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有所甚爱，知有所不足爱，可以用兵矣。故夫善将者，以其所不足爱者，养其所甚爱者。

知道有些东西是应当十分爱惜的，有些东西是不值得爱惜的，这样的人就可以带兵打仗了。

所以那些善于指挥的将帅，总是牺牲不值得爱惜的东西，来养护十分值得爱惜的东西。士兵不可能都是精锐的，马匹不可能都是优良的，兵刃器械不可能都是坚固锋利的，这是事物的本然之理，只看使用它的人如何处置了。

士兵有上、中、下三等，这样，用兵也就有三种权变。孙膑(战国时齐国人，为孙武的后代，也是著名的军事家。齐成王时任军师，辅佐齐国将军田忌屡打胜仗，著有《孙膑兵法》)曾经说过：“用你的下等马与对方的上等马比赛，用你的上等马与对方的中等马比赛，再用你的中等马与对方的下等马比赛。”这实质上讲的是用兵作战，并不只是在讲赛马。

下等马不能够赛过对方的上等马，这个我们是早已明白的；我这样安排，是故意放弃这次取胜的机会。对方的中等马不能赛过我们的上等马，对方的下等马不能赛过我们的中等马，这样不就可以取得两次胜利吗？从总体上看，得胜的次数比失败的次数要多，所以应该选择这种比赛办法。对方的上等马得不到他的中等马和下等马的援助，虽然胜了一次，岂不是白搭吗？对方最后还是以失败而告终。

所以我说：士兵有上、中、下三等，因而用兵之道也就有三种权变。三种权变，就是用放弃一次胜利的手段，来达到三次交锋总的胜利目标。

管仲(春秋时颍上、即今河南省登封县人，名夷吾，字仲，死后谥敬，又称管敬仲。齐桓公时在朝为相，辅佐桓公成就霸业)说：“攻击对方坚固的部分，那对方薄弱的部分也就变成坚固的了；攻击对方薄弱的部分，那对方坚固的部分也就变成薄弱的了(攻坚则暇者坚，攻瑕则坚者瑕)。”这话说得好极了，不选择敌人薄弱的地方来攻击，那么天下的敌人都变成强敌了。

汉高祖的忧虑主要在项籍，但他率领军队直接同项籍作战却没有几回，等到随何(汉初人，善言辩，刘邦为汉王时，他为谒者，负责接待宾客。后受命说服九江王英布，使之叛楚归汉)取了九江，韩信(秦未淮阴、即今江苏省淮阴县人。初从项羽，后归刘邦，屡建战功，封为楚王。有人告其谋反，降为淮阴侯后为吕后所杀)击破魏国、消灭代国、攻取赵国、破了齐国，然后汉高祖才大举进攻项籍，并战胜他。

汉高祖所以不急急忙忙地去对付他所优虑的项籍，而是长时间地在那些不值得忧虑的地方作战，其目的就是要用这种策略使项籍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秦国的主要忧虑是六国，而蜀国(诸侯国名，都成都，即四川省成都市)最偏僻最弱小，秦国却最先攻灭了它；楚国最强大，却几乎是最后才攻取了它；这并不是因为秦国的主要忧虑在蜀国呀！

诸葛亮每次出兵都是同强大的魏国相较量，所以他的失败是必然的。无论是夺取天下、攻取一个侯国、赢得一场战争，都是这样。

范蠡(春秋时楚国宛、印今河南省南阳市人。辅佐越王勾践灭吴，后弃官入齐，经商至富)说：“大凡作战布阵的原则，是充实左翼，使之成为坚强难破的雄军，设立较弱的右翼为配合作战的雌军。”

春秋时期，楚国攻打隋国(诸侯国名，在今湖北省随县，为楚所灭)，季梁(隋国人，有才德)对隋君说：“楚国人以左为上，国君一定在左翼军中，您不要正面和楚王相遇。要攻击楚军的右翼，右翼军中没有良将精兵，一定会被我们打败。偏师一旦战败，它的整个军队就瓦解了。”

大凡一个军阵之中，必定会有强弱不同的雄雌左右两翼，关键是应当用我军的强大主力去攻击敌人薄弱的一翼。

唐太宗说：“我自从兴兵打仗以来，经常仔细观察军阵形势，每次作战，发现敌人加强他的左翼，我也加强我的左翼：敌人减弱他的右翼，我也减弱我的右翼。使我军的弱翼经常对着敌军的强翼，我军的强翼经常对着敌军的弱翼。敌人进犯我军的弱翼，前进不过数百步；我军攻击敌人的弱翼，总是突破敌人的阵线，然后再掉转头来从背后攻击敌人的强翼，所以每战必胜。”

后世那些平庸无能的将领，既不能善于运用强弱之势，因而常打败仗，却说：“我的军队中掺杂着老弱的士兵，并非全部是精兵，因此不能够打胜仗。”

他们不懂得老弱的士兵，本来也是军事指挥家所不可缺少的。如果没有老弱的士兵，就没有什么可以用来引诱消耗敌人的强兵，从而保全我军的精锐，这样，等待我军的就是失败的结局。

所以聪明的统帅，总是舍得牺牲自己的弱兵，而使敌人轻易地拚掉他的强兵；不计较小的损失，而用心于取得大的胜利。指挥战争的要领，本来就不过是以追求最后胜利为目标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