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主将，必须收揽杰出人物的心，奖赏功臣，把自己的意志贯通于众。只要与众人一条心，就没有做不成的事业，与众人同仇敌忾就没有推不翻的敌人。国泰民安，在于得人心；国破家亡，在于失人心。人都是愿意实现自己的志向的。古代的兵书《军谶》讲：“柔能制刚，弱能制强。”柔是美德，刚是祸害。弱者往往得到人们的同情和支援，强者常常遭到人们的怨恨和攻击。柔有柔的用处，刚有刚的用处，弱有弱的用处，强有强的用处，应当把这四者巧妙地结合起来，因事制宜地加以运用。事物的始末还没有显露，人们就无法认识它。天地神明，是随着事物的推移而变动无常的。战争也是同样的道理，所以军事上要根据敌情的变化来采取适当的对策，而不要首先采取行动，敌人动则跟随。这样就能图谋制胜，无往不胜，辅佐君主，树立威严，拯济天下，安定四方。能这样出谋划策的人，就能做帝王的老师。

所以说，人没有不好强的，却很少有人能掌握柔能克刚、弱能胜强这个微妙的道理；一般人如果能够掌握运用它，就可以保全自己。圣人如果能掌握运用它，就能够顺应事物的变化，展开它推行于天下，卷起来不满怀抱，不需用房屋安置它，也不需用城郭保护它，只需藏在心中，就可以使敌国屈服了。

《军谶》上说：“既能用柔，又能用刚，国威就日益辉煌彰著；既能用弱，又能用强，国家就繁荣昌盛。如果单纯用柔或单纯用弱，国力就必定削弱；单纯用刚或单纯用强，国家就必定灭亡。”

治理国家的原则，首要的是依靠德才兼备的人和获得人民群众的拥护。信任贤人如心腹，使用民众如手足，就不会失策。这样，行动起来就像肢体相随，骨节相应，运用自然有似天道，巧妙得没有间隙。统军治国的要诀，在于悉心体察民心，正确实施各种措施。对处境危险的人要予以保护，对心存畏惧的人要给予安抚，对叛离的人要设法召还，对含冤受屈的人予以昭雪，对有所申诉的人要为他查清，对才高职低的人要予以提拔，对恃强骄横的人要予以压制，对与我为敌的人要予以制裁，对贪求的人要设法满足，对愿意效力的人要予以任用，对个人隐私要予以保密，对善谋的人要亲近，对进谗言的人要予以揭露，对毁谤他人的人要惩罚，对谋反的人要严惩，对蛮横的人要挫伤，对自满的人要抑制，对愿归顺的人要招抚，对被征服的人要安置，对投降的人要赦免宽恕。

占领了坚固的地方要守备，占领了险峻的地方要设立关塞，占领了难于攻取的要地要驻兵屯守，得到城邑要分赏给有功的人，得到土地要分封给出力的人，得到财物要分散给众人。敌人行动时要注意侦察，敌人接近时要严加戒备，敌势强盛时要示弱使它骄傲，敌人以逸待劳就要避开它，敌人来犯就要坚决还击，敌人凶暴要设法回避，敌人背逆天理要用正义声讨，敌人和睦团结要使它分化。顺应敌人的行动以挫败它，根据敌人的形势而击破它，放出假情报使它发生过失，四面包围把它歼灭。获得财物不要据为己有，储存的财物不要自守，夺取城池不要自己久据，立其国人为君，不要自取其位，决策出于自己，功劳归于将士，这正是大利之所在！

让别人当诸侯，自己当天子，使他们各保城邑，让他们各自征收赋税。世上的人都能尊重他的祖先，很少爱护民众。尊敬祖先只是敬亲，爱护民众才能为君。爱护民众的君主，重视农桑，不占农时，减轻赋税，不使民众贫穷，减少徭役，不使民力疲困，这样，国家富足了，人民快乐了，然后选派士人去管理他们。所谓士人，就是英雄人物。所以说，收罗了敌国的英雄，敌国就会陷于困境。英雄人物是国家的骨干，民众是国家的根本。获得了骨干，掌握了根本，自然就能政通人和，国泰民安。

用兵的要诀，在于有隆重的礼节和优厚的俸禄。礼节隆重，有智谋的人就会自动到来；俸禄优厚，有义气的人就乐于轻死效力。所以，用禄优待贤人，不要吝惜财物，奖赏有功的人，不要拖延时间，这样，就能使部属齐心协力而削弱敌国。用人的方法是，封爵位尊重他，供资财给养他，贤人就会自愿投效；用礼节接待他，用大义鼓励他，义士就会效力致死。当将帅的人，必须与士兵同甘苦、共安危，这样才能去攻击敌人，这样军队才会全胜，敌人才会全部被俘获。

传说从前有一位良将，有人送给他一坛美酒，他叫人把酒倒在河里，与士卒一起掬水共饮。很明显，一坛酒不会使河水有美酒味，但全军会因此而心悦诚服地为他效力死战，这是由于将帅能与士卒同甘共苦的缘故。

