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
  目录
  ◆ 《公共译丛》总序
  ◆ 序 第三波:二十年之后看未来
  ◆ 前言
  ◆ 第一章 内容
  ◆ 第二章 原因
  ◆ 第三章 民主化的过程
  ◆ 第四章 民主化的特征
  ◆ 第五章 持久
  ◆ 第六章 走向
  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
  《公共译丛》总序
   纵览古今,人类诸文明创发演进,蜿蜒曲折,穿越时空,而能延续至今,均因它们能在发皇延续的历史进程中,容内百川,汲取不同文明的要素,将自身汇合成浩荡的巨流。
  　　不必讳言,近代西方文明所以后来居上,盖因蕴含在其典章制度、法政架构其后的学说义理,有足多者。百年以前,中国思想界的先贤已然认识到,处于列国环伺竞争的现代世界,既不能仅以“船坚炮利”为能事已毕,亦不能依旧空腹高心侈言心性,它意味着学术的重点要移至与“公共”相关的理论与制度的汲取与建构上来。张之洞尝言“西学之中,西政最要”；梁启超亦主“译书以政学为先”。近代以来,有识之士,窃火异域,汲汲以译书为先务,对推动中国社会的近代转型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百年如昨,前贤曾为此殚思竭虑,亟待后人承其遗绪。
  　　此处的“公共”一语,西文源自拉丁语Res Publica,其本义为公共事务,引申为“共和”之义。随在市场经济在当代中国的复苏与拓展,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由是分化,“公共”的制度重构已成当务之急。私域是个人合理为己之域,个体自由的理念开放了个人利益寻求和价值偏好的多样性；公共领域则是向天下开放的公共权力之域,亦为政治正义寄身之所。以个人自由为价值内核,以宪政民主为制度中坚,正是所谓“公共”的鹄的之所在。职是之故,我们继“公共论丛”之后,又有“公共译丛”的创设,旨在通过有关著作的移译,获取相应的思想资源,意欲致力于打开理论的户牖,让既有的思想庋藏八面来风。
  　　瞑色四合,二十世纪行将降下自己的帷幕；放眼未来,古老的中国文明将在新的世纪里,祛除旧染,重后新机,汇入人类文明的主流。兹事体大,固然不能不度德量力；积土成山,我们愿为此竭尽绵薄。译丛以“公共”为名,不仅指称丛书的旨趣,同时也意味着,“公共”之学术乃天下之公器,诚望海内外学人,无分彼此,鼎力相助。
  《公共译丛》编委会
  1998年5月于北京
  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
  序 第三波:二十年之后看未来
   约在五百年前,有一小群葡萄牙的政治领袖和思想家,其中包括国王约翰二世、航海家亨利王子、巴特罗缪·迪亚士和巴斯克·达·伽玛,他们以自己的勇气、果敢和想象力,用自己的行动开创了人类历史的一个新时代,即地理大发现的时代。他们树立了一个良好的典范,于是,西班牙、法兰西、不列颠和尼德兰起而效仿。约在20多年前,马里奥·苏亚雷斯和他的同事们以同样的勇气、果敢和想象力,用行动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阶段,即民主的时代。他们也树立了一个良好的典范,于是,西班牙、希腊、巴西和许多其他国家群相仿效。
  　　然而,这一结果却不是命中注定的。1974年4月,在军人推翻了独裁政权之后的好几个月里,葡萄牙充斥着混乱和冲突,在那个时候,民主的前景似乎十分黯淡。许多人都以为,葡萄牙的斯大林主义式的共产党可能会掌权。甚至连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也持这一悲观态度。当马里奥·苏亚雷斯这位当时的临时政府的外交部长拜访基辛格时,基辛格批评他和他的政府未对共产党人采取一条更强硬的路线。
  　　基辛格说:“你是一位克伦斯基,我相信你的真诚,但是你太天真了。”
  　　苏亚雷斯答道:“我当然不要作克伦斯基。”
  　　基辛格回了一句:“克伦斯基也不想。”
  　　不过,马里奥·苏亚雷斯和他的同事们证明基辛格错了。在葡萄牙克伦斯基们赢了,民主得到了巩固。马里奥·苏亚雷斯担任了总理,后来,又当上了总统。葡萄牙所开启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创造了一个民主的时代。在这一次浪潮中,人类历史上采行某种民主政体的国家总数在世界上第一次占到了一半以上。
  　　让我们简单地考察一下这项记录。首先,始于十九世纪初的民主化长波到1920年为止,导致了民主在约30个国家取得了胜利。在本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由于威权主义的复辟和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到1942年止,世界上的民主国家的数量降到了约12个。第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民主化短波再次使世界的民主国家的数量增加到30个以上。在此之后,在这些国家中,又有许多民主政权垮台。始于葡萄牙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民主化的速度更快,在规模上也远远超过了前两波。20年前,世界上约有不足30%的国家是民主国家,现在,60%多的国家是通过某种形式的公开、公平和竞争性的选举来建立政府的。约在25年以前,威权政府(共产党的政治局、军人政变集团、个人独裁政权)似乎蔚然成风,今天,千百万以前曾在独裁专制统治者下受苦受难的人生活在自由之中。此外,由于历史上民主国家与民主国家之间不发生战争,和平地带也得到了大大地扩展,国家间冲突的可能性也大大地降低。民主制度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急速成长,毫无疑问,是人类历史上最壮观的、也是最重要的政治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