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非、善恶在特定的时空内,是有标准的。然而,时空越大,其标准就越模糊。大到整个宇宙,长到几万年,就无是非,无善恶了,因为整个时空只有一个最高的法则--阴阳反正。可是有限的人生总想永远处在最佳状态,即所谓“人不要老,钱不要少”。这里就告诉你一个秘诀:“欲穷不得、欲达不衰、欲贵不贱”的奥妙。
故著“反经”一章以明之也。]
臣闻三代之亡,非法亡也,御法者非其人矣。故知法也者,先王之陈迹,苟非其人,道不虚行。故《尹文子》曰:“仁、义、礼、乐、名、法、刑、赏,此八者,五帝三王治世之术。”
故仁者,所以博施于物,亦所以生偏私。--[反仁也。议曰:在礼,家施不及国,大夫不收公利。孔子曰:“天子爱天下,诸侯爱境内,不得过所爱者,恶私惠也。”故知偏私之仁,王者恶之也。]
[在讨论治国之道时,人们历来认为仁义、赏罚是治国的总纲,是基本国策。然而,如果仁义、赏罚的方法使用不当,反而于国于民有害。因此特别撰写了“反经”这一章来说明这个问题。]
我听说夏、商、周三个朝代之所以消亡,并不是因为三代的法规制度过时了,而是因为执政的人不是合适的人选。这证明所谓法制,亦即前代圣君的主张、路线,如果没有合适的人选,就不会凭空得以贯彻实行。所以战国时的尹文子说:“仁、义、礼、乐、名、法、刑、赏,这八种政治措施,是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和三王(夏禹、商汤、周文王)治理国家的基本方法。”
[仁爱这种政治主张,本来是要普遍地、一视同仁地爱全国的民众,可是在实行的过程中却会生出偏心来,鼓励了某些人的私欲。这就是仁爱的流弊。
《礼记》中讲过:从原则上讲,给某一家的奖励、优待不应该普及于全国。
在国家机关服务的人,做官当领导,不应该假借公家的名誉为自己捞好处。
孔子说:“做皇帝的爱天下老百姓,各地诸侯爱自己境内的老百姓,各各不得超过自己的范围去爱人家的人。”所以要有这样一种规范,目的就在于反对私人恩惠的出现。由此可知,作为一个贤明的国王,特别憎恶那种假公济私、收买人心的行为。]
节义这种品操的提出,本意是要建立一个德行的标准,结果成了某些人哗众取宠、背弃大节的借民走向了节义的反面。[牺牲性命以殉国难,面对国之存亡与生死抉择而志不可夺,这才是真正的大义。假如象赵国宰相虞卿那样,宰相不做,偷偷逃离赵王,来帮贫贱时的朋友魏齐逃难；或者象魏公子信陵君无忌那样,偷了国家的兵符,假借国王的命令出动三军,帮助赵国的平原君打退了敌人,为平原君救了急,然而他们却都背弃了国家利益。朋友之间的情义是成全了,但是忠于职守、克己奉公的大节却废弃了,所以赵国隐士毛公责备魏元忌说:“这样做,对赵国虽然有功,对魏国却有害无益。”
举凡这一类事情,都不过是为了私人情义给自己贴金罢了。]
礼仪规矩的建立,是为了让人们的言行恭敬严谨,但是懒惰和散漫也会同时产生,结果走向了“礼”的反面。[汉文帝的时候,有人建议制定礼仪法规,文帝说:“繁文缛节的礼仪,矫柔虚假的形象,对真正的文明礼貌没有好处,以身作则地去教育大家就行了。”于是下令不再谈这个问题。郭嘉曾经对曹操讲过:“袁绍繁琐的仪式和礼节太多,不象曹公你这样直截了当,本色自然,这就从道义上胜过了他啊!”这就说明,遵守繁琐的礼节到了让人叫苦不跌的地步,真正做到就很难了,于是人们只好逃避、偷懒。]
文学艺术,本来是陶治性情,柔和心灵的好东西,但是也会叫人淫佚放浪。[这就是乐的流弊。论述音乐的《乐记》指出:“郑国、卫国的音乐,是乱世的音乐,是男女偷情的音乐,是亡国的音乐。”所以严安说:“美人佳丽,珍奇怪诞,固然好听,好看,但淫佚放浪也就由此而生了。所以生活得太舒适了,就会滑向堕落；娱乐太过分了,就会出现荒淫；文明礼尚太过分了,只图形式华丽的东西就泛滥了；对教养学识要求过头了,假冒伪劣的货色就会多起来。‘伪、彩、淫、泰’这些反面的东西,是决不能拿来规范人的。”]
