬》残简和河北定县汉墓出土的《大公》残简，这是现存最早的版本。前者已整理出来，有文物出版社铅印本。

2. 唐写本，即敦煌唐卷子本《六韬》残卷，共存201行(其中一行只残存半个字)，20个篇目。原件藏法国巴黎全图书馆，北京图书馆有缩微胶卷。这是现存最早的纸写本《六韬》。

3. 《群书治要》本，是唐魏微给唐太宗编的摘要本，只有文韬、武韬、龙韬、虎韬、犬韬的内容，未列子目，亦未收豹韬。以上三个系统都程度不同的保存了一些不见于今本的侠篇或侠文。

4. 《武经七书》本，初刻于北宋元丰二年(1080年)，现存有南宋孝宗、光宗年间的刊本，藏日本静嘉堂文库，是现存最早的刊本，国内有其影印本即《续古逸丛书》本。明清以来众多的总书本及其精本、白文本，大都属于这个系统的版本。

《六韬》的篇目，最早在《汉志》著录为《兵八十五篇》，今本即宋代删定的“武经”本《六韬》共60篇，二者相差25篇。现在所能看到的两种汉简本和唐写本残卷中的篇题和内容，既有与今本相同的，也有不同的。不同的篇题，如汉简中的《藻启》、《治国之道第六》、《以礼义为国第十》、《国有八禁第二十》，唐写本中的《利人》、《趋舍》、《礼义》、《大失》、《动应》等。这些与今本不同的篇章内容当是60篇之外的15篇内容，或者为流传过程中失传，或者为宋朝廷颁定“武经”时删掉。

《六韬》继承了以往兵家的优秀思想，又兼采诸子之长，所以思想内容很丰富。在政治战略思想方面主张“同天下”、“天下同利”，反复强调“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重民”、“利民”，认为天下是属于民众的，因此取天下必须得到民众的拥护，强调“国之大务”在于“爱民”，其实质是轻徭薄赋，要求君主清静寡欲，不与民争利。

《六韬》一书，在军事方面，主张“伐乱禁暴”，“上战无与战”，强调“知彼知己”，“密察敌人之机”，“形人而我无形”，“先见弱于敌”。要求战争指导者“行无穷之变，图不测之利”机动灵活地运用各种战略战术。它认为作战中最重要的是奇正变化，“不能分移，不可语奇”。对于攻城，它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围困打援，迫敌投降。它重视地形、天候对战术的影响。总结了步、车、骑兵种各自的战法及诸兵种的协同战术。它重视部队的编制和装备，详细记述了古代指挥机关的人员组成和各自的职责，提出了因士兵之所长分别进行编队的原则。它认为“凡三军有大事，莫不习用器械”，详细记述了古代武器装备的形制和战斗性能。重视军中秘密通讯，记述了古代军中秘密通信的方式方法。它还重视将帅修养和选拔，认为“社稷安危，一在将军”要求将帅不仅要谙熟战略战术、知进退攻守、出奇制胜的谋略，而且要懂得治乱兴衰之道，要能与士卒同甘苦，共安危，并提出了考察将帅的八条方法，即所谓“八徵”。

在军事哲理方面，《六韬》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它一方面反对巫祝卜筮迷信活动，把它列为必须禁止的“七害”之一，另一方面又主张用天命鬼神去迷惑敌人。它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初步认识到了矛盾的对立和转化，提出了“板反其常”的重要辩证法思想，是对古代辩证法思想的重要贡献。它的许多军事思想都是建立在这一思想基础之上的，如“夫存者非存，在于虑亡；乐者非乐，在于虑殃”，“大智不智，大谋不谋，大勇不勇，大利不利”，“太强必折，太张必缺”，“无取于民者，取民者也”等等。

