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
  目录
  ◆ 作者序
  ◆ 第一章 社会主义之后
  ◆ 第二章 五种两难困民
  ◆ 第三章 国家与公民社会
  ◆ 第四章 社会投资型国家
  ◆ 第五章 迈向全球化的时代
  ◆ 结语
  ◆ 附录 吉登斯访谈录:现代性与“第三条道路”
  ※北京大学出版社/三联书店2000年第一版 郑戈 渠敬东 黄平译
  [英]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
  作者序
   我撰写这本小书的目的,是想为目前正在许多国家展开的关于社会民主政治之未来的讨论作出一点贡献。之所以会存在这样的讨论,其原因是非常明显的。直到本世纪70年代末期在工业化国家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的“福利共识”的瓦解,马克思主义的信誉最终受到质疑,以及促使这一切发生的异常深刻的社会、经济和技术变迁。我们应当怎样来回应这些变化?社会民主究竟还能否作为一种独具特色的政治哲学而延存下来?这些问题的确已经变得越来越模糊。我相信,社会民主无论在意识形态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都不仅能够延存下去,而且还会兴盛起来。但是,只有在社会民主党人愿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彻底地修正他们的既有观念的情况下,社会民主才可能存在并发展下去。
   他们需要找到第三条道路。正像我在正文中将会指出的那样,“第三条道路”这个术语本身并不具有特别的重要意义。
   在社会民主的历史上,这一术语已经被使用过许多次;而且,试图申言不同的政治主张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们也曾经在不同的语境中使用过它。在这里,我用这个术语来指称社会民主的复兴,即在过去一个世纪中,社会民主主义者不得不经常进行的阶段性反思主题的当下形态。
   在英国,“第三条道路”已经逐渐同托尼·布莱尔和“新工党”的政治战略联系起来。人们经常把托尼·布莱尔的政治信念同美国“新民主党”的政治信念相比,而新工党与新民主党之间也的确存在着紧密和直接的联系。有人说过:“与撒切尔政府和梅杰政府一样,布莱尔政府是到大西洋的彼岸,而不是到英吉利海峡的彼岸去寻找启发。它的政治修辞是美国式的,影响其政治方略的知识资源来自美国,甚至连它的政治风格都是美国式的。”①
   这种说法并不完全正确。比如,工党的劳动福利规划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带有美式标签,但是,经过仔细推敲,我们便会发现,其实它的灵感更直接地来自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诸国——而不是来自于美国——积极的劳动力市场规划。在这一观点的有效部分中,其重点也需要加以修正。关于新工党的讨论尽管是活跃而有趣的,但这种讨论基本上是在忽视欧洲大陆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关于社会民主的类似讨论的情况下进行的。托尼·布莱尔与老工党的决裂是一项意义深远的事件,但是,几乎所有的欧洲社会民主党也都完成了类似的决裂。
   在英国进行的类似讨论中,有许多方面尚有待于赶上欧洲大陆关于社会民主的讨论。然而,英国又正在为一种蓬勃兴起的新观念作出积极的贡献。与其简单地照搬美国的思潮和观念,英国不如成为一座在美国与欧洲大陆之间的沟通之桥。大多数欧洲大陆国家都未曾像英国那样有过如此长时期的新自由主义政府执政。不论撒切尔主义在英国造成了别的什么影响,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它震动了英国社会。玛格丽特·撒切尔正像大多数新自由主义者一样,并非一个一般意义上的保守派。在自由市场的旗帜下,她攻击既存的组织与精英;与此同时,她的政策更进一步推进了已经遍及整个社会的变迁。工党及其理论立场的同情者对此作出的最初反应是重申老左派的观点。但是,正是由于这样做而在选举上遭受的挫折,又促使它转变自己的取向。因此,与欧洲大陆的社会民主阵营中产生的观点相比,在英国开展的政治讨论中产生了一些更加自由和开放的思路。在英国产生的思想与欧洲大陆的讨论是可以有直接的相关性的,而它们却是针对不同的背景而展开的。
