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以设问形式,批驳了十九种识别“贤人”的观点,提出了王充自己识别“贤人”的标准。

识别“贤人”的问题,实质上是统治阶级用什么标准选拔和任用官吏的问题。汉代选拔任用官吏的标准五花八门,王充认为按这些标准选拔任用的官吏,都是些“俗士”,并非“真贤”。他们一旦得势,便“据官爵之尊,望显盛之名”,于是就垄断了“贤人”的美名,而“贤者还在闾巷之间,贫贱终老,被无验之谤”。王充的论述,是对当时评选和用人制度的揭露和批判。

那么,贤人的标准是什么呢？王充认为首先是心善。“心善则能辨然否”,否则就会“白黑不分,善恶同伦,政治错乱,法度失平”。有善心的贤人,“才能未必高也而心明,智力未必多也而举是”,“虽贫贱穷困,功不成而效不立,犹为贤矣”。用这个标准衡量,王充认为只有桓谭这样的人才称得上是“汉之贤人”。(桓谭因为反对谶纬迷信,触怒了光武帝,被斥为“非圣无法”,遭贬而死。)孔子作《春秋》,称为素王；桓谭作《新论》,称得上是素丞相,王充以他作为定贤的标准,实则是在为自己说法。

王充所谓“善心”的政治内容,仍然是“治家亲戚有伦,治国则尊卑有序”,没有超出封建纲常名教的范围。

圣人不容易识别,贤人比起圣人来要容易识别些。一般人对贤人尚且不能识别,怎么能识别圣人呢？一般人虽然说能识别贤人,但这话肯定是假的。用什么来识别贤人呢？怎样才能识别贤人呢？

把做官居高位而自身享受富贵的人称为贤人吗？富贵却是由天命所决定的。有富贵命的人,不等于是贤人；有贫贱命的人,不等于是不贤的人。如果一定要以命是否富贵来检验贤还是不贤,那么这等于说决定能不能当官的因素是个人的才能而不是命了。

把君王侍奉得舒心很少有过错的人称为贤人吗？这些不过是阿谀奉承之臣,谄媚逢迎之徒罢了。揣测准君王的心思才说话,寻找到适当的时机才行事,不曾有在朝廷上抵触君王所产生的隔阂,就不会有被贬职和罢官的危险。有的是身体姿态优美,面色漂亮可爱,让君王不憎恶而产生喜爱的心情,对他的恩宠多得超过了限度,这也不能称他是贤人。

把朝廷选拔和举荐官吏时大家都称赞的人称为贤人吗？那么那些经常出头露面为人们所熟知的举荐的人就多,不经常出头露面为人们所不知的举荐的人就少,虞舜就是这样的人。尧曾经寻求贤人,大家就推荐鲧和共工,而由于四岳的制止,致使尧没有得到像舜这样的贤人。由此说来,举荐的人的多少,不能用来作为识别被举荐者贤与不贤的依据。有的人道德高尚而举荐他的人少,有的人才能低下而举荐他的人多。圣明的君王在举荐人的多少之间求善察恶,有时是可以得到善恶的真实情况的。况且广泛结交各种人物,会笼络众心的人,人们喜欢他就称赞他；清廉正直与乡里关系不融洽,志向高洁不结交志向不同之徒,失去了众心的人,人们怨恨他就会毁谤他。所以一个人的好名声多半是由于懂得笼络人心而得来的,坏名声多半是不会讨好众人造成的。

齐威王因为毁谤而封赐即墨大夫,因为称誉而烹杀阿大夫,是因为即墨大夫有政绩而没有受到称赞,阿大夫没有功绩而获得名誉的缘故。子贡问道:“一乡的人都夸奖他,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还不能肯定。”子贡又问:“一乡的人都讨厌他,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也还不能肯定。最好是一乡的好人都夸奖他,一乡的坏人都讨厌他。”这样说来,称誉的人多而所有的人都说他好的人,不一定是贤人。好人称赞他,坏人毁谤他,毁谤和称赞的人各占一半,这样的人才可能是贤人。根据好人所称赞的,坏人所毁谤的,就能够识别贤人了吗？如果是这样,孔子的话可以识别贤人,同样不知道称赞这个人的,是不是好人呢？毁谤这个人的,是不是坏人呢？也许称赞这个人的是坏人而毁谤这个人的却是好人呢!人们照样感到迷惑而无法去识别贤人啊。

