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玄龄，山东临淄人。在隋朝为官时担任隰城的县尉。后来因为一件事情被革去官职，派遣到上郡为官。一次，唐太宗到陕西巡游，房玄龄听说后就到军营门口拜会。唐太宗对他一见如故，任命他为渭北道行军记室参军。房玄龄蒙受知遇之恩，决心涌泉相报。当时，每次打了胜仗，大家都忙着各处搜集财宝，只有房玄龄首先收拢人才，将富有谋略和骁勇善战的人安置在他的幕府中，私下与他们结为朋友，共同为李世民效力。他多次担任秦王府记室，兼任陕东道大行台考功郎中。房玄龄在秦王府十几年，都担任记室一职。当时的太子和巢刺王因为房玄龄和杜如晦深得李世民的重用，心怀嫉恨，就在唐高祖面前恶语中伤，于是房玄龄和杜如晦遭到了打击排斥。后来太子发动叛乱，李世民秘密召见房玄龄和杜如晦，让他们穿上道士的衣服，派人暗中将他们带入内宫商议对策。叛乱平定之后，李世民成为dōng宫太子，就请房玄龄担任太子左庶子。贞观初年，李世民提升他为中书令。贞观三年，又封他为尚书左仆射。同时，命他撰写国史，封为梁国公，食邑一千三百户。房玄龄为官兢兢业业，负责百官的任命，责任重大，常常夜以继日地工作，不在政务上出现半点闪失。他待人宽厚，胸襟宽阔，看见别人比自己出色，也从不嫉妒。他富有才识，撰写的国史文采出众，审定的法令宽容公平。他在德行方面也为人称道，对人从不求全责备，不以自己的标准去苛求别人，不分亲疏贵贱，一视同仁，因此被众人赞誉为良相。贞观十三年，他又被尊为太子少师。房玄龄担任宰相之职共有十五年，其间，他多次上书辞官，唐太宗都未允许。贞观十六年，他又被封为司空，仍然总管朝政，著述国史。不久，房玄龄又以年老为由，提出辞官，唐太宗派使者回复一封信，上面写道：“你担任丞相这么多年了，很多大事我都能够放心地交给你处理，假如没有了你这个良相，我就像失去了双臂一样力单势薄。如果你的精力允许，就不要解甲归田。如果有一天你真的感到力不从心了，再上奏告诉我也不迟。”看过这封言辞恳切的信，房玄龄终于打消了辞官的念头。后来，唐太宗回顾艰难创业的岁月，良臣辅佐自己所立下的卓越功勋，不禁感慨万千，写下《威风赋》赐给房玄龄，由此可见他们君臣之间深厚的情谊。

杜如晦，祖籍陕西万年。武德初年，担任秦王府兵曹参军，不久就被提升为陕州总管长史。当时秦王府中人才济济，外迂的人也非常多，对此，李世民表示忧虑。记室房玄龄说：“王府中的幕僚离开得多，这并不值得惋惜。可是杜如晦非常能干，有见识，是辅佐帝王的良才。如果您只做一个守住领地的藩王，那么用不着他，可是如果您要统领四海，那么非此人不可。”太宗从此便对杜如晦以礼相待，视为心腹，经常让他参与密谋。当时，权力之争激烈，战事很多，每次杜如晦都能为太宗出谋划策，提出良好的建议，令人十分佩服。后来，他被封为天策府从事中郎，兼任文学馆学士。在平定太子的叛乱中，杜如晦和房玄龄功劳最大，杜如晦被提升为太子右庶子。不久又迁任兵部尚书，封为蔡国公，食邑一千三百户。贞观二年，他担任检校侍中。贞观三年，拜为尚书右仆射，兼任吏部选事。他和房玄龄共同掌管朝廷的政务，有关修筑宫殿的规模、典章制度等事情，都由二人商议决定，二人的政绩深得人们的称道，说起当时的良相，人们就会以“房谋杜断”加以赞许。