《军谶》上说：“军井还没有凿成，将帅不说口渴；帐篷还没有架好，将帅不说疲倦；军灶还没有做好饭，将帅不说饥饿。冬天不穿皮衣，夏天不用扇子，雨天不张伞，这叫做将帅的礼节。”将帅能与士兵同甘共苦，军队就能团结一致而不离散，连续作战而不知疲倦，这是因为官兵之间平时互爱、思想一致的缘故。所以说，将帅平时关心理解士兵，战时就能以少胜多。

《军谶》上说：“将帅之所以有威严，在于号令严明；作战之所以获得全胜，在于军政整治；士兵之所以不怕打仗，在于服从命令。”因此，将帅要令出必行，赏罚必信，像天地那样公正，才可统领众人；士兵服从命令，才可出国作战。统率军队掌握作战形势的是将领，冲锋陷阵打败敌人夺取胜利的是士兵。所以，治军无方的将领不能让他统率军队，离心离德的军队不能用以攻伐敌人。因为它既不能攻占城池，更不能灭亡敌国，这两件事都做不到，必将导致军力疲弊。军力疲弊，就会使将帅孤立，士兵违命，用这样的军队来防守，会守不住，用它去进攻，也将会溃败，这就叫做衰落之军。衰落之军，将领就没有威信；将领没有威信，士兵也就不怕刑罚；士兵不怕刑罚，军队必然涣散；军队涣散，士兵就会逃亡；士兵逃亡，敌人就会乘机进攻；敌人乘机进攻，军队必致损丧。

《军谶》上说：“良将统率军队，要用推己及人的精神管理士兵。施加恩惠，军队的战斗力就会一天比一天增强，打起仗来就像暴风骤雨那样迅速猛烈，进攻就像江河决堤那样汹涌澎湃。这样的军队就能使敌人望风逃窜而不敢抵抗，只有降服而不能求胜。将领能身先士卒，他统领的军队就能称雄于天下。”

《军谶》上说：“军队以赏、罚相为表里，不可偏废。赏罚严明，将帅的威信就建立起来；官吏得力士兵就心服；任用的人德才兼备，敌国就会震动。”

《军谶》上说：“贤人所归附的国家，就能所向无敌。”所以，对士人要谦恭而不可傲慢，对将领要使他愉快而不可使他有所忧虑，对谋略要深思熟虑而不可犹豫不决。对士人傲慢，下级就不会悦服；对将领忧虑，君将之间就互不信任；谋略犹豫，敌国就会乘隙进攻。这样去打仗，必然招致祸乱。将领是国家的命脉，将领能率军战胜敌人，国家才能稳固。

《军谶》上说：“将领能清廉，能镇静，能公平，能严整，能接受意见，能明辨是非，能容纳人才，能博采众议，能了解各国风土人情，能通晓山川地理，能明确地形险阻，能掌握军队权柄。”所以说，仁贤的智谋，圣明的远虑，民众的议论，朝廷上的议论，存亡兴衰的事迹，都是将领应当知道的。

将领能求贤若渴，就会听从他们的计策。拒绝规劝，智谋之士就会离去；不听从计策谋略，谋士就会背叛；善恶不分，有功的人就会消极；一意孤行，下级就会归咎于上；自我夸耀，部属就不会积极立功；听信谗言，众人就会离心离德；贪图财物，就无法禁止坏人坏事；迷恋女色，士兵就会yín乱违纪。以上八条，将帅身上如有一条，就会众心不服；有了两条，就会军无规矩；有了三条，就会全军溃败；有了四条，就会祸国殃民。

《军谶》上说：“将领的谋略要保密，士兵的思想要统一，进攻敌人要迅速。”将领的谋略秘密，奸细就无法得逞；士兵的思想统一，军队就能团结一致；进攻敌人行动迅速，敌人就猝不及防。军队有了这三条原则，计划就不会被破坏。将领的谋略泄露，军队就丧失有利态势；敌人能侦察到我内部情况，祸患就不能制止；非法的财货入了军营，坏人就会聚结起来。将领有了这三点，军队必定要失败。将领没有深谋远虑，有智谋的人就会离去；将领不勇敢，官兵就会恐惧；将领轻举妄动，军心就不稳定；将领迁怒于人，全军也会恐惧。《军谶》上说：“深谋远虑，坚定勇敢，是将领宝贵的品德。适时而动，当怒而怒，是将帅用兵的艺术。”因此，虑、勇、动、怒这四项，都是将领应当谨慎遵从的。

《军谶》上说：“军中没有资财，人才就不会归附；军中没有奖赏，士兵就不会前往。”《军谶》上还说：“香饵之下，必有上钩的鱼；重赏之下，必有敢死的人。”所以，使人才衷心归向的是礼，使士兵乐于效死的是赏。用使他归附的东西招引他，用使他效死的东西明示他，所需要的人就会自动聚集。所以，先以礼相待后来又改变了的，人才就会离去；先以赏相示后来又改变了的，士兵就不愿意受驱使。只有礼、赏始终如一，部属才会争着为他效死。