《六韬》分别以文、武、龙、虎、豹、犬为标题，各为一卷，共六十篇，近二万字。卷一《文韬》内分《文师》、《盈虚》、《国务》、《大礼》、《明傅》、《六守》、《守土》、《守国》、《上贤》、《举贤》、《赏罚》、《兵道》等十二篇，主要论述作战前如何充实国家的实力，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做好战争准备。如对内先要富国强民，对人民进行教育训练，使之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对外要掌握敌方的情况，注意保守自己的秘密，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卷二《武韬》内分《发启》、《文启》、《文伐》、《顺启》、《三疑》五篇，有的版本把“《兵道》”列于《三疑》前。这一卷主要论述取得政权及对敌斗争的策略，强调在作战前必须先对敌我双方的情况了如指掌，进行比较，以己之长克敌之短，才能制胜。

卷三《龙韬》内分《王翼》、《论将》、《选将》、《主将》、《将威》、《励军》、《阴符》、《阴书》、《军势》、《奇兵》、《五音》、《兵征》、《农器》等十三篇，主要论述军事指挥和兵力部署的艺术，指出在战争中要调动对方，选择将帅、严明纪律，然后确定如何发号令、通信息。还指出要注意天时地利、武器装备和物质供应等。

卷四《虎韬》内分《军用》、《三阵》、《疾战》、《必出》、《军略》、《临境》、《动静》、《金鼓》、《绝道》、《略地》、《火战》、《垒虚》等十二篇，主要论述在宽阔地区作战中的战术及其他应注意的问题。

卷五《豹略》内分《林战》、《突战》、《帮强》、《敌武》、《山兵》、《泽兵》、《少众》、《分险》等八篇，主要论述在各种特殊的地形作战中的战术及其他应注意的问题。

卷六《犬韬》内分《分合》、《武锋》、《练士》、《教战》、《均兵》、《武车士》、《武骑士》、《战骑》、《战车》、《战步》等十篇，主要论述教练与编选士卒以及各种兵种如何配合作战，以发挥军队效能等问题。

《六韬》的内容十分广泛，涉及战争观、军队建设、战略战术等有关军事的许多方面，其中又以战略和战术的论述最为精彩，它的权谋家思想也很突出。

《六韬》的军事思想比较复杂，差不多先秦各家的军事思想在书中都有反映。书中最突出的是阴谋权术思想。《六韬》一开头就说：“夫鱼食其饵，乃牵于缗，人食其禄，乃服于君。故以饵取鱼，鱼可杀。以禄取人，人可竭。以家取国，国可拔。以国取天下，天下可毕。”(《文师》)，这就是说，国君统治百姓，就要像渔人钓鱼，以钓饵来诱使人们上钩，听从驱使。权谋可以表现在多方面：第一，“予之为取”。就是欲将取之，必先与之。《文师》说：“能与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与人同忧同乐，同好同恶，义也。义之所在，天下赴之。”

《国务》说：“故善为国者，驭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爱弟，见其饥瘳则为之忧，见其劳苦则为之悲，赏罚如加于身，赋敛如取于己。此爱民之道也。”在感情、道义、物质上付出这么多，对人又仁既爱，其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欲使主尊人安”(《国务》)，“无取于民者，取民者也”(《发启》)。第二，“攻强必先养强”。《三疑》说：“夫攻强，必养之使强，益之使张。太强必折，大张必缺。攻强以强，离亲以亲，散众以众。”这就是说，要攻打强大的敌人时，不妨采用让敌人骄傲自大的策略，敌人骄傲自大了，自然就容易对付了。

第三，“文伐”。《文伐》中列举了十二条属于文伐，不属于武攻的阴谋诡计。一是投其所好，让敌人产生骄傲之心；二是“亲其所爱，以分其威。一人两心，其中心衰，廷无忠臣，社稷必危”；三是“阴赂左右，得情甚深。身内情外，国将生害”；四是用珠玉、美人来腐蚀麻痹敌人；五是挑拨敌方忠臣与君主的关系；六是收买敌人的内臣，离间其外臣；七是送给敌人大量财物，使其轻视生产，因而导致蓄积空虚；八是与敌国伪结亲谊以麻痹敌人，使其为我所用；九、十是表面上尊崇敌国，示之卑微顺从，使其骄怠自毙；十一、十二是要收买敌国大臣，堵塞敌之耳目，使其豪杰智士为我所用，用乱臣美女迷惑其主。一般兵书大都重视战场上的战略战术，对阴谋手段论述得较少。把阴谋论述得如此详细的，《六韬》是最突出的。