魏徵，钜鹿人，前不久迁居到相州的内黄。武德末年，做太子洗马。当他看到太宗同隐太子李建成暗中倾轧争夺，常劝建成早做打算。太宗杀了隐太子后，把魏徵叫来责问：“你为什么要离间我们兄弟？”当时大家都替魏徵担惊受怕，魏徵慷慨自若，不慌不忙地回答说：“皇太子如果听了我的话，肯定不会有今天的杀身之祸。”太宗听了这话肃然起敬，对他分外敬重，提升他为谏议大夫，多次把他请进卧室，向他请教治理国家的办法。魏徵本有治国的才能，性情刚直不阿，绝不随便放弃自己的主张。太宗每次和他交谈，从来没有不高兴的。魏徵欣幸遇到了赏识自己的主子，竭尽才力来效劳。太宗又安慰他说：“你以前直言劝谏前后二百多件事，都称我的心意，不是你忠心为国，怎能如此？”贞观三年，魏徵几次升迁做上秘书监，参预朝政，深谋远虑，起了很好的作用。太宗曾对他说：“论你的罪过比当年管仲射中齐桓公的带钩还要严重，而我对你的信任却超过了齐桓公对管仲的信任，近代君臣之间融洽相处，难道还有谁能像我这样对你吗？”贞观六年，唐太宗驾幸九成宫，设宴招待亲近的大臣，长孙无忌说：“王珪、魏徵，过去侍奉隐太子，我见到他们就像见到仇敌一样，想不到今天能在一起参加宴会。”太宗说：“魏徵过去确实是我的仇敌，但他能为侍奉的主子尽心出力，这是很值得称道的。我能够提拔重用他，自比古人应无愧色！魏徵常常不顾情面恳切劝谏，不许我做错事，所以我器重他。”魏徵再拜说：“陛下引导我提意见，我才敢提意见。如果陛下不接受我的意见，我又怎么敢去犯龙鳞、触忌讳。”太宗龙心大悦，赏赐每人十五万钱。贞观七年，魏徵替代王珪任侍中，加封到郑国公。不久因病请求辞去所任的官职，只做个闲职散官。太宗说：“我把你从仇敌中选拔出来，委任你中枢机要的职务，你看到我不对的地方，从没有不劝谏的。你难道没看到黄金埋在矿里，有什么可贵的呢？若遇上高明的冶金工匠把它锻炼成器物，就会被人们当做宝贝。因此我把自己比作黄金，把你当做高明的冶炼工匠。你虽然有病，但还不算衰老，怎能想就此辞职呢？”魏徵听了只好作罢。后来又坚决要辞职，太宗同意解除他侍中的职务，任为特进，仍旧管门下省政事。贞观十二年，太宗因为皇孙诞生，下诏宴请公卿大臣，太宗在酒席间极其高兴，对大臣们说：“贞观以前，跟我平定天下，转战于艰险危难之间，房玄龄功劳之大是没有人能比得上的。自贞观以来，对我竭尽心力，进献忠直之言，安定国家，造福百姓，成就我今天的功业，被天下人所称道的人，就只有魏徵了。即使古代的名臣，也不过如此罢了。”于是亲自解下佩刀赐给他们二人。庶人承乾在dōng宫做太子时，不讲品德不干好事，魏王泰越来越得到宠爱，内外百官对承乾是否还能做太子都有疑议。太宗听到后很厌恶，对侍从的大臣们说：“当今朝臣之中，讲忠诚正直没有比得上魏徵的，我派他做皇太子的师傅，用来断绝天下人的想法。”贞观十七年，就任命魏徵做太子太师，仍旧管门下省的政事。魏徵陈述自己有病，太宗对他说：“太子是宗庙社稷的根本，一定要有好的师傅，所以挑选你这样中正无私之臣，作为太子的辅弼。我知道你有病，不妨躺在床上来教导太子。”魏徵只得就职。不久魏徵得了重病，他家里原先没有正厅，太宗当时本想给自己建造一座小殿，就停下工来把材料给魏徵造正厅，五天完工。