名位等级的设立,目的是为了对身份的高低有个明确的划分,但是骄慢、篡夺的野心也就因此而产生了。[这就是等级制度的负作用。人们议论说:古代官位不同,待遇级别也不同,所以德高望重的人制定出明确的有关地位、待遇的制度,以便使尊卑上下有序,对乘什么车,穿什么颜色、款式的衣服都有不同的规定,为的是表彰有德行的人。然而当刘邦看到秦始皇的仪仗、车辇那么威风后,就感叹道:“大丈夫就应当这样!”项羽更直截了当地起了“吾当取而代之!”的念头。所以老子说:“礼仪这个东西,是因为忠信观念淡薄了才制定的,但也是倡导叛乱的开始。”这话说得一点不错。
“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贾谊云:“法之所用易见,而礼之所为至难知也。”
又云:“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此乖分也。”]
建立法制法规,是为了使人们的行为有准则,人人都安分守已,用心本来很好,但想不到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有人偏偏会找到法律的漏洞,做出大好大恶的事来。[这就是法制的负作用。《道德经》早就讲过,法令越多越明确,犯法的人也越多。贾谊也说过:“法令的条款和运用是有章可循、显而易见的,然而法令以外属于伦理道德范围的准则对人的作用,就极难辩别衡量了。”又说:“法令一出台,有人在做坏事之前先研究法律的漏洞,做了坏事又不触犯法规,法律也拿他没办法。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高明的奸险谲诈之徒就是这样产生的。这就是‘乖分’的意思。”]
刑罚的运用,本来是要威摄,惩罚那些犯法的人,但是执法的人,会出于种种目的滥用刑法或者来欺辱犯人,甚至久而久之会使自己丧失人性,有时也会放过真正的罪犯,制造冤假错案。[这就是刑的反作用。]
奖赏的运用,本来是为了劝勉人忠心效力,尽展其能,但是也会出现卑鄙的竞争。为了争功邀赏,或由于赏罚不公而闹出许多鄙俗的事情。[这就是赏的反作用。]
及其衰也,为好伪,以解有罪而杀不辜。”--[反书也。
《文子》曰:“察于刀笔之迹者,即不知理乱之本；习于行阵之事者,即不知庙胜之权。”庄子曰:“儒以诗礼发家,大儒曰:‘东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诗》固有之曰:“青青之麦,生于陵坡。”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接其鬓,压其■,而以金椎控其颐,徐别其颊,无伤口中珠。’”
由此言之,诗礼乃盗资也。]
老子的学生文子说:“古代有大本领的人创造出文字来,为的是指导民众,叫人理解天下之事,使愚笨的人变得聪明起来,使聪明的人学识渊博。
可是事与愿违,等到文化知识有了进一步发展,有学识的人却变得更坏了,他们把学到的文化知识作为自己为非作歹、作奸犯料的工具；为有罪的人辩护,冤杀无辜的人。”[这就是文字、学问的反作用。
文子又说:“看耍笔杆子的那些人的行径,就知道他们并不懂安邦治国的本事,就象习惯于行军打仗的并不懂整个国家的施政方略一样。”
庄子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他说:“读书人都是在盗墓贼,只不过他们偷的不是财物,而是文化罢了。有一回一个大知识分子带小知识分子去盗墓,大的问小的:‘天快亮了,你挖的怎么样,有些什么东西？’小的说:‘死人已经挖到了,还没有脱下他的衣服。他口中有一颗宝珠。’大知识分子一听说死人口中有宝珠,就说:“一定要把这宝珠挖出来。
《诗经》上说:绿油油的麦子,生长在山坡上,熟了以后给人吃。坟墓里的这家伙生前吝啬的很,一肚子学问不告诉人,死了还含在嘴里不说。快把它拿出来!不过,小子,你可得小心,你先把他的头发抓住,再按住他下巴上的胡须,用椎子敲他的两颊,慢慢撬开他的牙关,千万别损坏了宝珠!’”
