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处在混乱、危亡的时期,都会有些什么现象发生呢？又怎样才能得到治理呢？或者说还能不能治理呢？读了本篇,你就会明白。
何谓“六主”？
荀悦曰；“体正性仁,心明志同,动以为人,不以为己,是谓‘王主’[议曰:王主者,谓天姿地德]；克己恕躬,好问力行,动以从义,不以从情,是谓‘治主’[议曰:治主者,谓抑情割欲]；勤事守业,不敢怠荒,动以先公,不以先私,是谓‘存主’[议曰:存主者,谓拘法守律]；悖逆交争,公私并行,一得一失,不纯道度,是谓‘衰主’；情过于义,私多于公,制度逾限,政教的失常,是谓‘危主’；亲用谗邪,放逐忠贤,纵情逞欲,不顾礼度,出入游放,不拘仪禁,赏赐行私,以越公用,忿怒施罚,以逾法理,遂非文过,而不知改,忠言壅塞,直谏诛戮,是谓‘亡主’[故王主能致兴平；治主能修其政；存主能保其国；衰主遭无难则庶几能全,有难则殆；危主遭无难则幸而免,有难则亡；亡主必亡而已矣]。
分辨清楚六种类型的君主,就可以用来考核每一位皇帝的功过得失；总结出九种类型的国家风气,就能鉴定一个国家兴盛还是衰败；探讨四种乱国的表现,核定四种危国的征兆,那么治国安邦、拨乱反正的方针也就清楚了。
东汉末史学家苟悦说:“天性仁慈,头脑清醒,志在天下大同,所有的举措都是为了人民,而不是为满足自己的私欲,这是‘王主’--可作帝王的君主[王主具有先天的仁慈美德]；能克制自己的私欲,性格宽厚,能身体力行,勤学好问,办事遵循仁义的原则,不感情用事,这是‘治主’--能带来一个清明盛世的君主[治主的主要表现是克制情欲,忍痛割爱]；勤政爱民,兢兢业业地保护先烈开创的基业,丝毫不敢荒淫懈怠,处理国家大事能做到先公后私,这是‘存主’--能坐江山的君主[存主关键是奉行先主的传统法规]；性情狂悖,叛逆伦常,朝廷里的奸邪争权夺利,公私并行,政策的得失没有什么真正的理论标准做依据,这是‘衰主’--走上穷途未路的君主；情欲压倒了礼义,私利重于公益,国家制度超过了界限,政治文化失去了常规,这是‘危主’--危在旦夕的君主；亲信、重用诬陷忠良的邪恶小人,排挤、打击德才兼备的忠臣,放纵情欲,贪得元厌,不顾忌礼教法规,出入游幸放荡,不受规章制度的约束,拿着国家的财物赏赐亲信,超过了用在公共事业上的开支,一不高兴就乱加刑罚,从不依据法律,文过饰非,有错不改,忠诚的意见听不到,敢于冒死直谏的大臣都要被杀掉,这是‘亡主’--亡国的君主。”
[所以说,“王主”可以统一四海,使天下兴盛太平；“治主”可以巩固这种局面；“存主”可以保住江山；“衰主”如果国家不发生灾难可以勉强保住安全,有难就危险了；“危主”没有国难就谢天谢地了,有难必是亡国；“亡主”则必亡无疑了。]
君臣亲而有礼,百察和而不同,让而不争,勤而不怨,唯职是司。此“理国之风”也[尹文子曰:“上不胜其下,下不犯其上,上下不相胜犯,故禁令行,人人无私,虽经险易而国不可侵,治国也]。
礼俗不一,职位不重,小臣谗疾,庶人作议。此“衰国之风”也[尹文子曰:“君年长多妾媵,少子孙,疏强宗,衰国也”]。
君臣争明,朝廷争功,大夫争名,庶人争利。此“乖国之风”也。
上多欲,下多瑞,法不定,政多门。此“乱国之风”也[尹文子曰:“君宠臣,臣爱君,公法废,私欲行,乱国也”]。
以侈为博,以伉为高,以滥为通,遵礼谓之拘,守法谓之固。此“荒国之风”也[议曰:夫晋家尚于浮虚,所以败也。此之谓也]。
以苛为察,以利为公,以割下为能,以附上为忠。此“叛国之风”也[叔向曰:“大臣重禄而不极谏,近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也]。
上下相疏,内外相疑,小臣争宠,大臣争权。此“危国之风”也。
上不访下,下不谏上,妇言用,私政行。此“亡国之风”也[尹文子曰:
“国贫小,家富大,君权轻,臣势重,亡国也。内无专宠,外无近习,支庶繁息,长幼不乱,昌国也。农桑以时,仓廪充实,兵甲劲利,封疆修理,强国也。”
文子曰:“夫乱国若盛,治国若虚,亡国若不足,存国若有余。虚者,非无人,各守其职也；盛者,非多人,皆邀于未也；有余,非多财,节欲事寡也；不足者,非无货,人鲜而费多也。”]
(原文似有误,上列共“八风”,与九之数不合。--译注)
“九风”是什么意思呢？
