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J.皮亚杰《人文科学认识论》
  目录
  ◆ 前言
  ◆ 第一章 人文科学在科学体系中的地位
  ◆ 第二章 心理学
  ◆ 第三章 跨学科研究的一般性问题和共同机制
  ※ 中央编译出版社 郑文彬译
  [瑞士]J.皮亚杰《人文科学认识论》
  前言
   本书共有三章,这三章可以组成一个整体,尽管它们分别是197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的一部题为《人类和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趋势》的广泛研究报告的第一部分,即《社会科学》中的序言、第三章和第七章的重版。
   它们组成一个整体,这是因为它们中的每一章都主要是认识论的思考。思考的目的一方面是标志出各种人文科学所共有的那种特殊认识的特征,另一方面是试图以我们认为是普遍的或必将成为普遍的观点去理解这些人文科学。而这一观点,我们可以称之为“发生结构主义”(此外还把这一解释方式看作是从生物学分析开始就在起作用的。不管是现实的还是潜在的,生物学分析对于一切人文科学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是关于人文科学在科学体系中的地位(第一章),还是关于在跨学科研究中所反映出来的共同机制(第三章),甚至是关于心理学本身(第二章),人们都会注意到这些同样的考虑,因为心理学只不过是将要在第一章和第三章讨论的,一切科学所具有的其他可能的共同认识方式的一个例子罢了。
   然而,为了使我们能得到理解,有必要先确定一下术语。因为术语这个小问题看起来可能无关紧要,但若不明确提出的话,也可以导致许多误解。出于一些我们自然只能认为是明智的理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含有我们这本书在内的大部头报告标以这样的副题:《第一部分:社会科学》,尽管心理学一词毋庸置疑还包含其他许多非社会性含义。另一方面,报告的《第二部分》目前尚无标题,它将涉及法学、历史学以及哲学等科学。但是显而易见,这两部分中的“科学”一词所指的意义是不同的。我们在这里探讨的科学包括社会学、经济学、语言学等等,还有心理学。但实际上它们只是一些可以称之为“正题法则”的科学,仅就其同自然科学一样,寻求和发现“规律”而言。而对于教科文组织汇编的《第二部分》将要涉及的那些学科(而且它们差不多也都是社会科学)来说,却不是这么回事。我们作这样的说明,丝毫不是为了暗示某种保留或维护某种个人立场,而是因为既然我们所著述的章节远在教科文组织选择这个出乎我们预料的术语之前,所以在下文中将对我们一般称之为“人文科学”的“社会特征”与“人类特征”不作任何区别,但始终而且专门把“科学”这个名词留给正题法则学科(也就是教科文组织嫌这个名称太繁长,终于统称为“社会科学”的那些学科)。
   作了以上的说明之后,还要说明的是,以下的章节始终是在某种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e的启发下撰写的。但在这些章节写出之后,我们已经大大地发展了结构主义(请参阅我们的小册子《我知道什么》中的《结构主义》,1970年第4版,法国大学出版社)。而且在我们看来,结构主义是人文科学以及被人们经常称之为“精神的与自然的”科学所共有的。在逻辑数学与物理化学领域里,涉及的主要是运算结构,可是这些结构总是同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e紧密相联的,因为脱离了建构主义,运算结构就失去其解释意义。从生物学直至所有人文科学,结构还具有控制论这一术语所指的自动调节特征。我们习惯于把这种有关自动调节结构的研究称为“发生结构主义”。已故的戈尔德曼在他的《马克思主义与人文科学》(加利玛出版社,1971年出版)一书中声明说:“我们……用这样一个词……(我们是从皮亚杰那里借来的)即‘发生结构主义’来定义人文科学的实证方法,更确切地说,即马克思主义方法”(第246页)。我们提出这句话只是想说明:一旦人们不再把结构与结构运转及发生分开,那么建构主义方法,辩证法与结构主义方法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血缘关系。如果这样,那是因为在某些辩证法形式中存在的实证特征来自它们明显地或隐蔽地依赖作为一切形成性发展的组成要素的这种自动调节过程,是因为这些调节本身就与自动调节有血缘关系。而自动调节无论在其逻辑数学建构中,还是在其解释或因果模式中,都是人的全部运算活动的特征。