从这个故事的寓意不难看出,文化知识实是招引盗贼的财富。]
齐宣王见文王囿大,人以为小,问于孟子。孟子曰:“周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刍荛者往焉,雉兔者往焉,与人同之,民以为小,不亦宜乎？臣闻郊关之内,有圃方四十里,杀其麋鹿者,如杀人之罪,民以为大,不亦宜乎？”
楚灵为章华之台,伍举谏曰:“夫先王之为台树也,树不过讲军实,台不过望氛祥。其所不夺穑地,其为不匮财用,其事不烦官业,其日不妨事务。夫为台榭,将以教人利也,不闻其以匮乏也。”]
至于国家建筑林园,那是为了使祖宗的灵位有个存放的地方以便祭祠。
平时则可以搞军事训练,以防意外变故。到了国力鼎盛的时候,林园便丧失了原来的意义,变成了驰骋犬军来打猎的场所,结果劳民伤财,贻误农时。[建筑林园便成了违背本意的事情。孟子讲的故事就说明了这个道理。齐宣王见周文王的御花园很大,而老百姓以为很小,就问盂子这是怎么回事。孟子说:
“周文王的花园方圆七十里,割草打柴的人能进去,山鸡野兔也可以进去,与民同乐,与民同用,老百姓自然不嫌其大,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我听说你的城郊也建了座花园,方圆四十里,老百姓如果进去打猎杀了一只小鹿,你也要抓起来以杀人罪论处,所以老百姓议论你修这么大的花园太奢侈了,这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楚灵王修了章华台,伍子胥的祖父伍举提出反对意见说:“我们祖先搞大型建筑,修亭台楼阁,是为了训练三军,观察气象。
国家搞这样的建筑,要遵循四个原则,一不侵占老百姓的耕地；二不影响国家的财政；三不因用工而影响公家和私人的正常业务；四不在农忙时期动工。
所以国家的大型建筑,是让国家和人民得到好处,这样的建筑,就不会使国家出现财政匮乏的问题。”]
太公谓文王曰:“君好听世俗之所举者,或以非贤为贤,或以非智为智。
君以世俗之所举者为贤智,以世俗之所毁者为不肖,则多党者进,少党者退,是以群邪比周而蔽贤,是以世乱愈甚。”文王曰:“举贤奈何？”太公曰:
“将相分职,而君以官举人,案名察实,选才考能,则得贤之道。”
古语曰:“重朋党则蔽主,争名利则害友,务欲速则失德也。”]
崇尚、重用人才的政策,是为了提高全社会的文化教育,人人都奉公守法,从善如流,有道德有觉悟的人从事领导工作,有才能有经验的人管理各行各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都丰富了,给全社会带来幸福样和,举国上下就会感怀这种政治的恩德。到了这种政治被败坏以后,好人和坏人往往要结为同党来争权夺利,党同伐异,趋炎赴势,狼狈为奸,各自推举圈子里的人,把国家、人民的利益置于脑后,苦心经营小集团的势力,内外勾结把私党里的人安插到各个领导岗位上。最后,一旦被大奸大雄的元凶利用,操纵权柄,窃国篡权,真正有贤德的人就会或被冤杀,或被迫退隐。[尚贤政治就走向了它的反面。
鉴于此,姜太公对周文王说:“你如果完全听任社会一般人的推荐,社会上说张三是圣人,李四是天才,你就信以为真,那就坏了。殊不知世俗中人说好说坏都没个准,老百姓有时很盲从,他们所说的圣人,也许是个奸雄,因为社会关系多,众人把他塑造成圣人的样子；他们所说的天才,也许是个骗子,私党把他吹捧成天才的样子。你如果根据社会舆论,把世俗群众推举的当作有贤德的人,把世俗群众低毁的当作坏人,那么朋党多的人就会上台,朋党少的人就会被排挤,于是结成死党,蒙蔽群众的人就会利用时机,打击、陷害真正有本事的人,天下就会越来越乱。”
文王问道:“那该怎么做才能任用到真正的贤能呢？”
姜太公答道:“文官和武官,职权要分明。国王要出以公心,按职务、按国事的需要提拨人才,实事求是,不讲人情,选拨优秀人才,考核他的政绩、才能。这才是获得人才的正道。
古人说得好:把私营山头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领导人就会被蒙蔽；争名于朝、夺利于市就会伤天害理,出卖朋友；急功近利、好大喜功就要损害国家、人民的利益,破坏领导者的形象,丧失威信。]
家富厚不以振穷救不足,而反以侈靡无度。--[反富也。]
资勇悍不以卫上攻战,而反以侵凌私斗。--[反勇也。凡将帅轻去就者,不可使镇边,使仁德守之则安矣。]
心智慧不以端计教,而反以事奸饰非。--[反智慧也。《说苑》曰:“君子之权谋正,小人之权谋邪。”]
貌美好不以统朝莅人,而反以盅女从欲。--[反貌也。
此五者,所谓士失其美质。]
《韩诗外传》说:“古代的士大夫在贵、富、勇、智、貌五种素质方面都有相反的一面。比如有些人有了势力,地位也尊贵了以后,本来应该爱护别人,爱护朋友,行侠仗义,通情达理,实际上恰恰相反,出身贫贱的一旦发迹后,一阔脸就变,变的不近情理,不行仁义,飞扬跋扈,残暴不仁。”[这就是尊贵的另一面。如果他能保持贫贱时的品德不变,那就非常难能可贵了。
所以古人另有一种说法:发了财后能让别人也发财的,想穷也穷不了；当了官后能让别人也当官的,想下也下不来；交了好运后能让别人也交好运的,想倒霉也倒霉不了。在宁波四明山归隐成仙的梅福把这一哲理总结为:“成就别人的实质上是成就自己,挡别人路的最后把自己的路也堵死了。”]
家道富裕以后,本应周济贫困,扶危急难,可是有的富贵之家,不但不帮助穷人,投资社会福利、社会公益事业,广积功德,反而骄侈淫侠,挥霍无度,最后难免落个钱财散尽,家业凋零的下场。[这就是说,财富会走向它的反面。]
