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明显地表现了王充向汉章帝献媚邀宠的精神状态。

王充认为,后代知道古代帝王道德高尚,主要是由于有得力的臣子加以颂扬记载；汉代名声不扬,“咎在俗儒不实论也”。他指责那些“俗儒”、“拘儒”、“育喑之儒”,“信久远之伪,忽近今之实”、“好称古而毁今”、“涉圣世不知圣主”,或“知圣主不能颂”,致使汉代在“百代之下”。因此,他在本篇中反复论述汉代“天下太平”,有待“鸿笔之臣”的颂扬。他表白说:“今上即命,未有褒载,《论衡》之人,为此毕精。”他写《论衡》就在于“为汉平说”,但他感到遗憾的是自己未受重用,因此“褒功失丘山之积,颂德遗膏腴之美”。他希望能到皇帝身边工作,以便“论功德之实,不失毫厘之微”,“彰汉德于百代,使帝名如日月”。

古代建立了鸿大功德的帝王,必须要有擅长写作的臣子赞美记载,他的鸿大功德才会显著,万代以后才能知道。问解释《尚书》的人:“‘尧敬慎节俭,明察四方,善治天下,思虑通达’以下的话,是谁人说的？”答:“著作家说的。”“著作家是谁呢？”“是孔子。”这样说来孔子是擅长写作的人了。“从卫国返回鲁国后,才把《诗》的乐曲进行了整理使它纯正,《雅》乐和《颂》乐各得其适当的位置。”孔子挥动大笔整理乐曲,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有人解释《尚书》的含义说:“‘尚’就是‘上’(君王)的意思；君王的所作所为,下面的人把它记录下来,因此叫《尚书》。”“下面的人是谁呢？”“是臣子”。这样说来臣子是应当记录君王的所作所为的了。问儒者:“为什么把礼说成是‘制定’的,把乐说成是‘创作’的呢？”答:“礼是君王制定的,所以说是制定；乐是下面的人创作的,所以说是创作。天下太平,歌功颂德的乐曲就创作出来了。”

当今天下太平了,歌颂功德的诗歌乐曲,可不可以创作,释经的人不知道,所以称他为“拘儒”。卫国孔悝受到鼎铸铭文的表彰,周代的臣子互相激励操行。汉宣帝称赞颍川太守黄霸有优良的政绩,赏赐一百斤金子,汉朝的大臣都尽职政事。因为君王称颂了臣子,所以臣子应当颂扬君父的功德,这在道理上是很清楚不过的。虞舜统治的时代天下太平,夔歌颂舜的功德。周宣王使周朝中兴,《诗》里就颂扬他的品行。召伯勤于政事,周人歌颂他在棠梨树下判案的美德。所以《周颂》有三十一篇,《殷颂》有五篇,《鲁颂》有四篇,总共颂有四十篇,都是诗人写来颂扬君王的。照此说来,臣下应当颂扬君王,是很明白的了。

儒者认为汉代没有圣明的帝王,统治教化尚未达到天下太平。《宣汉篇》中,论述了汉代已经有了圣明的帝王,国家的治理已经太平。《恢国篇》充分论述了汉代功德非同一般,确实超过了过去所有的朝代。表彰颂扬功德,宣扬称颂皇帝,《诗》中写有颂诗,这是古代臣子的职责。抛开自己的家而赞赏别人的家,轻视自己的父亲而颂扬别人的父亲,不能称为美德。汉朝,就是当今天下人的家；已死的汉明帝和当今皇上,就是老百姓和臣子的父亲。知道君王的功德而称颂他的完美,看到汉朝的杰出而表彰它的功德,这和那些愚昧而不能这样做的人相比,谁高明呢？

孔子称颂说:“真是太伟大了,尧这样的君王!只有天最伟大,只有尧能够效法它。尧的功德浩大无际,老百姓不知道如何称颂他才好。”有位年纪在五十岁的人在路上作击壤游戏。有人说:“真伟大呀,尧的功德!”击壤的人说:“我太阳出来就干活,太阳落山就休息,挖井而饮用井水,耕田而食用粮食,这里边尧有什么力量呢？”孔子及称颂“真伟大呀,尧的功德”的人,都是了解尧的功德的人。经历了圣明之世而不了解圣明的君王,这就像瞎子分不出青色黄色一样,知道有圣明的君王而不能称颂,这就像哑巴不能说明是非一样。这样说来,当今的又瞎又哑的儒者,和唐尧时代击壤的老百姓,才智是同样的低劣了。孔子和唐尧时代称颂“真伟大啊”的人,是因为了解尧的功德,因为尧的功德确实很伟大啊；击壤的老百姓说“这里边尧有什么力量”,这是因为他不了解尧的功德啊。