把众人所归附、宾客很多的人称为贤人吗？而那些众人所归附的,也许是广泛结交各种人物的那种人,众人喜欢他而称赞他,就像蚂蚁聚集一样去归附他。有的处于显贵地位而能给人利益,有的喜好士人而对待宾客谦逊,放下架子以等待贤人的光临。信陵君、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养了几千个食客,被称为贤君。大将军卫青及霍去病,门下没有养一个宾客,仍然被称为名将。所以宾客的聚集,在于有好士下客的封君,给人以利或害的达官贵人。如果不好士下客,不能给人以利或害,那么众人不归附而士人也不会去归附了。

把居官在位统治人民,得民心受人民歌颂的人称为贤人吗？而这些得民心的人,和那些得士子欢心的人,并没有什么不同。用虚伪的恩惠安抚老百姓,老百姓的欲望得到满足,于是就高兴而乐意归附他了。用什么来证明这一点呢？齐国的田成子和越王勾践就是这样的人。田成子想掌握齐国的政权,用大斗借出,小斗收进而使老百姓喜欢。勾践想洗去被困在会稽山的耻辱,就安抚他的老百姓,慰问死者的亲属和病人而使老百姓高兴。这两个人都各自另有要想达到的目的,而虚伪地引诱招致他们的老百姓,并没有给老百姓以诚心,但老百姓也很高兴。孟尝君半夜要逃出秦关,鸡没有叫关门就不开,一个地位很低的食客用手掌放在嘴边学鸡叫,附近的鸡都应和叫了起来,关门立即打开,孟尝君得以逃出秦关。鸡能够用伪装的声音去感动它,那么人也可以被虚假的恩惠所感动。人可以被虚假的恩惠所感动,那么上天也可以用巧妙的欺诈手段去感动。感动招致天气变化,应当用精诚之心,而人却使用阳燧从天上取到火,用来熔炼五石,在盛夏的五月,浇铸成阳燧,就能取得火。现在又只要把刃、剑和普通的曲刃铜兵器这类东西拿来,向着太阳磨擦,也能从天上取到火。这些刀、剑、钩能从太阳那里取火,那么普通的人,即使不是圣贤,也能够感动天上的气象变化了。就像董仲舒相信用土龙能招来云雨一样,大约也是有他的理由的。如果是这样,应和上天的统治,尚且不能说是贤人,何况仅仅是获得民心,就说他是贤人,怎么样呢？

把任职做官有成就成效显著的人称为贤人吗？用什么来检验任职做官的功绩和成效呢？如果是根据老百姓归附他来检验,然而老百姓是可以用虚假的恩惠来讨好的啊。阴阳之气调和,老百姓安居乐业,是决定于时运。风调雨顺,老百姓安定,即使是不成材的统治者也会碰上太平治世；时运不和,即使是圣王也会遇上乱世。如果根据阴阳之气是否调和来检验贤与不贤,那么尧就会由于洪水成灾而被贬斥,汤就会由于当时的旱灾而被认为统治才能是最下等的了。如果功效指的是具体的事情,那么亲身干这些事的人,功效就会显著可见；运用先王之道来出谋画策的人,功绩就会被埋没而不为人所知。鼓声不合于宫、商、角、徵、羽五音,然而五音没有鼓声配合就不和谐。老师不属于“五服”之亲,然而“五服”之亲没有老师的教导就不懂得互相亲爱。水不属于青、赤、黄、白、黑五种颜色,然而五种颜色没有水来调和就不鲜明。“道”是具体攻效的根本,具体功效是“道”的表现,根据有具体功效的人称为贤人这条原则,这就是说掌握“道”的人反而被当作不成材的人了。汉高祖得到天下,赏赐群臣的功劳,萧何是受赏赐的群臣中的第一名。为什么呢？汉高祖论功劳的大小,用猎人驱使猎狗来作比喻。猎狗本身捕获了禽兽,功劳却归于猎人。群臣奋力战斗,他们好比是猎狗；萧何沉着稳重,他好比是猎人。一定要根据成绩来称之为贤人,这就是说萧何毫无功绩了。这是根据功效不可以检验贤人的第一点。