仗着自己年轻力壮,勇猛骠悍,不是去保家卫国,而是好勇斗狠,欺负弱者,或者在黑道中结成流氓团伙,聚众殴斗。[这样,勇武就走向了反面,于社会有害了。把这个道理用到治国安邦让,执政者不应当让那些好战的将帅去镇守边疆,以免轻率地发动战争；而应当让仁爱宽厚的儒将或文臣守卫边疆,这样国家就安定了。]
有智慧的人如果不是用来干正事,做有益于国家、社会的事,而是使奸作诈,颠倒是非,[智慧就要走向反面。《说苑》说:“君子也用权谋,但是为了做正义的事；小人也用权谋,但是为了干坏事。”]
容貌姣美,风度翩翩的本来是件好事,如果放到树立形象、讲究礼仪的场合如公关、外交之类的地方,是很恰当的,但是如果凭脸蛋漂亮去乱搞男女关系,去行淫纵欲,[那就走到美的反面去了。
一个有教养的人如果使这五种优势走向反面,那就丧失了有文化的人五种原本美好的素质。]
“明赏则不足,不足则怨长。明王理人,不知所好,而知所恶；不知所归,而知所去。使人各安其所生,而天下静矣。”
晋刘颂曰:“凡监司欲举大而略小,何则？夫细过微阙,谬忘之失,此人情所必有,所固不许在不犯之地,而悉纠以法,则朝野无立人。此所谓以治而乱也。”]
姜太公说:“刑罚太严明,国人就会被弄得战战兢兢,提心吊胆,人整天处在这种状态就会生出变故,反而要出乱子。[这就是明罚的反作用。]什么事都看得那么清楚,人就觉得骚扰不安,为了逃避骚扰,大家就要迁移,不再安居原地了,这样容易发生动乱。”[这就是明察的反作用。姜太公还说:
“一有贡献就奖赏,动不动奖赏,容易诱发不满足的心理,不满足就滋长怨恨,久而久之就要反目成仇。这就是明赏的反作用。贤明的国王统治管理一个国家,不大去注意臣民爱好什么,而更多的是注意臣民讨厌什么；不大去注意为什么要来归顺他,而更注意为什么要离开他。这样做就能使所有的人安安静静、太太平平地过日子。真能做到人人平安,那才是真正的天下太平。”
晋朝的名臣刘颂说:“政府中负责监督稽查的官员,为什么要只注意大案要案,而对于细小的违纪现象不大过问呢？因为微不足道的过失、缺点,偶然的遗忘、疏忽,这是人之常情,在所难免,不应当将这类过错划人违纪犯法之列而统统绳之以法,否则的话,朝野上下,就没有一个站得住脚的人了。这样做的结果,看上去是求治,实际上是制造动乱。”]
齐国的名相晏婴说:一个好的臣子,固然应对上司忠心,然而忠心的过分了,就变成专权,那就不是忠了；当儿子的孝敬父母是好事,但是如果只突出他一个人的孝顺,把其他兄弟姐妹都比下去,那就是不孝；妻子爱自己的丈夫是家庭和睦的保障,但是如果丈夫还有二房小妾(这是针对古代多妻制而言),做妻子的霸住丈夫独专其房,醋劲太大不能容纳别人,很可能导致家破人亡。[因此忠孝做得太过分了,也会引起反掸。
《吕氏春秋》说:阴阳调和滋养万物,香花毒草,一视同仁。甘露雨水,普泽天下,东西南北,不遗一隅。一国之君,普天同仰,老少美丑,平等对待。战国时的法家、韩国的申不害说过:一个女人独霸了丈夫,其他的太太就要捣乱；一个大臣独揽大权,其他臣子的积极性就会被压下去。所以嫉妒心太强的妻子很容易破家,权力欲太重的大臣很容易破国。有鉴于此,一个高明的领导人,对于部下,决不偏听偏信,也不专权重用某个人,而是同心协力,各尽其能。就象车轮上的根根辐条一样,不让其中的某一根单独起作用。就样就不会发生一人专权的现象了。]
“恃武者灭,恃文者亡。”夫差、偃王是也。吴子曰:“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废武,以灭其国；有扈之君恃众好勇,以丧社稷。明主鉴兹,必内修文德,外治武训,故临敌而不进,无逮于恭。僵尸而哀之,无及于仁矣。”《铃经》曰:“文中多武,可以辅主；武中
多文,可以匡君；文武兼备,可任军事；文武兼阀,不可征伐。”]
韩非子说:“读书人舞文弄墨,常常扰乱国家的法令；认为力气大,武功好才有用的人常常靠蛮勇解决问题,也是对国家法令的破坏。”[“儒者以文乱法,侠者以武犯禁”--这是法家反文反武的说法。曹操则说:“一个国家单纯依靠武力或是单纯依靠文化,都要灭亡。”吴国的夫差,鲁国的偃王,就是“恃文者亡”的明证。吴起说:“上古时候的穷桑氏(即承桑氏)
的国王治理国家,废弃了军队建设,专讲道德,结果国家给人家灭了。夏代的有扈,依仗人口众多,军事力量强大,不要文化,结果也亡国。高明的帝王吸取这个教训,提出‘内修文德,外治武训’作为政治的最高原则,对内加强文明道德建设,对外加强国防军事建设,因此敌人不敢侵犯,民众文明安定,国王从容谦恭,供奉为国牺牲的烈士,激励人民学习英勇尚武的精神而不伤害仁爱文明的修养。”《素书》(即《铃经》)说:“有文化素养又经过军事训练的人或经过战火考验又有文化素养的人,才可以匡扶君王。国家如此,个人也一样,文武兼备的人才能做大将,否则不可委以军事重任,让其率军征伐。”
匡衡云:孔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桢干也,公卿大夫相与修札恭让,则人不争；好仁乐施,则下不暴；上义高节,则人兴行；宽柔惠和,则众相爱。此四者,明王之所以不严而化成也。何者？朝有变色之言,则下有争斗之患；上有自专之士,则下有不让之人；上有克胜之佐,则下有伤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则下有盗窃之人。此其本也。]
孔子的学生子路有一次救了一个落水的人,父母亲非常感激,送给子路一头牛,子路愉快接受后,跑来向孔子讲述。孔子说:“子路做得对,以后鲁国的人都愿意救人于危难之中了。”救了人有酬劳嘛!