君臣之间亲近有礼,文武百官虽有不同政见但仍然和睦相处,互相谦让,不争名夺利,勤勤恳恳为国效力,不互相埋怨,一心一意把自己分管的工作做好。这是“理国之风”--国家大治的象征[尹文子说:“上级领导不压制下属,下属不冒犯上级,上下融洽,就能做到令行禁止,人人无私。在这种风尚下,虽然经受艰难险阻的考验,国家仍可坚如盘石,不会受到敌国的侵犯。这才是真正的天下大治”]。
礼教风尚不能统一,当官的不受敬重,基层官员攻击国家的弊病,平民百姓议论纷纷,这是“衰国之风”--国家衰败的象征[尹文子说:“国王虽然年迈还养着许多嫔妃,子孙不多,有势力的宗族被疏远,这是国家衰败的表现]。
君臣互相争荣誉,朝中大臣争功劳,士大夫争名声,老百姓争私利,这是“乖国之风”--众叛亲离的象征。
上层官员私欲泛滥,下层官员作恶多端,法规不稳定,政出多门,这是“乱国之风”--国家动乱的象征[尹文子说:“国王宠幸大臣,大臣只爱君王,国家的法律废弛,人欲横流,这是乱国的表现”]。
把奢侈误以为繁荣,把骄纵误以为高贵,把自由散慢误以为开明,遵守礼义的人被认为是顽固不化,奉公守法的人被认为是固步自封,这是“荒国之风”--国家荒淫的象征[晋代崇尚玄虚、轻浮,所以引起了五胡乱中华,就是历史的明证]。
把苛捐杂税当作精明,为国家服务是为了捞取好处,把宰割老百姓当作能耐,把溜须拍马当作忠诚,这是“叛国之风”--国家叛乱的象征[叔向说:
“大臣只想着奉禄,就是不进忠言,亲信的随从怕得罪上司不敢说真活,下面的真实情况反映不到中央,这是最大的隐患]。
上下隔阂,内外猜疑,小官员争着讨上司的欢心,当大官的争夺权力,这是“危国之风”--国家危亡的象征。
上级官员不深入基层了解情况,下面的群众也不向上反映意见,老婆怎么说就怎么办,国家的法律不执行,而是各搞各的,这是“亡国之风”--
国家灭亡的象征。
[尹文子说:“国家贫困衰弱,私人出现了富户大家；国王的权力削弱,大臣的势力增强,这就是亡国的征兆；宫廷内没有专宠一人的现象,朝廷里没有宠幸的弄臣,家族人丁兴旺,长幼有序,这是国家昌盛繁荣的表志；农事活动适时,粮食储存厚实,军队精锐,疆土治理得很好,这是强国的特征。”
文子说:“动乱的国家看上去好象很热闹；安定的国家看上好象很空虚；灭亡的国家好象匾乏不足；图存的国家好象过剩有余。空虚不是没有人,而是因为人人都在岗位上；热闹不是人丁多,而是因为都在追逐蝇头小利；有余不是财力富余,而是因为寡欲少事；不足不是市场无货,而是因为人们虽然收入少,但是各种税赋却很多。]
管子曰:“年有疑妻之妾,此家乱也；庶有疑嫡之子,此宗乱也；朝有疑相之臣,此国乱也；任官无能,此众乱也。”
[故曰:立天子者,不使诸侯疑焉；立诸侯者,不使大夫疑焉；立正妻者,不使嬖妾疑焉；立嫡子者,不使庶孽疑焉。疑则动,两则争,杂则相伤。故臣有两位者,国必乱。臣两位而国不乱者,君犹在也,恃君不乱,失君必乱矣；子两位者,家必乱,子两位而家不乱者,亲犹存也,恃亲不乱,失亲必乱矣。臣疑其君,无不危之国；孽疑其宗,无不危之家也。]
什么是“四乱”呢？
管仲说:“家中有疑忌正室的小妾,这是家乱；庶子疑忌嫡子,这是宗乱；朝廷里有疑忌宰相的大臣,这是国乱；任命的官员昏庸无能,这是众乱。”
[所以说:“确立谁为天子时,不能引起各地诸侯的疑虑；分封王侯的时候,不能让朝中大夫疑虑；立正妻的时候,不能让妾疑忌；立嫡子的时候,不能让庶子疑忌。一有疑忌就要有所行动,不分正偏、长幼就要争斗,没有秩序就会互相伤害。因此把同一职务任命给两个大臣,国家必然发生动乱,没有发生动乱是因为国王还健在,依靠国王平息纷争,大臣们有所畏惧,还不敢乱来。国王一死,必乱无疑。同时立两个嫡子的情况也一样。另外,大臣疑忌国王,没有不危害国家的；庶子疑忌家长,没有不危害家庭的。”]
又曰:“卿相不得众,国之危也；大臣不和同,国之危也；兵主不足畏,国之危也；民不怀其产,国之危也。此治乱之形也。
凡为人上者,法术明而赏罚必者,虽无言语而势自治；法术不明而赏罚不必者,虽日号令,然势自乱。”
[管子曰:“理国有三器,乱国有六攻。明君若能胜六攻而立三器,故国理。不肖君不能胜六攻而立三器,故国乱。三器者何也？日号令也,斧钺也,禄赏也。六攻者何？曰亲也,宾也,货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号令无以使下,非斧钺无以威众,非禄赏无以劝人。六攻之败何也？曰虽不听而可以得存,虽犯禁而可以得免,虽无功而可以得富。夫国有不听而可以得存者,则号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则斧铱不足以威众；有无功而可以得富者,则禄赏不足以劝人。号令不足以使下,斧钺不足以威众,禄赏不足以劝人,则人君无以自定也。]