在战略战术上，《六韬》有其独到之处。《兵道》说：“凡兵之道，莫过乎一。一者能独往独来。黄帝曰：‘一者，阶于道，几于神。’用之在于机，显之在于势，成之在于君。”这是说，用兵的原则在于“一”。所谓“一”，就是事权要专一，兵力要集中，行动要统一，这样才能独往独来，机动灵活，不受牵制，取得战争的主动权。《军势》载：“武王问太公曰：‘攻伐之道奈何？’太公曰：‘势因敌之动，变生于两阵之间，奇正发于无穷之源。故至事不语，用兵不言。且事之至者，其言不是听也。兵之用者，其状不定见也。倏而往，忽而来，能独专不制者，兵也。’”这里强调的是“因敌之动”，“倏而和主，忽而来”，核心是突出机动灵活，不为敌人所牵制。能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就可以战无不胜。

《六韬》还强调了用兵要见机而作，以谋略取胜，而不以力战。“故善战者，不待张军。善除患者，理于未生。善胜敌者，胜于无形。上战与无战。故争胜于白刃之前者，非良将也。设备于已失之后者，非上圣也。智与众同，非国师也；技与众同，非国工也。”在《六韬》中，还论述到了步、车、骑三种兵种配合作战的战术问题。《均兵》指出了车、骑的地位及其不同作用：“车者，军之羽翼也，所以陷坚陈(阵)，要(邀击)强敌，遮走北(败军)也。骑者，军之伺侯也，所以踵败军。绝粮道，击便寇也。”如果步兵与车、骑作战，那么，“必依丘陵险阻，长兵强弩居前，短兵弱发弩居后，更发更止。敌之车骑虽众而至，坚阵疾战，材士强弩，以备我后”(《战步》)。如果是平地作战，方法是“令我士卒为行马、木蒺藜；掘地匝后，广深五尺，名曰命笼。人操行马进步，阑车以为垒，推而前后，立而为屯；材士强弩，备我左右。然后令我三军，皆疾战而不解(《战骑》)。对车、骑、步的协同作战及如何运用步兵对付敌人车、骑兵的办法做了详细的论述。

对于军队的建设，《六韬》认为首先应注意将领的选拔与培养。因为“国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于将。将者，国之辅，先王之所重也”(《论将》)。“社稷安危，一在将军。”(《主将》)。所以，对于将领的选拔、考察就不能不认真细致。它认为：“将有五材十过。……所谓五材者，勇、智、仁、信、忠也。……所谓十过者，有勇而轻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贪而好利者，有仁而不忍人者，有智而心怯者，有信而喜信人者，有廉洁而不爱人者，有智而心缓者，有刚毅而自用者，有懦而喜任人者。”(《论将》)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长处与短处，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它还提出了选择考察将领的各种方法。值得注意的是，《六韬》还提出了建立参谋部的问题。

《六韬》还系统地论述了将领的自主权问题。《立将》明确记述了国君于太庙誓师，以斧钺授将，将受命出征的具体仪式，而且还郑重其事地论述了将帅应有的统率三军，独断专行的权利。“国不可从外治，军不可从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应敌……军中之事，不闻君命，皆由将出。临敌决战，无有二心。若此，则无天于上，无地于下，无敌于前，无君于后。是故智者为之谋，勇者为之斗，气厉青云，疾苦驰鹜，兵不接刃，而敌降服。战胜于外，功立于内。”这里的核心是“军不可从中御”和“军中之事，不闻君命，皆由将出”。意思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军队不能由国君在中枢机构中具体指挥，而应完全由将领根据战场上的实际情况来指挥，这样才能取得胜利。将领有自主权，就有了主动权。对于士卒，《六韬》也很重视其选拔与训练。