又派宫中的使者赐给他布被和素色的垫褥，以顺从他的喜好。过了几天，魏徵去世，太宗亲自到他的灵柩前痛哭，追赠他为司空，赐谥号文贞。太宗亲自给他撰写碑文，还亲笔书写在石碑上。又特赐给他家食实封九百户。太宗后来常对身边的大臣们说：“用铜作镜子，可以端正衣冠；用历史作镜子，可以知道历代兴衰更替；用人作镜子，可以明白自己的得失。我常常保有这三面镜子，用来防止自己犯过错。如今魏徵去世，就失掉一面镜子了！”因而哭了很久。于是下诏说：“过去只有魏徵，经常指责我的过错。自从他去世后，我虽有过错也没有人敢公开指出。难道我只在过去有错误，而今天全是正确的吗？恐怕还是百官苟且顺从，不敢来触犯龙鳞吧！所以我再次虚心征求意见，以便清醒头脑进行反省，你们直言劝谏了而我不采用，我愿承担责任。我需要采纳忠言而大家又不说，这个责任谁来承担？从今以后，大家都得竭尽忠诚，我如有对或不对的言行，你们要直言劝谏不要保留隐瞒。”

王珪，太原祁县人。武德年间，担任太子中允，太子李建成对他礼遇有加。后来由于李建成阴谋作乱之事所牵连，王珪被流放到云南嶲州。建成被诛杀后，太宗即位，王珪被太宗召回，拜官为谏议大夫。作为臣子，王珪忠心耿耿，尽职尽责。他所进献的言论，多被太宗采纳。王珪曾经上书批评太宗过失，太宗说：“你所谈论的，一一点中我的过失。自古以来，没有哪一个国君不想把自己的国家治理好，永享安定太平的。然而，他们的愿望都没有实现，不是他们看不到自己的过失，而是因为他们看到了自己的过错却不能改正的缘故。现在我有过错，你能直言不讳，我也能知错就改，何必担心国家不能长治久安呢？”太宗还曾经对王珪说：“你如果一直做谏官，我必定永远没有过错。”因而更加器重厚待他。贞观元年，王珪官至黄门侍郎，参与国家政务，并兼任太子的老师。第二年，王珪又被提升为侍中，与房玄龄、魏徵、李靖、温彦博、戴胄一起处理国家政事。一次，他们六人与太宗一起进宴，太宗问王珪：“你识别能力很强，尤其擅长谈论和评价别人。从玄龄开始，你一个个给我评价一下，也可以估量一下你们中间谁最贤德能干。”王珪回答说：“为国兢兢业业，干事果断精明，我比不上玄龄。以纠正偏颇为任，犯颜直谏，为皇上无法与尧舜的圣明比肩而感到羞耻，我比不上魏徵。文武全才，既能带兵又能治国，文韬武略俱佳，我比不上李靖。奏章严密清楚，言行有理有据，规规矩矩，没有疏失，我比不上温彦博。处理纷繁复杂的事务，有条有理，万无一失，我比不上戴胄。可是对于弘扬正气，惩恶扬善，疾恶如仇，我比起各位，也有我自己的独到之处！”太宗认为他说得很对，在座的诸位大臣也各抒己见，都认为他评价得恰如其分，十分准确。

李靖，陕西三原人。隋炀帝末年，为马邑的郡丞。这时，高祖李渊任太原留守。李靖观察高祖，知道他有夺取天下的志向，便装成罪犯，把自己锁进囚车，打算趁押赴江都的机会向隋炀帝告发李渊。走到长安，因为道路阻塞不能前行，李靖只好滞留长安。高祖攻克长安后，抓住了李靖，想要杀掉他。在千钧一发之际，李靖大声叫道：“李公率领仁义的军队，扫除暴乱，不想成就大事，只想凭个人的恩怨杀害有才能的人而逞一时之快吗？”太宗也极力劝阻高祖，加以营救，高祖于是赦免了他。