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格丽特·米德《文化与承诺》
  目录
  ◆ 玛格丽特·米德和她的《文化与承诺》
  ◆ 序言
  ◆ 导论
  ◆ 第一章 过去 前喻文化和学富五车的长辈
  ◆ 第二章 现在 并喻文化和亲密无间的同辈
  ◆ 第三章 未来 后喻文化和前途未卜的晚辈
  玛格丽特·米德《文化与承诺》
  玛格丽特·米德和她的《文化与承诺》
   即使在不久以前,老一代仍然可以毫无愧色地训斥年轻一代:“你应该明白,在这个世界上我曾年轻过,而你却未老过。”但是,现在的年轻一代却能够理直气壮地回答:“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我是年轻的,而你却从未年轻过,并且永远不可能再年轻。”
  ——摘自《文化与承诺》
   这是一本远远够不上煌煌之卷的小书,但是,无论读哪一句,你都不能不为玛格丽特·米德——这位当代声誉卓著的女人类学家的语言、思想乃至内在的情感所震慑。年轻的一代和年老的一代在行为方式、生活态度、价值观念方面的差异、对立、冲突被人们称之为“代沟”。近几十年以来,有关“代沟”的讨论消蚀了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及一般社会科学家大量的笔墨和口舌。1970年,当以1968年的5月学潮和1969年的“伍德斯托克事件”为标志的美国60年代青年运动刚刚退潮之际,玛格丽特·米德,一位即将迈入古稀之年的老人写出了她晚年的压卷之作《文化与承诺》。这部不足7万字的小册子不仅对代沟问题作了迄今为止最具说服力的阐释、而且本身就是一部气势恢宏的青年宣言。
   玛格丽特·米德,1901年生于美国费城一世代书香之家。父亲是经济学教授,母亲是社会学博士,坚定的女权主义者。这一素来具有盛产“活泼但无价值的男人”和“严肃但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女人”传统的家庭,自动就赋予了米德日后成为杰出人物所必需的勃然进取的精神。
   在米德的孩提时代,家庭的经常搬迁养成了她日后能够迅速适应环境的能力。从具有不同的政治、种族、宗教背景的各个社区的生活中,年幼的米德学到了许多一般孩子所学不到的东西。在成年之前,她学过纺织、音乐、雕刻、绘画,甚至学会了一般人视之为粗鄙的木匠活。22岁那年,当她从巴尔那德(Barnard)学院毕业成婚时,没有人会想到房间里设计别致的家具竟出自娇媚的新娘之手。
   不过,在这个家庭中对米德的一生影响最大的,却既不是敏捷、幽默但多少有些冷漠的父亲,也不是聪明、漂亮但过于理性的母亲、真正的启蒙之师是她那位早年受过高等教育的外祖母。这位精通育人之道的老太太独包独揽了外孙女的全部早期教育。虽说当其他同龄的小姑娘已经能够熟练地背诵乘法表时,她才不紧不慢地向外孙女传授算术的技艺,但她一直通过故事、诗歌、游戏及至简单的家务劳动培养了小米德的观察能力。让8岁的米德尝试着有选择地记录两个妹妹的语言习惯,这大概是外祖母给予这位未来的人类学家的最早的专门训练。
   中学毕业以后,米德先就读于印地安那州的德·波乌(De·pauw)大学,随后转往纽约的巴尔那德学院。在那里她获得了英语和哲学的双学土学位。1923年9月,同卢瑟·格里斯一位神学院的毕业生结婚以后,旋即转入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心理学硕士学位。当时,社会科学的每一个领域都呈现着诱人的希望之光,因此,选择属于人文科学的心理学专业使这位一贯有主见的姑娘第一次尝到了踌躇的滋味。
   1924年,是她整个一生的转折。一次偶然的机会,使她有幸结识了近代人类学的一代宗师弗朗兹·波亚士和他的女助手露丝·本尼迪克特。波亚士和本尼迪克特的渊博学识和巨大的人格力量给了米德投身人类学研究的勇气和信心。她迅速完成了心理学专业的硕士论文,和比她年长十四岁的师姐本尼迪克特一样,成为波亚士麾下一员骁将。
   20年代,在人类学的现场研究中还没有留下过女性的足迹。当露丝·本尼迪克特深入美洲印地安人的居住地研究民俗和宗教时,米德却不顾波亚士的劝告,执意孤身奔赴南太平洋上的玻利尼西亚群岛,研究更为荒蛮而陌生的萨摩亚人的青春期问题。在1925年至1926年的9个月中,她经历了文明社会的女性无法想象的艰辛。从学习萨摩亚人的语言、生活方式,到果敢地摆脱那些注意到“白人女子有一双漂亮丰满的大腿”的土著求爱者,都显示了这位23岁的女性所具有的智慧和胆略。
   1928年,米德的第一部力作《萨摩亚人青春期的到来》出版,该书的副标题是“为西方文明所作的原始人类的青年心理研究”。在这本著作中,她力图说明“人类(野蛮而未经教化的原始人类)所赖以生存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环境是如何塑造人格的”。(米德《来自南海》,1939年版,7页)简言之,她力图找出决定人格的文化因素。