《练士》说：“军中有大勇敢死乐伤者，聚为一卒，名为冒刃之士；有锐气壮勇强暴者，聚为一卒，名曰陷陈(阵)之士；有奇表长剑、接武齐列者，聚为一卒，名曰勇锐之士；有披距伸钩、强梁多力、溃破金鼓、绝灭旌旗者，聚为一卒，名曰勇力之士；有逾高绝远、轻足善走者，聚为一卒，名曰寇兵之士；有王臣失势欲复见功者，聚为一卒，名曰死斗之士；有死将之人子弟欲与其将报仇者，取秋一卒，名曰敢死之士；有赘婿人虏欲掩迹扬名者，聚为一卒，名曰励钝之士；有贫穷愤怒欲快其志者，聚为一卒，名曰必死之士；有胥廉免罪之人欲逃其耻者，聚为一卒，名曰伟用之士；有材技兼人，能负重致远者，聚为一卒，名曰待命之士。”这里强调的是对士卒的因材施用与组织方法。士卒的才能、性格等是千差万别的，把这些人按一定的原则组织起来，就可以充分发挥他们潜能，取得胜利。对于军队的治理，《六韬》提出了刑赏并重和“杀贵大，赏贵小”的原则。

《将威》中写武王问太公怎样才能做到令行禁止，树立将帅的威信，太公说：“将以诛大为威，以赏小为明；以罚审为禁止而令行。故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赏一人而万人说者，赏之。杀贵大，赏贵小，杀及当路贵重之臣，是刑上极也；赏及牛竖马洗厩养之徒，是赏下通也。刑上极，赏下通，是将威之所行也。”杀和赏都是将帅建立威信的手段，这一点在《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兵书中提到过，但明确地提出“杀大赏小”原则的以《六韬》为最早。所谓“杀大赏小”，就是杀位高者以震慑他人，赏位卑者以激励众干。这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六韬》虽然从总体水平来说赶不上《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但也有其独特的价值。

《三略》概述

《黄石公三略》就是以西汉之前军事思想的优秀成果为前提而形成的。我国古代军事思想萌发很早，到春秋末年已经非常成熟，出现了系统完整、结构严密、思想丰富的不朽的军事名著《孙子兵法》。战国时期，随着兵器的革新，战争规模的扩大，以及思想上的百家争鸣，兵家著述空前活跃，产生了一大批军事理论专著(如《吴子》、《孙膑兵法》、《尉缭子》等)和专门篇章(如《荀子议兵篇》、《管子兵法》等)。春秋战国可以说是著述兵书的黄金时代，而西汉则是政府整理兵书的黄金时期，西汉王朝刚一建立，就命张良、韩信序次兵法，这是政府组织整理兵书之始。“武帝时，军政官杨仆裙摭遗逸，纪奏《兵录》”。(《汉书艺文志兵书类序》)，这部《兵录》不但是我国第一部兵书目录，而且是我国文化史上的第一部群书目录、专科目录。“至于孝成，命任宏论次兵书为四种。”(《汉书艺文志兵书类序》)。这四种就是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任宏不但开创了我国兵书分类之先河，而且第一次把战略(兵权谋)和战术(兵形势)进行了明确地区分。汉以前的这些军事学成果为《黄石公三略》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秦末农民大起义、大规模的楚汉战争、武帝的对外用兵等战争实践，则为《黄石公三略》提供了丰富而又实际的经验教训。汉初思想战线上的融合，黄老道家的流行，则为《黄石公三略》提供了思考问题的方法。这些条件，决定了《黄石公三略》的特点及在军事上的成就。