圣贤治理国家也有一定的方法,掌握了统治术就功业成就,治理国家不得法事业就要失败。譬如医生治病,有了良方,病情再严重也能治好；没有良方,仅仅是一点轻微的病也治不好。良方就像治理国家的方法,疾病好比国家的祸乱,医生如同官吏,用药好比教化。采用良方药力就发生作用,制定了有效的治国方略教化就会得到推行,教化推行祸乱就会停止,药力发生作用病就会治好。能把病治好的医生不一定比没有把病治好的医生高明。这样说来能把国家治理好的官吏,不一定比不能治理好国家的官吏贤明,只是偶然得到某种方子,碰巧懂得了这种治理的方法而已。治国必须要靠方法来建立功业,也有时运该当国家自身处于混乱之期,即使运用了治国之术,功业始终不能建立的；也有时运该当国家自身处于安定之期,即使没有治国之术,功业仍就能建立的。所以那些治理国家的人,有的正当时运而功业成就,有的背离时运而毫无成就。有治理之术的人能顺应时运而建立功业,但不能够违背时运而使天下安定。良医能医治命不该死的人的命,如果命数已完,寿限已尽,尽管用了良方也不会生效了。所以时运当乱的时候,即使是尧、舜施用任何方法,也不能建立功业；生命该当死亡的时候,即使是扁鹊施用任何药方,也不能治好病。

射箭驾车的技艺,从事各种手工业的人,都运用自身的办法,然后事业取得成功,成效可以明显地见到。治理国家,就像从事各种手工业的人运用办法一样；功业建立,就是事情办成功,如果说做事有功效的人是贤人,这就是说从事各种手工业的人都是贤人了。赵人吾丘寿王,是汉武帝时的待诏,汉武帝派他向董仲舒学习《春秋》,他才干高,通晓事理,后来做了东郡都尉。汉武帝根据寿王很贤明,没有另外向东郡派遣太守。当时由于不断兴兵打仗,老百姓骚动不安,年成也不好,盗贼不断出现。汉武帝赐诏书给寿王说:“你在我跟前的时候,很有谋略,我认为你是天下无双,海内独一无二的人,以至于拥有统辖十几座城的权力,一身担负都尉、太守的重任,而现在盗贼却乘船流动攻占夺取库中的兵器,这和从前你在我身边时的作为很不一样,是什么原因呢？”寿王向武帝谢罪,说骚乱很难禁止。汉武帝又召他为光禄大夫,经常在皇帝的身边,议论任何事理,没有不对的地方。他才能高智谋深,通晓事理而很有见识,然而他做东郡都尉时,年成不好,盗贼不断出现,老百姓骚动不安,他没有办法去禁止。不知是寿王没有掌握治理东郡的方法呢？还是东郡碰巧该当又有祸乱,而寿王去治理恰好又遇上这种时运呢？

凭寿王的贤明,治理东郡却不能建立功绩,一定要以功绩来看是不是贤人,那么寿王就该被贬斥而不该被提拔。恐怕世间必然有很多如寿王这样的人,而评论者却因为他没有功绩就看不出他的贤能。燕国有一个山谷,谷中气候寒冷,庄稼不能生长。邹衍吹奏律管招来暖气,不久之后寒谷变成温谷,燕国用它来种黍,黍长得很好获得了丰收,到今天还称它叫“黍谷”。使阴阳之气调和,应当靠道德至诚之心。然而邹衍吹奏律管之后,寒谷变成温谷,庄稼能够生长成熟。据这种情况来推论各种办得成功的事情,犹如采取邹衍吹奏律管的办法一样。所以掌握了那种方法,即使是不贤的人也没有做不到的事；失去了度数,即使是贤圣,也有治理不好国家的时候。这是根据功效不可以检验贤人的第二点。