什么是“四危”呢？
管仲又说:“国家的危险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公卿和相国得不到群众的拥护；二是大臣们不能同心协力；三是统帅军队的元帅不足以引起敌人的畏惧；四是人民不关心生产。这就是识别天下大乱或天下大治的标准。
“凡是作为最高领导者的,法策、法规严明,赏罚必定兑现的,虽然不用多少宣传口号,大势所趋,国家自然能达到大治；法令、策略不明,赏罚又不兑现的,即使天天发号召,也必然要大乱。”
[管仲说:“治国有三种武器,乱国有六种隐患。英明的国王如果能战胜这六种隐患,掌握这三种武器,国家必然会得到治理。昏君不能战胜六种隐患,掌握三种武器,所以致使国家动乱。三种武器是什么呢？一是号令,二是刑罚,三是俸禄和赏赐。什么是六种隐患呢？一是亲信,二是宾师(没有官职而被国王敬重的人),三是行贿的人,四是女色,五是善于钻营的小人,六是陪你玩赏的人。三种武器有什么功用呢？没有号令不能驱使臣民；没有刑罚不能在群众中产生威摄力量；没有赏禄不能鼓舞人效命。六种隐患为什么会导致败亡呢？这六种人虽然不服从法令也可以安然无羔,虽然犯了法也可以逃避法网,虽然没有功也可以发财致富。一个国家,有了不守法也安全的人,就不能让下边的人服从号令；有违法不究的人,法律就没有了尊严；有无功受禄的人,奖赏和薪水就不起作用。这样一来,当国王就失去了坐稳江山的武器。]
[商子曰:“法令者,人之命也,为治之本也。一免走而百人逐之,非以免可分以为百,由名分之未定也。夫卖兔者满市,盗不敢取,由名分之定也。
故夫名分定,势治之道也。名分不定,势乱之道也。故势治者,不可乱也；势乱者,不可治也。夫势乱而欲治之,愈乱矣；势治而治之,则治矣。故圣人治治不治乱也。圣人为人作法,必使之明白易知,愚智偏能之。故圣人立天下而天下无刑死者,非可刑杀而不刑杀也,万人皆知所以辟祸就福而皆自治也。明主因治而治之,故天下大治也。”]
故曰:善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是故明主审法度而布教令,则天下治矣。
[《左传》曰:“国将亡必多制。”杜预云:“数变法也。”]
因此可以说,体制、风尚构成了治理的格局,体制合理,顺其自然,国家就不会发生动乱。相反,即使手忙脚乱,也不会治理好。尧舜垂拱,无为而治,都显得雍容有余,因为其体制是治理的格局；胡亥、王莽奔驰忙碌,都制止不住天下大乱,因为其体制就是致乱的格局。
商鞅说:“政策法令,是人民的生命,国家的根本。上百个人追捕一只野兔,不是因为一只兔子可以变成一百个,而是由于兔子的所有权还没有确定。卖兔子的人市场上到处都有,但是盗贼不敢随便拿,因为归谁所有已经明确。由此可以知道,确定名分(解决所有权),是治国的基本原则。名分不确定,所有权不明确,势必要发生混乱。如果体制是治理的体制,想乱也乱不了。体制是混乱的体制,想治也治不了。是混乱的体制,越治越乱。是治理的体制,治理就很容易了。所以圣人只治理具备治理体制的国家,不治理其体制就是动乱根源的国家。圣人为人民群众制定法律,一定要让老百姓对法律明白易知,通俗易懂,人人都能做到。所以在圣人建立的国家里,没有因犯法而被杀的。倒不是该杀不杀,而是因为人人守法,人人避祸就福,人人自我教育。英明的君主以根本体制为基础治国,所以才会出现天下大治的盛世。”]
因此,我们说,善于治理国家的人,是在改造国家体制上下功夫,而不是把希望寄托在某一个人身上。所以英明的国家领导人反复研究审视法律制度,而后颁布命令,天下就会实现大治。
[《左传)说:“一个国家快要灭亡的时候,必然会有许多政策制度出台。”
杜预解释说:“这里的意思是变法频繁。”]
结论:能够匡扶世道人心、辅佐国家大政的权臣,务必要首先明白盛衰的道理,精通成败的奥秘,研究造成大治或大乱的体制根源,通晓各级领导的任用和罢兔的规矩,再加上面临纷繁复杂的时局而不迷惑,遇到疑难、棘手的问题能断决--做为君王的辅相,古住今来,没有不首先从这里做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