   当我们从最广泛的意义(数学的等等)上说“结构”时,我们的定义仍然是有限定性的,因为它并不包括任何静止的“形式”。实际上,我们赋予结构这一概念如下三个特征:第一,一个结构包含着区别于它的要素规律的整体规律,这一整体规律甚至允许完全抽掉这些要素。第二,这些总体属性就是变化规律,与任何形式规律相反。第三,任何结构都具有自动调节,它是双重意义的,即它的组成既不超越它的边界,也不需要求助于边界之外的任何东西(但这并不妨碍结构能够再裂变成一些既继承它原来属性又各自呈现出其部分特征的亚结构)。因此,一个完成状态的结构(与它可能有的形成或建构状态相反),就构成一个封闭体系(与此同时,它完全可以作为亚结构并合到更大的新结构中去),而正是这种封闭性保证了它的独立性和内在能力。当拉扎费尔德说:“人们有时得到这样的印象,即在皮亚杰的思想中,所有求助于教学模式的东西,从定义上说都属于结构运动”(上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的著作,第138页)时,他就把我们的思想搞错了。在数学领域,我们自认是忠于布尔巴基的精神的,其结构主义相当独特,同时也忠于麦克兰、爱伦伯格等人后来有关“范畴”的一些研究。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读者将在本书第一节里看到我们捍卫的一个观点,即在人文科学中根本不存在象自然科学中那样的等级(如化学从属于物理学、生物学从属于物理化学等等)。杰克伯逊在他撰写的关于语言学的精彩一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的《人类和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趋势》第一部分《社会科学》第六章)中则持相反的观点,他当然认为自己研究的学科是保证从生物信息(DNA脱氧核糖核酸编码)过渡到人文科学的关健科学,一切人文科学都被语言学以这种或那种方式统治着。然而,他并没有使我们完全信服,理由有两个。第一个理由正如乔姆斯基所指出的,语言从属于智力或智力的逻辑,而不是相反,象现代实证主义所认为的那样。因此,不管对我们来说心理语言学有多么重要,尤其在发生心理学方面,我们却排除把认知功能心理学从属于语言学。第二个理由是,NDA发生编码是一个词义系统而不是词音系统(当然对作为认识主体的生物学家来说不就是这样),它所传递的信息从属于这样一个系统。说信息理论在这种情况下构成一种基本的跨学科工具(然而这并不因此导致必然的帝国主义)是一回事,但这丝毫不等于把这些功能赋予语言学本身,因为信息和语言远非同义词。因此,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持我们对学科的环形分类,而不是线性分类。
  让·皮亚杰
  1971年2月
  [瑞士]J.皮亚杰《人文科学认识论》
  第一章 人文科学在科学体系中的地位
   在这开卷第一章里,将要谈谈人文科学在客观性、观察或实验方式的条件方面以及在理论与实验之间建立的关系方面的认识论特征。还要谈谈人文科学与精确的和自然的科学或者同哲学以及重大思潮或文化潮流的关系。但在这之前,首先要明确一下我们所谓的人文科学是什么,为此就必须先从分类说起。
  一、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分类
   各国大学各系学科的设置情况大相径庭,不足以提供一个分类的原则。因此在这方面我们仅仅指出,在人们通常所称的“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不可能作出任何本质上的区别,因为显而易见,社会现象取决于人的一切特征,其中包括心理生理过程。反过来说,人文科学在这方面或那方面也都是社会性的。只有当人们能够在人的身上分辨出哪些是属于他生活的特定社会的东西,哪些是构成普遍人性的东西时,这种区分才有意义(这一假设正是这种区分的根源)。当然,有许多人坚持这一区分,他们倾向于把先天的东西同在物质环境或社会环境的影响下所获得的东西对立起来。这样,“人性”就全部建立在遗传特性上了。