人们办事情,有的心意尽到了然而事情却没有办成功,事情没有办成功但是气势却震撼山岳。荆轲和御医夏无且就是这样的人。荆轲到秦国去的计划,原本是想劫持秦王将他活捉到燕国,偶尔不巧,被秦国捉住了。当荆轲追逐秦王,秦王环绕柱子而奔逃的时候,御医夏无且用药囊投掷刺客荆轲。后来,天下的人都称荆轲是壮烈之士,秦王赏赐夏无且二百镒金。荆轲被秦国捉住,没有立下活捉秦王的功劳,夏无且用药囊投掷刺客,对救护君王并没什么好处,然而人们之所以仍然称赞荆轲,秦王仍然赏赐夏无且,是因为他们的心意尽到了气势也很旺盛的缘故。天下的人士不会因为荆轲没有立下功劳而不称赞他的道义,秦王也不会因为夏无且没有做出功效而不赏赐他的心意。心意好就不必检验是否成功,道义尽到了就不必考虑事情是否办好了。道义有余,功效不足,心意巨大而功劳细小,明智的人就会赏赐这样的人,昏庸的人就会惩罚这样的人。如果一定只考虑功效而不考察心意,只论表面效果而不考察内心意图,那么,豫让拔剑砍赵襄子衣服这件事,就不值得记载:伍子胥鞭打楚平王尸体这件事,不值得记载；张良锤击秦始皇误中随从的车子这件事,也不值得记载。三个人都是由于客观环境不利,考虑谋画得不周全,仅仅有气势而没有实际功效,心怀报仇的计划而不能达到报仇的目的。这是功效不可以检验贤人的第三点。

把对父亲孝顺、对兄长尊敬的人称为贤人吗？那些遵循孝悌的人,都是有父兄的人,由于父兄不仁慈,他们的孝悌表现才出名。舜由于有谋害他的父亲瞽瞍,曾参由于有虐待他的父亲曾皙,他们才成就了孝子的名声,众人都称赞他们。如果没有父兄,或者父兄很慈爱善良,便不会有明显的孝悌表现,孝悌的名声,也就不会被发现了。忠于君王的人,也与这种情况相同。关龙逢和比干忠君的名声在夏、殷两代很显著,是由于君王桀、纣很坏；稷、契、皋陶忠君的名声在唐、虞时代不显著,是由于尧、舜很贤明。所以萤火虫的亮光,会被阳光月光所掩盖；忠臣的名声,会被贤明君王的名声所遮蔽。为君王的危难而死,献出生命捐弃身躯,与这种情况相同。臣子遇到国家动乱之时,而死于君王的危难,因此才显出忠君的节义而获得忠臣的美名。大贤人经历世事,像鸟儿那样来回飞翔,察看形势,然后再落下来,受到惊恐就赶快飞走；昏乱的君王所造成的祸难,不会连累到大贤人本身；危害国家的变乱,不会牵连到大贤人的家庭,怎么会遇到那种祸乱而死在那种祸乱中呢？

齐侯问晏子说:“忠臣侍奉他的君王,应该怎样做呢？”晏子回答说:“君王有灾难的时候不为他而死,君王避难逃亡的时候不去护送。”齐侯说:“分地而赏赐给他,封爵位而使他尊贵,君王有难不为君王去死,君王出逃不去护送,可以称为忠臣吗？”晏子回答说:“臣子的建议如果能被君王采用,臣子怎么会死呢？臣子的劝谏如果能被君王听从,君王就一辈子不会出逃,臣下怎么会去护送呢？如果建议不被采用,君王有难时为他而死,这是白白地送死；如果劝谏不被听从,君王出逃时去护送,这是装模作样的行为。所以作忠臣的能尽力给君王提出最好的建议,而不能与君王共同陷于灾难之中。”依照晏子的回答在世间寻求贤人,为君王之难而死,树立忠节的臣子都不符合标准了。所以大贤人很少有值得称道的节操,小贤人有许多可赞美的行为。

能够用筭计算的东西是因为它的数目小,能够用升斗量的东西是因为它的数量少。数目非常大,用筭就不能计算了；数量非常多,用升和斛就不能量了。稍微有一点特殊名声的行为,又产生在一个衰乱而容易显示节操的时代,所以节操行为显著而名声传遍天下。飘洋过海的人,辨别不清方向,是因为海洋太大了；航行于河沟之中,谁都能辩别船只的行迹,是因为河沟小。河沟小就容易辨认方向,衰乱的时代也容易发现人的节操。所以社会不危乱,奇特的行为就不会被发现；君王不昏庸,忠臣的节义就不会树立。崇高的节操,产生于战乱不安的朝代；清高的品行,显现于衰乱的社会。