1. 关于战略思想

在介绍《黄石公三略》的战略思想以前，需要说明的是，古代的所谓韬略、谋略，乃至魏晋时期出现的“战略”(《三国志注》有司马彪著《战略》)，与现代意义上的战略既相一致，又有所区别，不可用现代战略的定义去硬套古代战略思想的内容，或把古代战略解释成现代意义上的战略。

《黄石公三略》的书名已经告诉我们，它是一部专讲韬略即战略的兵书。从“上略”到“下略”都是从战略的高度论述问题，也都始终贯穿着它的战略思想。在西汉以前，像它这样从书名到内容紧紧围绕战略问题展开的兵法专著还不曾出现。《孙子兵法》虽然是举世公认的战略学著作，汉代任宏也把它分到了兵权谋(战略)类里，但正像吴如嵩同志说的：“《孙子兵法》，同时包括《孙膑兵法》都具有兵形势家的特色。”

都不是纯讲战略问题的专著。因此，可以说，《黄石公三略》是古代第一部专讲战略的专著。

《黄石公三略》主要讲的是政治战略，也涉及到军事战略；既有对前人的继承，也有新的发展。下面从政治战略和军事战略两方面，着重谈谈它的新成就。

先谈谈政治战略。《黄石公三略》政治战略的核心是收揽人心。它的政治战略有着丰富的内容，我们将在《上略》浅说时详细介绍，这里只着重谈谈在重视“民心”方面对前人的发展。

《黄石公三略》开宗明义指出：“夫主将之法，务揽英雄之心，赏禄有功，通志于众。”一开始就把“人心”、“民心”提了出来。对于民心的重要，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作用，《黄石公三略》之前的《孙子》、《吴子》等就都有所认识。《孙子》的“道”，《吴子》的“教百姓而亲万民”，都是讲的人民群众和统治者保持一致，是进行战争的首要条件。《黄石公三略》继承了这一思想，但又有新的发展。它的“通志于众”，大体上相当于《孙子》的“令民与上同意”。然而，一个“令”字，一个“通”字，却反映了对待人民群众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孙子是居高临下强令民众服从国君的意愿，而《黄石公三略》是要求国君使自己的意愿与民众的意愿相贯通，和《孙子》相比，有了明显的进步。尤其是它提出了一些不同凡响的、至今仍闪耀着民主性光辉的观点。如在讲到国家、贤士和民众的关系时，指出：“夫为国之道，侍贤与民。信贤如腹心，使民如四肢，则策无遗。”“英雄者，国之干；庶民者，国之本。”意思是治理国家的道理，在于依靠贤士和民众。像信任自己的心腹一样信任贤士，像使唤自己的手足一样管理民众，政令就不会失误。才能出众的英雄人物是国家的骨干，民众则是国家的根本。在讲到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时，它明确指出：“夫统军持势者，将也，制胜破敌者，众也。”“以弱胜强者，民也。”“谋及负薪，功乃可述。”这就是说，统率军队掌握作战形势，虽然靠将帅，但真正纵横冲杀，直接消灭敌人的是大众。以弱胜强的原因是得到了民众的拥护和支持。遇事能征求到劳动群众的意见，功业就可成就。这种重视民众在战争中的作用的观点，同它以前的孙、吴等兵家的思想相比，是一个明显的进步。

正因为《黄石公三略》看到了民心的重要和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巨大作用，所以非常注重收揽民心、重视民事，指出：“兴师之国，务先隆恩。攻取之国，务先养民。”强调富国先富民，“四民用虚，国乃无储。四民用足，国乃安乐。”主张不要违误农时，要减轻赋税徭役等。这样，一方面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另一方面人民发展生产，能更多地给国家提供粮食，加强国防力量。