   这本书源于我与伊安·哈格里夫(Ian Hargreaves)和杰夫·马尔干(Geoff Mulgan)所进行的非正式的晚间讨论,我想对他们两人表示感谢。起初,我们想合编一部关于社会民主主义复兴的文献集。由于各种原因,这一计划未能实现,但是我从我们之间的讨论中得到了许多启发。我必须特别感谢戴维·赫尔德(DavidHeld),他细心地阅读了本书的初稿和好几份修改稿,他的评论对于最后形成的文本是关键性的。其他对我帮助甚大的人士还包括:马丁·阿尔布罗(Martin Albrow)、尤里奇·贝克(Ulrich Beck)、艾里森·齐弗斯(Alison Cheevers)、密里安·克拉克(MiriamClarke)、阿曼达·古德尔(Amanda Goodall)、斐欧纳·格拉姆(Fiona Gra-ham)、约翰·格雷(J0hn Gray)、史蒂夫·希尔(Steve Hill)、朱利安·勒·格兰德(Julian Le Grand)、戴维·米利班(DavidMiliband)、亨利塔·摩尔(Henrietta Moore)和安妮·波尔(Anne Power)。我还想对阿丽娜·勒德内瓦(Alena Ledene-va)表示衷心的感谢,她不仅对全书的问世贡献良多,而且,每当我感到沮丧——这是常有的事情——的时候,她总是鼓励我坚持下去。
  [英]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
  第一章 社会主义之后
   1998年2月,托尼·布莱尔在华盛顿与美国领导人举行了一次政策性讨论,讨论之后,布莱尔表述了为21世纪的国际社会而达成一种中间偏左的共识的雄心壮志。这种新的努力将发展成一种回应全球秩序变迁的政策框架。他说:“老左派抵制这一变迁,新右派则任其发展。而我们应该驾驭这一变迁,使其达致社会的团结与繁荣。”这项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因为正像布莱尔这几句话所表明的那样,既存的政治意识形态都已不能对此变迁作出它们的反应。
    150年以前,马克思写道:“一个幽灵在欧洲游荡”,这就是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的幽灵。这一点在今天看来仍然是正确的,但我们说它“正确”的理由却不同于马克思的设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已经消逝了,但它们的幽灵仍然缠绕着我们。我们不能简单地放弃推动他们前进的那些价值和理想,因为这些价值和理想中有一些是为我们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所要创造的美好生活必不可少的。目前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就是如何在社会主义经济规划已经失信的地方使这些价值再现其意义。
    今天的政治思想似乎已经失去了它们的鼓动力,而政治领袖们似乎也已经失去了领导的能力。公共讨论的主题成了各种各样的担忧:道德水准下降、贫富悬殊加剧、福利国家的压力,等等。惟一表现出坚定的乐观主义。动态的群体就是那些相信技术可以解决我们所面临的一切问题的人们。但是,技术变迁的后果从来都是好坏参半的,而且,技术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为一种有效的政治规划打下坚实基础。如果政治思想想要重新获得感召力,它们就必须走出单纯对现实政治作出反应的模式,而且不能把眼光仅仅局限于人们习以为常的事务和狭小的空间范围之内。如果没有理想的话,政治生活就一无是处;但是,如果理想与现实可能性无关,它们就是空洞的。我们既需要知道自己想要创造的社会是什么样子,也需要知道向这种社会迈进的具体方式。本书试图指出如何达到这些目标以及如何使政治理想主义再生。
    虽然本书的许多论证都涉及到广阔的范围,我的主要参照对象仍将是英国。在英国以及在时下的许多国家,理论都落后于实践。由于失去了原有的确定性,号称代表左翼的政府正在创造的政策是不堪一击的。理论之体必须有政策骨架的支撑,不仅仅是从理论上认可其所作所为,而且要提出具有更明确的方向感和目的感的政治框架。因为左翼确实总是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而现在社会主义——至少,作为一种经济管理体制的社会主义——已经淡出了历史舞台。
    社会主义的衰落
    社会主义的起源与18世纪中晚期发生的早期工业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它的主要对手——保守主义也产生于这一时期,后者是在反对法国革命及其后果的过程中逐渐成型的。社会主义一开始是作为一种与个人主义相对立的思想体系而出现的,只是在后来它才把重点放到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上。在共产主义随着苏联的兴起而获得特定的含义之前,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与社会主义一词彼此重合的,两者都试图维护社会或共同体的首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