把保全自己免遭侵害,不被刑罚杀戮,像南宫适那样被“白圭”诗句所震惊的人称为贤人吗？那些免于受到侵害的人是侥幸,是禄命吉利,并不是靠才智能禁止,靠操行所能避免的。神蛇能使它断开的躯体再连接起来,但却不能让人不斩断它。圣贤能使自己从困境中解脱出来,却不能让人不加害于他。南宫适能自己免于刑戮之难,公治长无辜地被关在监狱中,蘧伯玉在危乱的国家里能深藏自己的政治主张,周文王被拘禁在羑里,孔子被围困在陈、蔡之间,这都不是操行不好带来的灾难,灾难突然侵袭自己,就会有自己无法避免的灾难,使自己牵连受害而陷入困境。不能自免于祸患的人,就不能在世间延长寿命。寿命到了尽头,贤人也不能自己使它延长；时运该当受困,圣人也不能自免。

把放弃国家和君王的职位、放弃富贵而归于贫贱的人称为贤人吗？那些放弃国家的人,是因为遭到了某种逼迫。像伯夷这类人,兄弟之间以国相让,可耻有争夺王位的名声,以及太王古公亶甫不忍心让他原有的百姓遭受战争的苦难,都放弃国家和放弃王位,是由于道行不通又不得志的缘故。如果道行得通又很得志,也就不放弃王位了。所以放弃国家、王位,都是有一定缘由的,如果因此而称之为贤人,那么没有任何理由放弃国家、王位的君王能称之为不肖吗？况且有国家王位的人,才能够放弃它,没有国家王位的人放弃什么呢？拿出自己的财物让在下位的人得到分给的财物,和这种情况是同一回事。没有财物用什么来分呢？自己都没有吃的又推让什么呢？“粮仓充实,老百姓才知道讲礼节；衣食丰足,老百姓才懂得荣辱。”推让产生于有多余,纷争产生于不富足。有人拿出财物资助别人,袁将军一再把家财分给他哥哥的儿子,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一种讲究恩义的行为。昆山之下,把玉当作石头；彭蠡湖边,用鱼来喂狗和猪。假如推让的人,家财像昆山的玉、彭蠡的鱼那样多,家财无论分多少出来,也不值得称赞。韩信在南昌亭长家寄食的时候,有什么财产来分割呢？颜渊家境贫穷之时,有什么财物来推让给别人呢？管仲分取财利时自己多拿,没有廉让的礼节,是由于贫穷不富足,丧失了志气节义。

把远离世俗隐居,身心行为清洁的人称为贤人吗？这就同放弃国家王位的人是一类情况。富贵是人情所贪图的,高官大位是人们乐于想往的,放弃高官富贵而隐居,是由于一生没有受到君王的赏识,自己的报负无法得以实现。长沮、桀溺避开世俗隐居,伯夷、於陵仲子放弃富贵而自取贫贱,这并不是他们的本意。

把清静无为没有欲望,志向不在于做官,只是想保全自身修养情性的人称为贤人吗？这就是老聃这一类人。道家与贤人所以不同类,在于贤人忧伤世道而企图拯救世人脱离苦难,因此孔子日夜忙碌,墨子匆忙不安。不进而与孔子、墨子这样的人从事同样的事业,而倒回去与黄、老那样的人修养同样的品性,这就不是贤人。

把千里赴义,对老师、长官、朋友不废弃礼节的人称为贤人吗？只有那些家财富足,筋力强劲的人才能胜任这种事情。生活贫困就拿不出财物来讲究礼节,体弱多病就不能奔波千里讲究义气,因为他们承受不了。所以拥有百金的富贵人家,就是远在境外也没有断绝交往的；有千乘战车的大国,盟国之间不会废弃相互赠馈的礼节,这是由于财富多的缘故。假如谷物粮食像水火那样容易得到,即使是贪吝的人,也会跨越境界给人们施舍财物。所以财物少就连正常的礼节也不能讲究一点,财富有余就能胡乱施舍给上千的人,家境穷得没有一筲粮食储蓄的人,就难以用交往和布施来责备他了。挑着担子千里奔波的人,执鞭骑马跨越疆界的人,手脚磨出了硬皮,面孔晒得黝黑,不会患体力不支的疾病,他们的筋力皮肤一定有与常人不同之处。据此推论比照那些为长官作证的官吏,他们之所以能做到自身受刑吃苦而不肯供出一字,也是由于他们的肌肉骨节坚强的缘故。骨肉坚强就能掩盖事实树立节义,骨肉软弱就会歪曲事实败坏名节。豫让毁伤自身,连妻子也不认识他了,贯高被拷打,全身没有完整的皮肉。壮实的身体与众人有不同之处的人,他的气节操行就有与众人不相同的地方。