《黄石公三略》重民心的思想反映在军队，就是重视收揽士卒之心。它特别强调将帅要与士卒同甘苦共安危，以获得士卒的信任和拥护。认为只有使全军将士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才能够打胜仗。它指出：“故良将之养士，不易于身，故能使三军如一心，则其胜可全。”意思是优良的将帅像对待自己一样教养士众，这样就能使全军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在战争中取得全胜。它还提出了“士众欲一”的思想，就是要使士卒的思想统一，使他们有共同的奋斗目标。“土众欲一，则军心结。”这使《孙子》的“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若驱群羊”(《孙子九地篇》)的愚兵思想不能不相形见绌。再谈谈军事战略。《黄石公三略》关于军事战略的论述虽然很少，但却非常重要。它提出了控制战略要地的作战思想。所谓战略要地是指那些对于战争全局具有决定意义的地区或地形地物。《黄石公三略》以前的兵书，对于险要地形条件下的作战都有所论及。对于险要地形，《孙子》主张尽量避免交战，即所谓“记地则行，围地则谋。”(《孙子九地篇》)，《吴子》提出要积极利用险要地形作战，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要“避之于易，邀之于厄”(《吴子应变》)。《六韬》对《吴子》的思想又有所发展，提出：“依山林险阻，水泉林木，而为之固；谨守关梁，又知城邑丘墓地形之利。”(《六韬虎韬》)。但是，由于他们所处时代的局限，都没能从战略的高度提出对险要地形的占领和控制。《黄石公三略》所处的时代已不同于以往，战争的规模和范围都显著增大，动辄数千万人，征战数千里，先秦时的那种“围而歼之”的战机明显减少，地理位置的作用明显增大。夺取或失去一重镇要塞，往往可以决定一场战争的胜败。《黄石公三略》总结了楚汉战争以来的夺取和控制战略要地的实战经验，明确提出：“获固守之，获厄塞之，获难屯之。”意思是获得坚固的地方要固守，险隘关卡要封锁，在冲要地区要屯驻重兵防守。这里，《黄石公三略》不仅把战略要地概括为“固”、“厄”、”难”三种类型，而且分别提出了“守”、“塞”、“屯”三种处置方法。这在战略思想上与前人相比，应该说是一个重大进步。这种控制战略要地的作战原则，就是在今天热核时代，也不能说没有现实意义。

2. 关于治军思想

在治军方面，《黄石公三略》也有着很丰富的思想内容。它主张恩威并重，赏罚必信。强调将帅要施恩于士卒，“蓄恩不倦，以一取万。”同时，又要求严明法令，树立将帅威极，“将之所以为威者，号令也。”“不可以无威，无威则国弱。”“军以赏为表，以罚为里。”“赏罚必信，如天如地，乃可御人。”这些都是《黄石公三略》在治军方面的主张，但它最突出的治军思想是重视将帅中的选拔和使用。