孔子的另一个学生子子贡很有钱,养有奴隶,奴隶的亲人向子贡提出要赎人回去。[按照鲁国的法律,向奴隶主赎人,是要交赎金的。]但是子贡放了人却没要赎金。孔子说:“子贡做得不对,你不收赎金,以后谁还敢赎人？”
为什么孔子会有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呢？因为他认为:子路做了好事收了礼,是鼓励大家都做好事,倡导了好的社会风气,这是劝人为善。子贡因自己有钱就不收人家的赎金,显得很谦让大方,影响别的做奴隶主的都不敢释放奴隶了(得不到好处嘛)。家中有做奴隶的也不敢去赎人了。结果堵塞了行善的路子。由此看来,在该廉洁的地方讲廉洁是应该的,但是在光天化日之下眩耀自己的廉洁,只能起到相反的作用。
[汉朝爱提意见的匡衡说:“孔子曾慨叹说:有谁能以礼让治国呢？到哪里去找这样的例子呢？可见以礼治国是很不容易的。孔子所以这样感叹,是因为作为中央政府的朝廷,是全社会的神经中枢,它的一举一动,直接影响到社会风气的好坏。如果中央政府的官吏们彼此很讲礼貌,谦虚宽厚,影响到下面,就不会彼此争斗不已；中央的人好善乐施,下面就不会粗暴犯上；中央的人高风亮节,下面的风气也会跟着好转；中央宽容温和,施惠于民,下面的人彼此之间就有爱心。这四种好的社会风气,都不是靠国家领导人威严的命令形成的,而是以中央政府的实际行动感化教育全社会形成的。”道理何在？因为如果中央政府的官员们一对话就吵的脸红脖子粗,影响到下面,就发展成打架斗欧了；中央的人如果独断专行,下面就要一毛不拔、寸步不让了；中央的官员如果争名夺利,下面就要祸国殃民了；中央的官员如果唯利是图,下面就要盗窃成风了。这就是说,社会风气的好坏,根源在中央。]
京房论议,与石显有隙,及京房被黜为魏郡太守,忧惧上书曰:“臣弟子姚平谓臣曰:‘房可谓小忠,未可谓大忠,何者？昔秦时,赵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成,秦之乱,正先趣之。’今臣得出守郡,唯陛下毋使臣当正先之死,为姚平所笑。”
由此而观之,夫正先之所谓忠,乃促秦祸,忠何益哉？]
战国时的法家慎到说过:“做个忠臣固然是好的,但忠臣并不能救乱世,相反,如果是处在一个混乱的、百废待兴的时代,忠臣只会加重那个时代的混乱。”如何理解这个道理呢？舜的父母很坏,却生了舜这样一个圣贤的好儿子。舜的父亲一次次要把亲生儿子舜置于死地,舜每次都逃过了劫难,原谅了父亲。夏朝的桀是最坏的皇帝,却出了不少忠臣,结果使他的过错显得格外突出,真象是罪恶滔天一样。孝子不会出在慈父之家。[老子说:“六亲不和有孝慈。”意思是说,家庭有了变故,有了危机,才能看出儿女的孝引来。]忠臣不会产生在圣明的君王执政的时代。[老子说:“国家昏乱有忠臣。”
只有当国家、民族处在生死存亡之际,才会有忠臣出来殉国赴难。]一个英明的领导人懂得了这个道理后,就会要求部下既要尽忠,但不能过分,所管的事、所负的责任不能超越其职权范围,否则,就走到了忠的反面。
[汉朝的名臣、易学大师京房在中央政府当官的时候,因政见不同与石显有了矛盾,后来京房被下放到魏郡做太守,而石显还在中央。京房害怕了,就上书给皇帝说:“我的学生姚平对我说,我对你只是小忠,还说不上是大忠。为什么这么说呢？从前秦始皇在位的时候,赵高用事,有一个叫正先的臣子,看出赵高居心叵测,就非难、讽刺赵高,被赵高假以罪名杀了,从此赵高在政治上树立了威信,形成了赵高欺上瞒下、一手遮天的政治势力。到了秦二世,天下大乱,赵高指鹿为马,也可以说是正先促成的。现在我京房奉你的命令出来做地方官,希望你不要让我落个忠臣正先那样的下场,那就要让我的学生姚平耻笑了。”
由京房所讲的这个故事看,正先揭发赵高的阴谋,对秦始皇可说是忠了,可是这忠的结果,是自己脑袋搬家不说,反而促使赵高形成了专权的党羽和乱政的权力,最后导致天下大乱。那么这忠又有什么好处呢？]
此世俗之所谓智也。然而巨盗至则负匮揭箧,担囊而趋。唯恐缄滕扃鐍之不固也,然则向之所谓智者,有不为盗积者乎？”--[反智也。孙子曰:“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