把精通经书带学生聚集门徒讲学的人称为贤人吗？那些精通经学的,是儒者。儒者,是靠学习经书才成儒者的。儒者靠的是勤学经书,勤学经书,也就成为儒者了。传授前辈老师的学问,把老师讲的东西背诵下来再用它去教育学生,心中没有一点创见,也不能思考判断论点的正确与否。投送文书的差役递送文书,就同守门人传达长官的命令一样,封记完整文书没有遗失,传达命令清楚转达指示没有错误的人,就是很好的了。儒者传授学问,不随便改动一字,前代老师的古话,至今全部详尽地保存下来,即使带领门徒百人以上,在博士、文学之列,不过是邮人、门者这类人罢了。

把博览古今图书,秘隐传记无所不熟记的人称为贤人吗？这不过是与儒者同类的人。才智高对事物有广泛兴趣,勤奋学习而不间断,就像容成的后代,有祖上留下来的著作,得以继承祖上的书籍,细心阅览认真诵读。或者掌管图书档案,就像太史公和刘子政这类人,有主管书籍文献的职位,也就有了博览群书学问通达的名声。

把权术诈谋奇异,能率领士兵统率众将的人称为贤人吗？这是韩信这类人。国家战乱时建立功勋,称为名将；在社会安定时才能没有地方施展,反倒陷入灾祸之中了。“高飞的鸟被射死,良弓就被收藏起来了；狡兔被猎获,优良的猎犬就被煮了。”有权术诈谋的大臣,就像射飞鸟的良弓、获狡兔的良犬一样。安定和平的时期,这种人没有用处,就像良弓被收藏良犬被烹煮一样。安定和平时期的君王,并不是要抛弃有权术的大臣,轻视有战功的将士,而是他们生平用来辅助君王的本领,已经完全不适用了。假如当初韩信运用善于权变的才能,做出像叔孙通那样的事业来,怎么会有因谋反而被殊死的灾祸呢？具有攻打强敌的权谋,没有安守和平的智慧,懂得领兵的计谋,却看不到天下已经稳定的大势,处在和平安定的时期,却搞叛逆的密谋,这就是他之所以功劳、封国被取消,不能称为贤人的道理。

把有口才而善辩,言语动听言辞巧妙的人称为贤人吗？那就是子贡这类人。子贡的口才超过颜渊,孔子却把他排在颜渊之下。真实的才能并不高,口才机智锋利的人,人们必定会称赞他。自汉文帝赞赏虎圈啬夫,斥责上林尉以后,张释之举周勃、张相如为例,汉文帝因此才醒悟。那些以口才善辩的人,就如虎圈啬夫这类人一样,很难用他们来观察一个人是不是贤人。

把文思敏捷,落笔快得像雨点洒下的人称为贤人吗？笔头快与口才好,实际上是一回事。口说出来就是言语,笔写出来就是文章。口头善辩的人,不一定才高；这样说来,下笔敏捷的人,也不一定多智了。而且文章写得快是应用在什么地方呢？是应用在对官府的事务处理得快吗？官府的事务最难办的莫过于审理案件,审理案件有疑难就用“请谳”的办法。举世善于断案的莫过于张汤,张汤援用法律条文苛刻,在汉朝,并不称他为贤人。太史公排列人物高下,认为张汤是酷吏,残酷并不是贤人的行为。鲁国树林中痛哭的妇人,老虎吃了她的丈夫,又吃了她的儿子,她所以不愿离开那里,是因为爱那里赋税不苛繁,官吏不残暴。酷吏,是苛刻残暴的那类人,很难以他们为贤人。

把善于作赋、颂,能写宏伟华丽文章的人称为贤人吗？那么司马长卿、扬子云就是这样的人。文章华丽而且篇幅巨大,言辞精妙而且旨趣高深,然而文章却不能判断确定是非,分别不出正确与错误的真实情况。即使文章像锦绣那样美,含意像黄河、汉水那样深,老百姓却不能从中明白是与非的界限,这对于制止弄虚作假,崇尚实际教化没有一点好处。