   在米德之前,美国心理学家斯但利·霍尔根据他对西方社会青年的研究,率先于1904年在两卷本的《青春期》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青春期危机”的理论。霍尔从“个体发生概括了种系发生”的重演论的角度出发,认为青春期象征着人类的一个动荡的过渡阶段。青春期的出现是一种“新的诞生”,意味着个人心理形态的突变和危机。沿着霍尔的思路,斯普兰格把青春期誉之为“第二次诞生”,而霍林沃思更是形象地喻之为“心理断乳。”但是,种种发韧于心理学的青春期理论都在重复着同一个主题:即遗传决定的生理因素引起了人的心理反应。因此,青春期的特征具有生物学的普遍性。
   如果说萨摩亚的9个月生活使米德多少有些担惊受怕的话,那么,现在她却有了足够的勇气向先前的理论挑战。尽管她并不否认生物学因素对青春期的影响,但她指出文化因素对发育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例如,那些身穿草裙的萨摩亚姑娘在青春期并不存在紧张、抗争和过失的阶段。“在萨摩亚,青春期的女孩子和青春前期的妹妹相比,确实有所不同,那就是在年龄较大的姐姐身上发生的某些变化,在年龄较小的妹妹身上尚未出现。但除此以外,处在青春期的人和两年以后才达到青春期或两年以前就达到青春期的人之间,并没有什么其它差异”。(米德《萨摩亚人青春期的到来》,1961年版,196页)萨摩亚人只有一种简单的生活方式,因此他们不会为前途的选择所困扰;生活的意义是既定的,因此也不会对人生发出痛苦的质疑;甚至在性的方面他们也有着较大的自由,因此同样不会有文明社会的一般年轻人都有的那种骚动和压力。儿童时期他们就被鼓励从事许多涉及“性爱”的游戏,到了青春期,他们对与异性的恋爱,也就丧失了文明人的热情与新奇。
   萨摩亚之行是米德整个人生的里程碑。自此之后,从东部的玻利尼西亚到西部的新几内亚,太平洋地区形态殊异的原始文化牵动着她兹后整整50年的情愫。在她的早年生涯中,1929年对新几内亚三个原始部落的研究,以及在此基础上写成的《三个原始部落的性与气质》(1935年)一书,被人们公认为是由人类学家对社会心理学所作的又一次严峻的挑战。
   人类学家对文化与人格发展关系的关注,归功于弗洛伊德1913年发表的《图腾与禁忌》。如果说功能主义大师马林诺夫斯基随后于1914年起对特罗布里恩德群岛上土著人性行为的研究,不过是为了给弗洛伊德的泛性学说提供细节上的说明,那么米德的研究却恰恰是以对弗洛伊德理论的否定为标志的。
   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男性是人类先天的行为模式,而女性不过是被阉割了的男性。男女两性不同的心理发展过程取决于男女两性所具有的不同的生理解剖结构。因此,文明社会的男女不同的人格特征也就同样具有了生物学上的普遍性。
   当弗洛伊德的学说蜚声于欧美大陆之际,1935年玛格丽特·米德首先发难。通过对新几内亚境内三个毗邻而居、但相互间的性别角色规范却迎然相异的部落——阿拉佩什人、蒙杜古马人和德昌布利人的研究,米德以确凿的事实证明:“所谓男性和女性的特征并不依赖于生物学的性差异,相反,它是特定社会的文化条件的反映”。(《三个原始部落的性与气质》,1960年版,5页)
   无论是对萨摩亚人的青春期研究,还是对新几内亚三个原始部落的性与气质关系的探查,米德的早期研究都只有一个目的,即揭示文化对人格与行为模式塑造的决定性作用。对于以麦独孤和罗斯的两部同名著作为诞生标志的年轻的社会心理学来说,米德的研究不啻是一次大胆的冲击。在这以前,社会心理学完全是“一种关于19世纪和20世纪西方人的心理学”。(墨菲《近代心理学历史导引》,615页)在这种理论面前,米德充分证实了文化的多样性对人格和心理塑造的决定性作用,从而表明,先前的社会心理学对人的行为模大的描述与阐释并不具有绝对普遍的意义。如同麦独孤时代的心理学家迫使社会心理学向生物学让步上样,米德开始迫使社会心理学向人类学让步。单从本世纪后期心理学家们每每谈及人类行为之时,都小心翼翼地冠之以“在我们的文化中”这样一句限定性短语,人们就不难感到米德的存在。
   颠簸不定的生活先后导致了米德的3次婚变。但最后一次和人类学家格雷戈里·贝特森的结合却使她有了一个天使般的女儿凯瑟琳。30多年之后,当她撰写题为《黑莓的冬天》的自传时,仍然满怀深情地写道:“凯茜的养育不仅是我激情中的冒险,也是我女性智慧的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