庄子说:做小偷、扒手一类的盗贼,或是溜门撬锁,或是从别人的口袋里、皮包里偷东西,为了预防这些小偷,人们有了财宝,总是小心翼翼地放在保险柜、珠宝箱里,外面还要层层捆扎,加上大锁,生怕不牢固。这种防盗的做法,历来所世俗的人们当做是聪明智慧的表现。可是如果一旦汪洋大盗来了,把皮箱、保险柜连锅端走,这时大盗唯恐你捆得不紧,锁得不牢呢。
这样看来,以前被认为有脑子的人,不正是在为强盗储蓄、保管财富吗？
[这就是智慧的反掸。所以孙子兵法说:“敌人装备的越好,对我们越有利,只要把敌人打垮了,把装备拿过来,就成了敌人在为我们装备。”]
昔叔向问齐晏子曰:“齐其如何？”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勿知。齐其为陈氏矣。公弃其人而归于陈氏。齐旧四量:豆、区、釜、钟。四升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则钟。陈氏三量,皆登一焉,钟乃大矣。以家量贷,而以公收之。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鱼盐蜃蛤,弗加于海；人三其力,二于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国之诸市,屡贱踊贵,人多疾病,而或燠休之。其爱之如父母,归之如流水,欲无获人,将焉避之。]
至于那些被称为圣人的,能说没有不为大盗储蓄、保管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吗？肯定是有的。怎么知道呢？田成子弑齐君盗其国就是一例。
从前,齐在姜太公的治理下,城镇相连,人口众多,一派繁荣景象。市场上摆满了生猛海鲜,田野上人欢马叫,方圆二千余里,举国上下,国家典章制度的建立,城镇乡村的组织规划,哪一样不是依照他们的开国圣人姜太公的做法呢？等到后来窃国大盗田成子一出来,杀了齐简公,偷窃了齐国,田成子所到手的,又岂只是一个齐国,而且把齐国几百年间形成的好的政治制度,都偷过来了。所以历史上虽然骂田成子是窃国大盗,但他一旦权势到手,就象尧舜一样,安安稳稳地做了齐国的国王,国际上一样恭维他,一样承认他,到底还传了十二代。由此看来,田成子不但偷了齐国,而且偷了姜太公开创的圣明的政治制度,这些权势、法规又反过来保护了这个大强盗。[这就是好的政治制度的反作用。
从前晋国大夫叔向问齐国的宰相晏子:齐国的前途怎么样？晏子说:现在已经是没落的时代,我也不知道了。齐国终究要属于陈氏家族的。齐国遗弃了人民大众,人民都投到陈家的怀抱中去了。就拿计量这件事来说吧,齐国的计量办法,原来分为豆、区、釜、钟四级,以四升为一豆,依次逢四进一,进到一釜的时候,十釜才是一钟。陈家居然自己设立计量标准,不用四级而用三级,每级加一倍,进到一钟,量就大得多了。他以私自定的计量标准大斗借贷,以公家的标准小斗收进,结果老百姓的财富都送到他那里去了。
他家的山货木材堆积如山,海盐鱼虾,也不比海里的少了。老百姓出三分力,两分归公,一分用以养家糊口,可是归公的东西都是伪劣残次,负责公务的三老,穷到不得温饱的地步。国内所有市场上的东西,普通的鞋子,穷人买不起就大削价,但是高级衣料,富人抢着要,价钱高的吓人。整个国家给弄得穷的越穷,富的越富。穷苦人大多数贫病交加,可是到处听到关于陈家抚慰穷苦百姓的宣传。人心都被陈家骗去了,老百姓爱戴陈家象爱父母一样,象江河归大海一样归附了陈家。整个齐国想不被陈家收买,怎么可能呢。齐国的灾祸,是难以避免的了。]
五者不备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来之有也。”
[后汉末,董卓入朝,将篡位,乃引用名士。范晔论曰:“董卓以虓阚为情,遭崩剥之势,故得蹈藉彝伦,毁裂畿服。夫以刳肝斫趾之性,则群生不足以厌其快,然犹折意缙绅,迟疑凌夺,尚有盗窃之道焉。”]
强盗问他的头目盗跖:“当强盗也有道吗？”强盗头子说:“当然有啊!