把自守清白的节操,不降低志气,不屈辱身分的人称为贤人吗？这就是远离世俗隐居,长沮、桀溺一类的人。即使不远离世俗,节操却与远离世俗隐居的人一样,保持自身的清白而不辅助君王,坚守节操而不关怀老百姓。大贤人生活在世上,时势适宜做官就出来做官,时势适宜隐居就去官隐居,权衡时势是否适宜,以此来确定操行的清浊以便选择。子贡让财却阻止了别人行善,子路受财却勉励了别人讲道德。推让是廉洁；受财就是贪婪了。贪财而有益于人,廉洁却有损于人,推让与受财的节操,并不可能常常是清高的。伯夷不愿出来做官,孔子反对他的做法。操行与圣人违背,很难以他们为贤人。

有人问孔子说:“颜渊是什么样的人呢？”孔子说:“他是个仁人,我不如他。”又问:“子贡是什么样的人呢？”孔子说:“他是个有口才的人,我不如他。”又问:“子路是什么样的人呢？”孔子说:“他是个勇敢的人,我不如他。”客人说:“颜渊、子贡、子路三个人都比你贤能,而愿为你奔走效劳,是什么原因呢？”孔子说:“我既能仁爱又能残酷无情,既善辩又能言语迟钝,既能勇敢又能胆怯。用他们三个人的能耐和我的这套本领交换,我是不干的。”孔子是知道随机应变去处理问题的。有很高的才能和廉洁的品行,但缺乏明智以随机应变地处理问题,那就和愚昧而无操行的人是一个样了。

如此说来,人人都有缺点。没有一点缺点的人可以称为贤人吗？这就是乡原那种人。孟子说:“乡原这种人,要想指责他,又举不出什么大过错；要想讥剌他,却又无可讥剌。他总是迎合流俗,讨好污世,平日为人好像忠厚老实,行动也好像正直清白,大家都喜欢他,他自己也觉得很不错,但实际上和尧舜之道是格格不入的。所以孔子说:“乡原是破坏道德的人,”似乎很有德行实际上却并非如此的人,孔子很厌恶他。

如此说来,怎样识别真正的贤人呢？识别贤人究竟根据什么呢？世人的考察标准是,如果见他才高多能,有取得成功的功效,就认为他是贤人。像这样就太容易了,识别贤人有什么困难呢？《尚书》说:“能识别人的就是明智的人,这一点连舜也感到很困难。”根据才能高超杰出的人就被称为贤人来看,识别贤人还有什么困难呢？但是《尚书》既然说难,自有认为难的理由。连虞舜也不容易识别贤人,而世人自认为能识别贤人,就错了。

这样说来贤人就不可识别吗？我说:很容易识别。之所以说它难,不了解用什么来识别贤人就难,即使是圣人也不容易识别贤人。等到知道了用什么来识别贤人,就是具有中等才智的人也可以看出贤人了。譬如工匠制造器物,掌握了制作方法就不难,不掌握方法就不容易制造了。识别贤人比工匠制造器物还容易,世人没有区别的能力,所以真正的贤人混杂在俗士之中,俗士凭能言善辩的小聪明,占据官爵的尊位,期望显耀的荣誉,于是就专断了称为贤人的名声。贤人退居在闾巷之间,贫贱到老死,还要蒙受不见功效的毁谤。

如此说来,到什么时候才能识别贤人呢？如果一定要想识别贤人,就看他有没有善心。贤人,不一定才高但能明辨是非,不一定多智但行止没有错误。用什么来看是否有善心呢？必须根据他的言论。有善心,就有好的言论。根据他的言论而考察他的行为,有好的言论就有好的行为了。言论行为没有错,治家可使亲属之间讲伦理,治国能使尊卑上下有次序。没有善心的人,黑白不分,视善恶为同类,会使政治错乱,法度失去公平。所以只要心善,就没有什么是不好的；心不善,就没有什么是好的。心善就能辨明是非。是非的道理能够确定,心善的功效也就显明了,即使贫穷低微,境遇艰难,功名不成,业绩不立,但他们仍然是贤人。