夜间点燃灯烛,光亮所达到的地方,是可以测量到的,太阳照耀天下,普及远近广狭之处,难于测量。在淮河、济河中乘船,都知道它们的曲折；乘船进入东海的人,就分不清南北了。所以,如果过于广阔,长宽就很难计算；非常深,深浅就很难测量。汉朝功德盛广,如同太阳的光辉、大海的海面一样。明智的人知道汉朝功德的盛广,愚昧的人就不知道汉朝功德的盛广了。汉朝人写书,大多上溯到殷、周时代,汉代的作者都在写文章,论述的都是其他的事情,没有褒颂帝王的话,而《论衡》里面就有。又有《诗》里称颂周代的叫《周颂》,与杜抚、班固所呈献的歌颂汉朝的辞赋,是相类似的。

汉宣帝的时候,画像表彰汉朝的功臣,有的人不在画像表彰之列,子孙为此感到可耻。为什么呢？父祖辈不贤良,所以没有受到画像表彰。那些称颂的话,不仅仅是画张像而已,而是文字记录。如果千代以后,读经书看不到汉朝的美德,后代的人就会感到奇怪。所以古代通晓经书的大臣,记载君王的盛功,记录在竹帛之上；称颂君王的美德,铸刻铭文于鼎上。文人经历世事,以此来自我勉励。汉朝功德被认为不如唐、虞、夏、商、周、秦六代,是由于论述的人不注意颂扬汉朝君王美德的缘故。

地面上有山丘有池塘,所以有高有低,有人用锸填满池塘挖平山丘,地面就成为平地了。一般人看到五帝、三王的事迹写成经书了,而汉朝的事迹不见记载,就认为五帝、三王时代比汉代好。如果有人把议论当作锸,减掉一点对五帝、三王的颂扬,略微增添到汉代名下,岂止会把二者拉平啊!汉代将会成为山丘,五帝、三王时代反而成为池塘了。湖和池不一样,尽管面积相同,立起竿子去测量它们,深浅是可以测量得到的。汉代君王与以往各个朝代的君王,同样都是君王,依据事实评论他们,他们的优劣就可以看出来了。所以,不树立长竿,就不知道湖池深浅的程度；没有《论衡》的评论,就不知道历代君王优劣的真实情况。汉代在百代的最后,往上与百代比较功德,如同湖和池互相对比一样。没有大手笔的评论,仍旧不能免掉平庸的名声。议论的人喜欢颂古非今,这样恐怕汉代就会在过去所有的朝代之下了,岂止是与它们相同呢!

谥号,是生前行为的评价。谥号好的,如“成”、“宣”之类；谥号不好的,如“灵”、“厉”之类。成汤时遇到旱灾,周宜王时也同样遇到旱灾,但是商汤死后给他加上“成”的谥号,宣王死后的谥号称为“宣”。偶然发生的灾害,不能因此而贬低他们的政绩,臣子依据他们的生平事迹所上的谥号,并没有违反真实情况。据此以评论尧。“尧”也是好的谥号。当时也发生了洪水之灾,老百姓生活不安定,仍然给他“尧”这个谥号,是因为如实考核了他的政绩。一个字的谥号,尚且能起到表彰君王的作用,何况千言的评论,万字的颂扬呢？

用船车运载人和让人步行比较,哪种办法好呢？没有装饰的车船和漆上彩画的车船比较,哪种更美呢？如此说来擅长写文章的人,好比是国家的船车和彩画了。农业没有强劳力,庄稼就没有收成；国家没有擅长写文章的人,帝王的功绩就幽隐而不显著。汉朝的功德显得不怎么美好,混杂在百代之中,是因为那些擅长著述的儒生不撰写不记载的缘故,自从汉高祖以来,撰文著书并非完全不评论汉代。司马长卿写过《封禅书》,文章写得简略,论述不够完备。司马子长记载了从黄帝到汉武帝的史实。杨子云记录了汉宣帝以至哀帝、平帝的事迹。陈平仲记录了光武帝的生平。班孟坚颂扬了汉明帝的功业。汉代的功德,稍微可以观看到一些。当今皇帝即位,没有颂扬的记载,《论衡》的作者,为此费尽了精力,所以有《齐世》、《宣汉》、《恢国》、《验符》等篇的出现。

龙不借助云雨,就不能高入云霄,擅长写作的人,就好比是国家的云雨。记载国家的功德在传书之上,传播显赫的名声于万世之后,这样的高度就不仅仅是高入云霄了。城墙上的土,原来是平地上的土,是人加以了夯踩结实的力量,城墙才屹立在护城河边。国家的功德。比城墙更崇高；文人的笔,比夯踩更有劲。圣主的德行丰盛功业创立,如果不加以赞美称颂记载下来,怎么能迅速传播流传下去而没有穷尽呢？一个人有了高尚的品行,有的人对他颂扬得完全符合实际,有的人想称赞他却说不出来,有的人却认为他不好而不愿说一句称颂的话。判断这三种人,哪一种贤良呢？从五帝、三王时代开始,到汉代才算得功德最盛大。汉明帝的时候,各种祥瑞同时出现,各级官吏大臣,不算少了,只有班固等人称颂国家的功德,可以算是称颂得完全符合实情了。歌颂功德的文章写得既奇异又出色,用以表彰汉朝的功德在百代之上,使帝王的名声如日月在天,这和想称颂而又说不出来以及说它不好的相比较,哪一个好呢？