天下什么事能离得了道呢？当强盗的学问大着呢!首先是‘妄意’--估计某处有多少财宝,值不值得动手,要计算得准确周到,--圣也；动手的时候,别人在后面,自己先进去,这是要有勇于牺牲精神的,--勇也；得手之后,别人先撒退,自己最后走,有危险自己承当,--义也；判断某处可不可以去抢劫、偷盗,什么时候去才能成功,这是需要智慧的,--智也；东西抢到以后,大块分金,大块吃肉,平均分配,--仁也。仁义智勇圣,这五条标准不具备而能成大盗的,天下没有这个道理。”
[后汉末年,汉献帝在位的时候,董卓到中央政府做官,在他图谋篡位之前,礼先下士,很会捧敬当时的知名学者如蔡邕等人。撰写《后汉书》的范晔在总结董卓篡权的历史教训时写道:“董卓这人本性野蛮残暴,有如虎狼,碰上汉朝末年政权剥落崩塌的局面,给了他野心得逞的机会,伦理道德被他践踏,纲常制度被他破坏,毁坏分裂了中央政权。象董卓这样开人胸膛,剁人手足,残酷得吃人不吐骨头的人,就是杀尽了天下人都不会称心。但是就是这样坏透了的人,对于知名度高的文人学者,还懂得故意表演礼先下土那一套,以便慢慢地、一点一滴地侵凌篡夺东汉政权,所以不要看董卓粗鲁残暴,杀人如麻,他很懂盗窃之道,很懂怎样去偷盗别人的东西。”
议曰:昔仲由为邵宰,季氏以五月起长沟。当此之时,子路以其私秩粟为浆饭,以饷沟者。孔子闻之,使子贡往覆其饭,击毁其器。子路曰:“夫子嫉由之为仁义乎？”孔子曰:“夫礼,天下爱天下,诸侯爱境内,大夫爱官职,士爱其家。过其所爱,是曰侵官。”
汉武时,河间献王来朝,造次必于仁义。武帝色然难之,谓曰:“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归即纵酒。
由是言之,夫仁义兼济,必有分乃可。故尸子曰:“君臣父子,上下长幼,贵贱亲疏,皆得其分曰理。爱得分曰仁。施得分曰义。虑得分曰智。动得分曰适。言得分曰信。皆得其分而后为成人。”
由是言之,跖徒之仁义非其分矣。]
从董卓这类人对有文化学识的人都知道笼络利用看来,仁义礼智信这些原则,好人要想成功,需要用来做依据；坏人要想成功,也不能违反这些原则。可是天下到底好人少,坏人多,所以好人用这些原则做好事,给天下众生带来的利益少,坏人用这些原则做坏事,给天下众生带来的灾祸就多了。
这就是仁义的反作用。
我们再举例来讨论这个问题。
[从前孔子的学生子路去邵这个地方做行政长官,当时鲁国的政权掌握在季家手里,季氏想在五个月内开通一条运河。这对老百姓来说,太苛刻了。
而这条运河正好在子路管辖的行政区内,为了鼓励民工干活,子路就掏自己的腰包,还把家里的粮食弄来做饭给大家吃,以补工程费用的不足。孔子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派子贡去,把子路做好的饭倒掉,把锅灶、饭碗毁掉。
子路大发脾气,跑回去找孔子吵架:“你天天教导我们做好人好事,教我们行仁义,现在我这样做了,你又叫子贡来捣乱,是不是嫉妒我们呀？”孔子说:“子路,你好胡涂啊中国的文化伦理是什么你知不知道？当皇帝的人说他们爱普天下的老百姓,是因为他们把天下当作是自己的；当诸侯的说他们爱境内的老百姓,是因为他们把自己所管辖的领地当作是自己的；当了大夫的,只管自己职责范围以内的事；普通老百姓,只爱自己的妻子儿女。如果超过了各自的范围干预别人的事,虽然你一片好心,也不得好报,因为你侵犯了别人的权力。”
汉武帝的时候,封在河间的献王刘德到长安朝见汉武帝,穿着打扮、言谈举止、进退起居都很规矩,很得体,很有礼貌。汉武帝看到以后,场面上装出赞许的样子,内心却很不高兴,于是对献王说:“汤武当年起来闹革命,根据地不过才七十里大,文王也不过是以方圆百里的地方打的天下。你现在管的地方,比他们造反时的领地大多了。好好干吧!”