武德年间，因平定萧铣、辅公祏的功劳，李靖被升迁为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太宗继位后，他又被召回京城，任命为刑部尚书。贞观二年，被提升为中书令。贞观三年，转任兵部尚书，兼任代州行军总管，率领军队进攻突厥，平定襄城，大破突厥，使突厥各部落逃亡碛北。在这次战争中，李靖擒获了隋朝齐王杨暕的儿子杨道政以及隋炀帝的皇后萧氏，并将他们押送到长安。后来，突利可汗前来投降，只剩下颉利可汗一个人逃跑了。太宗说：“汉代李陵率领五千步兵作战，还免不了投降匈奴，即使这样，也可以名垂青史。你能够凭三千骑兵，深入敌人内部并战胜敌人，平定襄城，威震北方夷狄，这样的事的确亘古未有，如此功劳足可以弥补过去渭水之战的过失了。”由于李靖功勋显赫，唐太宗加封他为代国公。从此，颉利可汗对唐军十分害怕，不敢轻举妄动。贞观四年，他们退到西北一带，并派遣使者到唐朝谢罪，请求全国归降，作为唐的臣民。接到投降的消息，太宗又任命李靖为行军总管，前往迎接颉利可汗。颉利可汗虽然表面称降，其实心怀不轨。太宗派遣鸿胪卿唐俭、摄户部尚书将军安修仁奉命安抚慰问。李靖看出投降者的险恶用心，决定将计就计。他对副将张公谨说：“传诏书的使者到了那儿的时候，敌人必然放松警惕，你挑选精锐的骑兵带好二十天的粮食，领兵从白道偷袭攻击他们。”张公谨不解其意，说：“既然我们答应他们投降，我们的使者又在他们那里，征讨恐怕不合适吧。”李靖说道：“这是用兵消灭他们的大好机会，千万不可以失去。”于是他率领军队迅速前进，行到阴山的时候，凡是遇到颉利可汗的人，都抓住他们随军前行。颉利可汗看到唐的使者，十分高兴，根本没有料到唐的军队到了。李靖军队的前锋凭借大雾前进，十分隐秘，到了距离颉利可汗的军帐七里左右才被他们发觉。颉利可汗的军队措手不及，还没来得及摆好阵势，颉利可汗一个人就骑马逃跑了，敌兵乱作一团，四处溃逃。这次战争，唐兵斩杀敌人万余人，杀死颉利可汗的夫人--隋朝的义成公主，俘虏男女十多万人，灭掉了颉利可汗的国家。颉利可汗余下的其他部落，全部投降。此役使唐的边境从阴山扩展到大漠以北。战后，太宗十分高兴，对大臣们说：“我听说国君忧虑，大臣就要受到屈辱；国君受到侮辱，那么臣子的性命也难保全。过去在国家刚刚建立的时候，突厥国势强大，太上皇因为不想牵连百姓，故而向颉利可汗称臣。我当时感到十分痛心，睡不安寝，食不知味。为此我励精图治，立志要消灭匈奴。今天，我们只要一出动军队，可谓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匈奴单于俯首称臣，我们的羞耻洗雪了。”殿上的群臣都大声欢呼万岁。不久，太宗封李靖为光禄大夫，尚书右仆射，赏赐食禄五百户。后来李靖又担任西海道行军大总管征伐吐谷浑，灭了这个国家。李靖因功改封为卫国公。李靖死后，太宗下诏，允许他的坟墓可以按照汉代卫青、霍去病坟墓的模样去修建，坟墓周围筑起土丘，使它们像突厥国内的燕山、吐谷浑国的碛石二山，用以象征他卓越的功绩。