秦始皇到东南方巡视,登上会稽山,李斯刻石立碑,记载和颂扬秦始皇的功德。到了瑯琊山也仍然这样做。秦国,是个无道的国家,刻石立碑粉饰当世,观看阅读碑文的人,仿佛看到了像尧、舜那样的美德。由此说来,必须颂扬帝王的功德是很明白的了。当今并不是没有李斯那样的人才,而是没有机会和条件像李斯那样跟随皇帝登上会稽山、瑯琊山。弹唱的是美妙奇异的歌曲,听众不说好,弹唱的人必然会懈怠而不愿精心弹唱。为什么呢？因为美妙奇异的歌曲是很难弹唱的,听众却不懂得它的妙处。圣明的国家推行如妙异之曲一般的政治,朝中大臣不赞颂,不顺势发扬它的好处,又怎么能施行这种政治呢？

当今医书写在竹简丝帛之上,如果没有著作者的姓名和来源,见到的人就看不起它,不肯按它上面的方剂服用。如果题写有某某人的验方,并说尝试过很有疗效,人人都争着刻写传抄,把它视为珍贵的秘方。向朝廷上奏章,向郡守陈述书面意见,称赞推荐士子和官吏,称颂陈述他们的操行和才能,奏章和书面意见得到批准,这些士子和官吏就获得了操行好、才能高的美名。为什么呢？因为奏章上表彰了他们的操行,奏记中宣扬了他们的才能。朝廷的功德伟大崇高,却没有人加以宣扬和歌颂,使得圣明的大汉国只有很一般的名声,过错就在于俗儒们没有如实加以论述。

从古至今圣王不断出现,那么他们遇到的符瑞也应当接连不断地出现。

当今符瑞的出现,不同于古代,或许已经有了,世人无法认识它,所以我就写了《讲瑞篇》。俗儒喜好颂古非今,讲到祥瑞就厚古薄今,我的《是应篇》对古今的祥瑞加以核实、判断,证明汉代的祥瑞并不比古代的少。汉代有具体的事例,俗儒不称颂；古代有不真实的美名,俗儒却真心诚意地相信它。俗儒相信远古时代不真实的美名,却不重视近代当代的事实,这就是我写作“三增”、“九虚”的原因,《能圣》、《实圣》也因此而写出来了。俗儒称颂古代圣王言过其实,用这样的标准来考核汉代,汉代就赶不上古代。并不是汉代赶不上古代,而是俗儒的解释使它难以赶上古代。如果根据实际情况来评论,汉代更是古代难以赶上的。

粮食丰收,年岁太平,圣王借此建立了功德教化,所以我的《治期篇》,是为汉朝发扬光大功德的。社会安定有一定的期数,社会混乱有一定的时数,能把乱变为治的人是第一流的。这种杰出的人物在汉代是存在的。建初初年,无妄灾变出现,正是东汉注定要遇到的期数。皇帝坚持一贯的道德和政治,做一些救灾备荒的事情,所以我在《顺鼓篇》、《明雩篇》中,为汉朝提出应付灾变的办法。所以灾变的出现,或许在圣明之世,有时旱灾,有时水灾,我为汉朝论述灾变的出现。所以《春秋》为汉朝制定了治国的大法,《论衡》为汉朝公平地论定是非曲直。

在门庭间服役,听堂室里的话,十句有九句听得不准确；如果登上堂屋窥探内室,一百句话不会有一句听不准确。《论衡》的作者,居住在自古荒僻边远的地方,那里距京城不只是门庭离堂屋那么远了。太阳直径千里,人们不认为它大,因为它离人太远了,十五的夜晚下了大雨,月光并不阴暗,人们看不见月光,因为月光被遮隐住了。皇帝的功德像日月一样放射光芒,因为住在中州,隐居在深宫,远远地听到别人传授的消息很不真实。日月的形状光辉看不真实就难以充分论述功德。诏书下达,上计吏归来,才了解了圣王的政治。因此,歌颂皇帝的功业就连丘山那么大的功绩也给漏掉了,赞颂皇帝的道德像膏腴般的美德也给遗漏了。假如让我到台阁去当官,继承班固、贾逵的事业,我论述皇帝功德的真实情况,不会有丝毫的失误。周武王为比干的坟墓堆土,孔子表彰三位受连累的人的品行。大汉朝的功德,不仅仅是比干和三位受连累的人那样的品行。大道上设立路标,道路标明在路标下,看到路标的人就能清楚地识别路途。汉朝的功德明显卓著,可是没有人写出像路标那样醒目的文章,所以汉朝浩大宽广的功德没有在世间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