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立身处世，贵在能够对旁人有益处，不能光是高谈阔论，弹琴读书，以此耗费君主的俸禄官爵。国家使用的人才，大概不外六种：一是朝廷之臣，为他们能通晓政治法度，规划处理国家大事，学问广博，品德高尚；二是文史之臣，为他们能撰述典章，阐释彰明前人治乱兴革之由，使今人不忘前代的经验教训；三是军旅之臣，为他们能多谋善断，强悍干练，熟悉战阵之事；四是藩屏之臣，为他们能通晓当地民风民俗，为政清廉，爱护百姓；五是使命之臣，为他们能洞察情况变化，择善而从，不辜负国君交付的外交使命；六是兴造之臣，为他们能计量功效，节约费用，开创筹划很有办法。以上种种，都是勤于学习、保持操行的人所能办到的。人的资质各有高下，哪能强求一个人把以上“六事”都办得尽善尽美呢？只不过人人都应该明白其要旨，能够在某个职位上尽自己的责任，也就可以无愧于心了。

我看世上那些弄文学的书生，品评古今，倒像是指点掌中之物一般明白，等到要用他们去干一些实事，却大都不能胜任了。他们生活在社会安定的时代，不知道会有丧国乱民的灾祸；在朝中做官，不懂得战争攻伐的急迫；有可靠的俸禄收入，不了解耕种庄稼的辛苦；高踞于吏民之上，不明白劳役的艰辛，因此难得用他们去顺应时世，处理公务。晋朝南渡后，朝廷优待士族，因此江南的官吏，凡有才干的，都提拔他们担任尚书令、尚书仆射以下，尚书郎、中书舍人以上的官职，让他们掌管机要大事，剩下那些空谈文章的书生，大都迂阔傲慢、华而不实，不接触实际事务；纵然有一些小小过失，也不好对他们施加杖责，因此只能给他们名声清高的职位，以此来掩饰他们的弱点。至于尚书省的令史、主书、监帅，诸王身边的签帅、省事，担任这类职务的都是熟悉官吏事务、能够履行职责的人，其中有些人纵有不良表现，都可施以鞭打杖击的处罚，严加监督，所以这些人多被任用，大略是用其所长吧。人往往不知自量，当时大家都埋怨梁武帝父子亲近小人而疏远士大夫，这也就好比自己的眼珠子看不见自己的眼睫毛一样，是没有自知之明的表现。

梁朝的士大夫，都爱好宽袍大带、大帽高履，外出乘坐车舆，回家凭靠童仆服侍，在城郊以内，就没见有哪个士大夫骑马的。周弘正这人被宣城王宠爱，得到一匹果下马，经常骑着它外出，满朝官员都认为他甚是放纵。至于像尚书郎这样的官员骑马，就会被人检举弹劾。到侯景之乱发生时，这些士大夫肌肤脆弱、筋骨柔嫩，受不了步行；身体瘦弱、气血不足，耐不得寒暑，在仓猝变乱中坐以待毙的，往往就是这些人。建康令王复，性格既温文尔雅，又从未骑过马，一看到马嘶叫腾跃，总是感到震惊害怕，对别人说：“这正是老虎，为什么要把它称作马呢？”那时的风气竟到了这种地步。

古人打算了解农事的艰难，这大约体现了重视粮食、以农为本的思想。吃饭是民生第一件大事，老百姓没有粮食就不会生存，三天不吃饭，恐怕父子之间也顾不得互相问候了。种一季庄稼，需要耕地、播种、除草、松土、收割、运载、脱粒、簸扬，经过多次工序，粮食才能够入仓，怎么可以轻视农业而看重商业呢？江南朝廷的士大夫们，是因为晋朝的中兴，渡江南来，最后客居异乡的，到如今已过了八九代了，还从来没有下力气种过田，全靠俸禄生活。即使有点田地的，都是靠童仆们耕种，自己从没有亲眼看见翻一尺土，薅一株苗；不知道什么时候该播种，什么时候该收割，这样哪能懂得社会上的其他事务呢？因此他们做官不明吏道，理家不会经营，这都是生活悠闲造成的过错啊。

《涉务》篇叙述了要专心致力于事务，就是要办实事的意思。南朝的后期，门阀制度在南方已日趋没落，士族子弟几乎都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没有几个能办实事的，因此朝廷不得不借庶族寒士来处理事务。士族出身的颜之推，对此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并对不办实事、形同废物的士族子弟进行了谴责。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士大夫处世要有益于社会的观点，主张抛弃清高，求真务实，只有如此，于国于己才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