虞世南，浙江余姚人。贞观初年，唐太宗尊他为上宾，设立文馆，文馆中人才济济，但都推举虞世南为文学的宗师。唐太宗授予他记室的官职，同房玄龄一起掌管文化方面的事情。虞世南曾经受命书写《列女传》用来装饰屏风，当时没有现成的书，虞世南就凭记忆将书默写了出来，竟没有一点差错。贞观七年，虞世南提升为秘书监。唐太宗处理完政务，一有空闲就召见虞世南，和他畅谈历史，探讨治国方面的道理。虞世南外表弱不禁风，一副书生模样，性情却十分刚烈，志趣高远，每次谈论起历代帝王的政治得失，都能够有所针砭，进行一番很好的评论和判断。唐高祖去世之后，唐太宗由于为他操办隆重的丧事而操劳过度，形容憔悴，国事有所耽误，文武百官无计可施。但是无论在哪种情形下，虞世南每次进宫进谏，唐太宗都欣然接受。从此以后，唐太宗对他也就更加亲近和尊重。唐太宗曾经对身边的侍臣说：“我一有空闲就与虞世南商讨古今大事。我一有好的见解，虞世南总是非常高兴，可是一旦我的观点有失偏颇，他就十分担忧。他如此诚恳，我非常欣赏。如果各位大臣都像虞世南那样，我哪还用得着担心天下治理不好呢？”唐太宗称赞虞世南有五绝：一是德行，二是忠直，三是博学，四是辞藻，五是书翰。虞世南去世后，唐太宗失声痛哭，非常悲伤，为他举办了丧事，赐以丧具，并追封他为礼部尚书，谥号文懿。唐太宗在写给魏王李泰的信中说道：“虞世南对于我，就像我身体的一部分。他提醒和纠正我的遗漏和过失，一刻都不曾忘记。他实在是当代名臣、人伦道德的榜样啊。过去，我有一点成绩，他必定加以肯定，我有一点小过失，他必定冒着触犯我的危险毫无保留地指出来。现在他去世了，国中再无这样的人了，这怎不让我痛惜。”不久，唐太宗作了一首诗，凭借古人的事迹来发表感慨：“钟子期去世之后，伯牙失去知音，再也没有弹过琴。我这首诗，又写给谁看呢？”于是唐太宗让褚遂良把诗拿到虞世南灵帐外诵读并焚烧，可见他哀痛之深切。然后，太宗又下令将虞世南和房玄龄、长孙无忌、杜如晦、李靖等二十四位功臣的图像，画在凌烟阁内，作为永久的纪念。

李，曹州离狐人，本姓徐，起初在李密部下做左武侯大将军。李密后来被王世充打败，带领兵众往回降唐朝。李仍占有李密原来控制的10个郡。武德二年，李对长史郭孝恪说：“魏公李密既已经回顺大唐，这些郡的人口和土地，本是魏公所有，我假如上表献给大唐，那就是乐于主子的失败，来自己居功，以谋求富贵，我感到可耻。现在应该完整地登录州县名称和军人户口，一并报送魏公，由魏公自己来献给朝廷，这就是魏公的功劳了，不是很好吗？”于是派使者报送李密。使者刚到长安，唐高祖听说没有表奏，只有报告给李密，感到很不满意。使者把李的用意奏报，高祖才很兴奋地说：“徐感故主之德，给故主推功，真是纯臣啊！”任命他做黎州总管，赐姓李氏，把户籍登进宗正寺，封他的父亲李盖为济阴王，李盖果断辞谢王爵，就改封舒国公，授予散骑常侍的官职。不久又加授李为右武侯大将军。到李密反叛被诛，李为他发丧并穿上丧服，具备君臣的礼节，上表请求收葬。高祖就把李密的遗体交给他。于是他大规模地预备仪仗，全军都穿上白色的丧服，将李密埋葬在黎阳山；葬礼完毕，才脱去丧服解散，朝廷上下都以为李真讲道义。不久，受到窦建德的攻击，李被俘，又逃回往返到京师，跟随太宗征讨王世充、窦建德，把他们打败。贞观元年，李被任命为并州都督，都令则行有禁则止，大家都说他称职，突厥对他十分畏惧。太宗对随从的大臣们说：“隋炀帝不懂得精选贤良、镇抚边境，只往远筑长城，派大批将士屯驻，来防范突厥，见识糊涂，竟到了这种地步。