在讨论将帅与士卒在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时，《黄石公三略》坚持的是将士并重的观点，“夫统军持势者，将也；制胜破敌者，众也。”而在治理上，并没有平分秋色，而是紧紧抓住了将帅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在将帅修养方面，它不但强调将帅要有优良品质，而且要求将帅要具备比较广博的知识。对将帅品德，先秦兵书有详细论述，如《孙子》的“智、信、仁、勇、严”，《吴子》的“理、备、果、戒、约”等。《黄石公三略》没有局限于品德方面，它在指出“虑、勇、动、怒”是为将的明诫的同时，还要求将帅做到“能清、能静、能平、能整、能受谏、能听讼、能纳人、能采言。”要具有“能知国俗，能图山川，能表险难，能制军权”的广博知识和才能，主张“仁贤之智，圣明之虑，负薪之言，廊庙之语，兴衰之事，将所宜闻。”它所要求的将帅，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思想好，办事公道，有能力，会用人，联系群众，既懂军事又懂政治，通晓历史和现状的军事人才。当然，对于将帅的知识结构，它虽然还不可能提出系统的全面的要求，它讲的品德和知识的内容与今天也大不相同，但是，它能提出将帅不仅要懂军事本身，而且还要懂得政治，要“明盛衰之源，通成败之端”，要具有多方面的知识和才能的思想，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在将帅的选拔使用上，《黄石公三略》主张选拔将帅要任人唯贤，因人而用。可以说它通篇贯穿着招贤纳土，驭将用人的思想。它指出：“贤者所适，其前无敌。”“贤人所归，则其国强；圣人所归，则六合同。”“贤去，则国微；圣去，则国乖。”它反对任人唯亲，列举了不能用贤的种种恶果：“伤贤者，殃及三世。蔽贤者，身受其害。嫉贤者，其名不全。进贤者，福流子孙。”它在强调用贤的同时，提出了用人要用其所长。指出：“使智、使勇、使贪、使愚。智者乐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贪者邀趋其利，愚者不顾其死。因其至情而用之。此军之微权也。”意思是说，使用有智谋、勇敢、贪利和愚笨的人的方法是不相同的。有智谋的人喜欢建功立业，勇敢的人爱好实现自己的凌云志向，贪财的人追求利禄，愚笨的人不顾牺牲。根据他们各自的特点而使用，这就是军队里用人的微妙的权术。它还对“辩士”和“仁者”这两种人提出了具体使用意见，即不要使“辩士”谈论敌人的长处，因为他巧辞伶齿，会夸大敌人的长处而惑乱军心，不要用“仁者”主管财物，因为他会过多地施财附和下级。这些思想，是站在封建统治者的立场上提出来的，因而不免失之偏颇。但是它提出的任人唯贤，因人而用，用人当用其长等思想原则，至今仍有借鉴价值。

3. 关于朴素的军事哲学思想

《黄石公三略》包含有丰富的军事哲理思想。它初步揭示了人们的认识是客观现实的反映，对战争的认识不能超越客观条件的许可。“端未未见，人莫能知。天地神明，与物推移。变动无常，因敌转化。不为事先，动而辄随。”它朴素地看到社会在向前发展，事物在不断变化。而战争又是诸事物中最富于变化的事物，因此，治国要“观盛衰、度得失，而为之制。”也就是要困时而变法，打仗要依据敌情的变化而随时改变自己的作战计划和行动。

《黄石公三略》初步认识到对立的事物能够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它指出：“柔”而适中是美德，“刚”而失中是祸害，“弱”而有德会得到人们的同情和帮助，“强”而不仁，会受到人们的怨恨和攻击。这样以来，柔者居上，弱者变强。因此，“柔能制刚，弱能制强。”柔弱刚强处在不断相互转化之中，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巧妙运用。“柔有所设，刚有所施，弱有所用，强有所加。”它还认识到事物发展到一定程度，就要向其反面转化，“造作过制，虽成必败。”在战争观方面，它从《老子》的反战观点中引出了积极支特正义战争的主张。它似乎看到了事物转化需要一定的条件。认为战争是不好的，但是战争不会自行消灭，要用正义的战争消灭非正义的战争，“不得已而用之，是天道也。”

《黄石公三略》在论述士与民、将与众、德与威、仁与法、柔与刚、弱与强等关系时，注意到对立事物的两个方面，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片面性。这也是它在军事思想的某些方面能够超越前人的一个重要原因。如它提出贤士是国家的骨干，而人民则是国家的根本，“得其于，收其本，则政行而无怨。”提出将士并重，认为掌握军队形势的是将帅，而消灭敌人取得胜利的是士卒，二者缺一不可。认为君主和将帅既不能无德，也不能少威。君“无德则臣叛”，“无威则失权”；臣“无德则无以事君”，“无威则国弱，威多则身蹶”。提出仁法兼施，“善施于顺民，恶加于凶民”，对“顺民”实行仁政，对“凶民”用法令制裁。还提出刚强柔弱相宜，“能柔能刚，其国弥光。能弱能强，其国弥彰”等，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在政治上它还提出了“道德仁义礼、五者一体”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