所以治国不一定考虑功绩,关键在于所依据的道理是否正确；行为不要求功效,那要看所做的事是否纯正。做事纯正、道理正确果真显明,那么言语不必繁琐,事情也不必很多。所以说:“说话不必追求长篇大论,应当努力使所说的话在理；做事不必好高骛远,应当力求所做的事符合原则。”说话深得道理的核心,口才即使迟钝而不善辩说,而善辩已在心胸之中了。所以人追求的是心辩,而不应该追求口辩。心辩就是言辞虽不华美动听,却不会违背正道,口辩就是言辞华丽却没有什么用处。

孔子列举少正卯的罪恶说:“言论错误却显得很博学,附和错误的东西却又加以润饰。”内心歹毒而外表却用才能将它粉饰起来,众人不能发现,就认为他是贤人。内心歹毒而外表却掩饰得很好,世人认为他是贤人,那么内心善良外表却无法自我表露的人,众人也就认为他是不肖之辈了。是非混乱而不治理,唯独圣人能识别是非。人的言行大多如少正卯这类人,唯独贤圣能识别他们。世间有是非颠倒的言语,也有正确与错误混淆不清的事情。判明颠倒的言语,判断混淆不清的事情。只有贤良圣明的人才能够胜任。圣人的心清明而不昏暗,贤人的心有条理而不紊乱。用清明考察谬误,没有什么看不明的；用条理解释疑惑,疑惑没有不能断定的。

如果和世人的意见不同,即使话说得很正确,众人也不能理解。为什么呢？沉溺在俗言之中日子久了,就不能自拔而服从正确的言论。所以正确的言论被众人所反对,违背世俗标准的礼节被众人所指责。《管子》说:“君子在堂上说话能符合满堂人的心意,在室内说话能符合全室人的心意。”很奇怪这样的说话,怎么能让所有的人都满意呢？如果正确的话说出来,全堂的人都有正确的理解,然后所有的人才会满意。如果在座的人没有正确的理解,人说的话违理怪异,怎么能使人人都满意呢？歌曲很绝妙,能附和的人就很少；说的话符合实际,同意的人也很少。和歌和听话,是同一回事。歌曲绝妙人们就不能都附和,言论正确人们就不能都相信。“鲁文公违反祭祖的正常顺序,有三个大臣离开祖庙；鲁定公按照礼法祭祀,却有五个大臣离开祖庙。”习惯于世俗的人,就说按照礼法做是错的。通晓礼法的人少,那么识别正确与否的人就稀少。君子说的话,堂室中的人怎么能都满意呢？

人不可能对别人说的话都满意,那么世人也就不可能知道别人所说的真实内容,要笔墨写出的痕迹,排列在简策上面,才能得知。所以孔子没有当上君王,就写作《春秋》以表明政治主张。考察《春秋》所阐明的没能得以实行的政治主张,就可以知道孔子具有当君王的品德。孔子是圣人,如果有像孔子那样业绩的人,即使不具备孔子那样的才能,这也是贤人的实际证明。贤人与圣人所遵循的道相同只是名称不一样,贤人既可以确定,那么圣人也就可以论定了。

问:“周代的礼制不败坏,孔子就不会编写《春秋》。《春秋》的写作,起因于周代礼制的败坏。如果周道不败坏,孔子不编写《春秋》,未必他不具备作为孔子的才能,只是没有理由来促使他从事编写。如果是这样,单从孔子编写《春秋》这件事,不能够看出他是圣人；如果有像孔子那样业绩的人,还不能识别他是贤人吗？”

回答说:周代礼制败坏,孔子起而编写《春秋》,《春秋》的文义褒贬是非,深得道理的真实内涵,没有违背礼义不合正道的错误,所以据此可以看到孔子的贤明,是很实际的。没有言论就以文章来考察,没有文章就以言论来考察。假设孔子不编写《春秋》,也还有别的遗留下来的言论,发表言论必定有原由,如同写文章必定有目的一样。考查文章的好坏,而不考虑写作的起因动机,世间写文章的人多得很,是与非不分,对与错不定,桓君山对此的评论,可以说是掌握了它们的实质。依据文章来考察真实情况,桓君山就是汉代的贤人。陈平没有做官时,在乡里分祭肉,每份肉分得完全一样,这是他能当丞相的证明。分肉与评论文章,实质上是一回事。如果桓君山得以掌握汉朝治国的大权,他的用心与论文意旨不会不同。孔子没有当上君王,素王的业绩反映在《春秋》上。这样说来,那么桓君山没有当上丞相,素丞相的功绩已留存在他的《新论》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