我如今委任李镇守并州，就使得突厥畏威远逃，边塞城垣安宁，岂不胜过几千里的长城吗？”后来并州改设大都督府，又任命李为长史，加封到英国公。他在并州镇守了16年，召回任命为兵部尚书，兼知政事。李有次忽然重病，验方上说用胡须烧的灰可以治好，太宗亲身剪下自己的胡须给他和药。李叩头出血，哭着谢恩。太宗说：“我这是为社稷打算，不用感谢。”贞观十七年，高宗还在dōng宫时，调任李为太子詹事，追加特进的待遇，仍担任知政事。太宗又曾设宴，宴席上，太宗回头对李说：“我想托付年幼的太子，考虑下来没有再比你合适的人选。你过往能不忘李密，如今怎么会做对不起我的事情！”李擦着眼泪回话，把自己的手指咬出血来。不一会李喝得大醉，太宗把御服盖在他身上。他就是这样地被委任信用。李每次行军作战，用兵筹划，临敌应变，都能做得很确当。从贞观以来，李奉令讨伐突厥颉利可汗和薛延陀、高丽等，都把他们打得大败而逃。太宗曾说：“李靖、李二人，古代的名将韩信、白起、卫青、霍去病岂能比得上啊！”

马周，博州茌平人。贞观五年，他到京师长安，住在中郎将常何家里。当时唐太宗要百官上书讲政事得失，马周替常何陈述了有利于国家百姓的二十多件事情，让常何上奏朝廷，事事都很合太宗心意。太宗奇怪常何会有这样的才能，便问常何，常何回答说：“这些并不是我想出来的，而是我家里的一位叫马周的宾客代我写的。”太宗当天就要召见马周，马周还没有赶到，便派使者催促了四次。到谒见时，太宗同他谈得很高兴，便把他安置在门下省，授予监察御史的官职，后来升迁到中书舍人。马周机敏善辩，长于陈奏，对事情了解得很清楚，所以讲的话都符合实际。太宗曾说：“我对马周只要一刻不见面，就很想念他。”贞观十八年，马周一直升迁到中书令，兼任太子左庶子，身兼朝廷和dōng宫的官职。他处理事情公平允当，很受当时人赞誉。后来又兼代吏部尚书职务。太宗曾对侍从的大臣说：“马周看问题敏捷，办事慎重周到。至于评论人物，能秉公直言，我近来任用他所推荐的人，多数都能合我的心意。他既然竭尽忠诚，亲近依附于我，我定要依靠他来共同地把政事办好。”

第二卷包括《任贤》、《求谏》、《纳谏》三篇，都是围绕“任人唯贤”这个主题进行的讨论。唐太宗一再强调“为政之要，惟在得人”，“致安之本，惟在得人”。所谓“贞观之治”，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任贤致治。

《任贤》篇包含八章，分别介绍了唐太宗最为信任的八贤：房玄龄、杜如晦、魏徵、王珪、李靖、虞世南、李、马周。他们有的是秦王府中的府属旧人，有的是来自敌对营垒的谋臣；有的出将入相，有的出身低微；有文有武，职位有高有低，从政有长有短，而共同点是都是贞观功臣，在那个时代作出过重要贡献。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贞观任贤政治的一斑。虽然贞观名臣不止这八人，后来凌烟阁画图绘像的功臣就有二十四人，但在吴兢看来，最能反映当时任贤特点而贡献最大的要数这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