但是,人们现在越来越倾向于认为先天性主要在于功能的可能性,并没有什么现成结构的遗传(同本能的情况正好相反,它有很大一部分是被遗传“编码”的):比如说,语言就是在与大脑的一个中心即布罗卡(Broca)中心交流的同时社会化地获得的。但是,如果这个中心在获得语言之前受到损伤,那么就会通过大脑皮层原先不是用于语言的其他区域而得到补偿。因此同卢梭时代人们的想法相反,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人们接受这样的观点,即“人性”还带有从属于特定社会的要求,以致人们越来越倾向于不再在所谓社会科学与所谓“人文”科学之间作任何区分了。
   然而,在涉及人类众多活动的庞大学科中引入一些其他的亚分类却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读者在本书前言中已经看到,本书将只探讨这些学科中的某些学科,而且仅仅是那些人们可称为“正题法则的”或试图建立“规律”的学科。但是,要对一切研究人类或社会的学科给予那样的一个编码则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将试图把它们缩减成四大类,这种分类就象一般情况那样,当然既包含典型情况又包含较少数量的在各种典型情况之间起过渡作用的中间情况。
   A.首先,我们把那些探求“规律”的学科称之为“正题法则”科学。这里所谓的“规律”是以日常语言或以多少是形式化的语言(逻辑等)来表达的。它的意义有时是指能以数学函数的形式来表达的相对常量关系,但也指一般事实或序数关系、结构分析等等。
   科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种学、语言学、经济学以及人口统计学都毫无疑问地构成寻求以上所述的那种广义“规律”的学科范例。很可能,心理学家可以研究个别情况并作出“差别”心理学来,语言学家可以分析一种特殊语言或作出语言类型学来,等等。但这种最最限定的研究并不因此而不包含于仍然体现着对普遍性的考虑和建立规律的考虑而比较或分类的范围,即使这些规律只涉及频率或波的分布与扩展问题(即使出于谨慎,人们避免使用“规律”这个词)。
   另一方面,不言而喻,这些学科中的每一门都包含着关于随时间展开的种种现象的研究,也就是说都包含着一部“历史”。因此,语言学研究语言史;所谓发生心理学研究行为的发展,等等。这种在许多情况下都至为重要的历史观就使正题法则科学的某些部门接近于我们不久将称之为历史科学的学科。然而,尽管存在着各个中间环节,某些差别却使正题法则科学所特有的这种历时研究同历史科学的历时研究对立起来。一方面,在个体发展的情况下(语言、智力等的发展),所涉及的是在每一代人都重复的历史展开,因此,有可能用实验来检验甚至变换因素,主要的目标仍然是探求规律,探求以“发展规律”为形式的规律。至于集体的历史展开,诸如语言、经济结构等等的发展,人们在那里也总是在探求规律、或者用过去来解释一个特定的一般结构,这就又把我们引回到发展规律上去,或者相反,用当今可以验证的同时并存的规律解释先前的历史事实(例如古代市场的利率)。
   正题法则科学所特有的关于规律的建立或探求与第二个基本特征,即方法的应用,并驾齐驱。这一基本特征使正题法则科学有别于下文将探讨的B、C、D三类科学。应用的方法有的是严格的实验法如生物学所规定的的那种方法(今天,在大多数科学心理学研究中都必须应用这种方法),有的是广义的系统观察实验法,包括统计检验、“分散差”分析、蕴涵关系检验(反例分析)等。在下文(第三、四节)我们将再谈谈人文正题法则科学在方法上所遇到的困难。但是,不管困难与否,用实验事实去检验理论图式的这种验证方法,却是这类学科区别于以下各类学科的最一般的明显特征。
   与上述两个特征并存的还有第三个基本特征,即一次只研究很少变量的倾向。当然,要象物理学那样把要素分解开来,并不总是可能的(而且这一点从生物学起就是如此),尽管某些统计方法(分散差分析)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对同时起作用的几个变量的各自影响作出判断。然而,在其实验方法能精确地分解出变量的自然科学与变量经常混乱地交织在一起的历史科学之间,人文正题法则科学却拥有中间策略,其理想显然是转向自然科学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