献王听了这几句话,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回去以后,沉缅酒色,一天到晚喝的烂醉如泥,表示胸无大志,以此告诉汉武帝:这一下你总该放心了吧？
我不过是个酒色之徒,哪能跟汤武、文王相比？
由子路和献王这两个故事看来,要行仁义、表爱心,普遍地帮助别人,爱部下,爱集体,也要知道自己的本分才行。一旦超越了自己的职权范围,不但行不通,而且会招惹祸患。所以战国时的法家尸佼在他的著作中说:“君臣父子,上下长幼,不论贵贱亲疏,人人都要守本分,这就是理。对别人能恰如其分地表现爱心,就是仁；恰如其分地施舍,就是义；恰如其分地使用自己的思虑计谋,然是智；恰如其分地做事,就是适；恰如其分地说话,就是信。总之,一言一行都要晓得自己的本分,都要适可而止,才可以说是成熟了。”由这个道理看来,前面所说的强盗虽然也讲仁义道德,所谓“盗亦有道”,但在做人的基本原则上,他是错误的,因为他不守本分。]
[孙卿曰: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出；禹之法犹存也,而夏不代王。故法不能独立,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矣。
《庄子》曰: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代以汧澼絖为事。客闻之,请买其方百金。客得之以说吴王。越人有难,吴王使之将。冬,与越人水战,大败越人,裂地而封。能不龟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于汧澼絖,则其所用之异。]
故知制度者,代非无也,在用之而已。
综上所述,孔孟所标榜的仁义礼乐也罢,法家所提倡的名法刑赏也罢,忠孝贤智这些做人的基本原则,文韬武略、审时度势这些世俗才智的运用,每家的思想,每一种法制,都是天地间的真理,并没有向哪些人隐瞒,向哪些人显露。尽管时代变了,而真理还是代代都存在的,并不是说在三代以前,仁义道德因是圣明时代就自动出来了,到了夏桀、商纣,因是昏乱时代,仁义道德就故意离开了人类社会。问题在于每个时代的领袖人物怎样去运用,用得好就天下大治,用得不好就天下大乱。一治一乱,全在于人。
[荀子说:“古代羿的思想政策并没有遗失,只不过羿在中年就死了,没有继续下去；大禹的文化法制都还存在,但因没有接班人,没有继承下来。”
问题就在这里。任何法律、思想、体制、主义、法规,本身不能独立存在,而要靠人去运用,用得好就存在,用得不好就消亡。
《庄子》这本书里讲的一则寓言正好说明了这个道理。宋国的一家人,有一祖传秘方,冬天涂在手上不生冻疮,皮肤不会皲裂。这家人靠这个秘方世世代代漂布为生。有人路经这里,听说这家人有此秘方,提出用一百两金子买他们的秘方。客人买到手后,就去南方游说吴王。吴越地处海疆,守卫国土,主要靠海军。他游说吴王成功,做了吴国的海军司令,替吴国练兵。
到了冬天,吴越两国发生了海战,吴国的水兵涂了他的不皲之药,不怕冷,不生冻疮,结果打败了越国,此人因之立了大功,割地封候。同样一个不生冻疮、不皲手的药方,有的人用来封候拜将,而守着这个方子的那家人却世世代代给人家漂布。]
由此看来,同样一个东西,人的聪明才智不同,用法不同,效果就有天地之别。所以任何思想,任何制度,不是有没有,而在于用与不用和会用不会用。会用,就能求名得名,求利得利；不会用,就只有世代倒霉了。
古今中外,不要说已成历史遗迹的大大小小的国家无法统计,就是作为国家的政体又有多少类型呢？氏族公社、奴隶制姑且不说,光现代化的政治体制就有民主立宪制、君主立宪制、共和制、民主制、联邦制、邦联制、多党制、一党制..虽然可以说,随着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人类的社会制度、政治体制也呈逐级进步的状态,如从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后者总比前者文明、进步。但是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和政治体制,都不能说是最完美的。不仅如此,任何一种制度,随着时代的发展,都要逐渐暴露其弊端,直到最后走向反面。这就是《反经》一书主体思想的基本出发点。《反经》一书的整个着眼点也全在这个“反”字上,因为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随时随地都在变,立场不同,观念就两样。因此,有正面一定有反面,有好必然有坏。归纳起来,有阴就一定有阳,有阳一定有阴。阴与阳在哪里？当阴盛的时候,阳的成分一定涵在阴的当中；当阳盛的时候,阴的成分也一定涵在阳的里面。我们做一件事情,好的时候,坏的因素已经有种子因素在好的里面了。譬如一个人春风得意,得意就忘形,失败的种子已经开始种下去了；当一个人失败时,所谓失败是成功之母,未来新的成功种子,已经在失败中萌芽了。重要的在于能不能把握住成败的时间机会与空间形势。
其次所谓“反”,是指任何一件事,没有绝对的好坏,因此看历史,看政治制度,看时代的变化,也没有什么绝对的好坏。就是我们拟定一个办法,处理一个案件,拿出一个法规来,针对目前的毛病,是绝对的好。但经过几年,甚至经过几个月以后,就变成了坏的。所以真正懂了其中道理,知道了宇宙万事万物都在变,第一等人晓得要变了,把握机先而领导变；第二等人变来了跟着变；第三等人变都变过了,他还在那里骂变,其实早已经事过境迁了,他是被时代遗弃了。反经的原则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