《军谶》上说：“要兴兵打仗的国家，必先多施恩惠于士兵；要采取攻势的国家，必先让人民休养生息。”能以少胜多，是广施恩惠的缘故；能以弱胜强，是由于有民众。所以，良将爱护士兵，要像爱护自己一样，才能使万众一心，战无不胜。

《军谶》上说：“用兵的要诀，必须首先察明敌情：了解其库存的物资，估计其粮草的多少，判断其兵力的强弱，察明天气和地形，以寻求敌人的可乘之隙。所以，国家没有战事而运粮，说明国家缺粮；民众面黄肌瘦，说明国家贫穷。从千里之外送粮食，民众就会挨饿；临时打柴草做饭，军队就不能吃饱。如果要从千里之外运粮，国家就会短缺一年的粮食；从二千里之外运粮，就会短缺二年的粮食；从三千里之外运粮，就会短缺三年的粮食。这就叫国家空虚。国家空虚，民众必然贫困；民众贫困，上下就不会相亲。在这种情况下，敌人从外面进攻，民众在内部抢掠，国家就必然崩溃灭亡。”

《军谶》上说：“君主暴虐，臣属就会极端苛刻；赋税繁重，滥用刑罚，民众就会起来造反。这样，国家就会灭亡。”《军谶》上还说：“暗中贪污伪装廉洁，制造假象骗取名誉；盗用朝廷爵禄以行私惠，使上下不明，是非混淆；假装正派，骗取高官。这便是篡国的开端。”《军谶》又说：“官吏结党营私，各自引进亲信；重用坏人，压制好人；背弃公道树立私恩，同事之间相互诽谤。这便是国家祸乱的根源。”

《军谶》上说：“豪门大族聚结奸党，虽无爵位却很显赫，威风十足让人无不恐惧；党羽勾结有如葛菡相连，私施恩惠，谋夺朝政大权；欺压民众，国内哗然，群臣却蒙蔽君主，不敢直言。这就是灾祸的根源。”

《军谶》上说：“世世代代作恶，侵夺天子权威；一举一动只求便利自己，舞文弄墨歪曲法令，以危害国君。这就是国贼。”《军谶》上说：“官多民少，尊卑不分，以强掠弱，不能禁止，必然波及好人，国家也会受害。”《军谶》上说：“喜爱好人而不进用，厌恶坏人而不斥退，有才有德的人隐退，无才无德的人却当政掌权，国家就会受到危害。”

《军谶》上说：“朝廷宗室权力强大，结党营私，窃踞高位，以下犯上，时间愈久，势力愈大，君主却不忍除掉他们，国家就会深受其害。”《军谶》上说：“奸佞之人当权，全军都愤愤不平，他们却仗势逞威，行动违背众意。不知进退，行事都为讨好上级。只信任自己，一举一动都自夸功劳。诽谤品德高尚的人，将其诬蔑为庸碌之辈。好坏不分，只求符合己意。积压政事，上令不向下传达。制定奇异制度，变更古制，改易常法。君主重用这种奸佞之人，势必遭受祸殃。”

《军谶》上说：“奸雄互相标榜，蒙蔽君主的眼睛，使其良莠不分。诽谤与吹捧同时盛行，以堵塞君主的耳朵，使其邪正不辨。各自庇护其亲信，使君主失去忠臣。”所以，君主明察异端的言论，就能看到祸乱的萌芽；君主使用高德贤才，奸佞之徒就会躲开；君主任用高德旧臣，万事就会治理清明；君主聘用埋名隐士，人才就会充实；如再普遍汲取百姓的智慧，就会广得人心，建立不朽的功业；不失去众人的拥护，德政才能广泛传播。

《上略》命名为“任贤擒敌之学”，顾名思义，就是告诉人们如何选择贤才，让他担任主将，从而对抗敌人。主将是一个军队的骨干，只有这个骨干立直了，军队才可能打胜仗。因此选择主将在战争中是很重要的。作为一个主将，最重要的是能够集合军心--“揽英雄之心”、“与众同好”、“与众同恶”，这样才能同仇敌忾，才有取得战争胜利的可能，这是第一步。首先赢取军中将士的认同，同仇敌忾。在具体的作战过程中则要刚、强、柔、弱各种手段并用，并且要使用得恰到好处。要“兼此四者而制其宜”。这样一来，“能柔能刚，其国弥光；能弱能强，其国弥彰”。如果相反，则结果也会相反的。“纯柔纯弱，其国必削；纯刚纯强，其国必亡。”

这里也提到了一些具体的作战策略，如文中说的“察敌情”：“用兵之要，必先察敌情：视其仓库，度其粮食，卜其强弱，察其天地，伺其空隙。敌国无军旅之难而运粮者，虚也；民菜色者，穷也。千里馈粮，民有饥色；樵苏后爨，师不宿饱。夫运粮千里，无一年之食；二千里，无二年之食；三千里，无三年之食：是谓国虚。国虚则民贫，民贫则上下不亲。敌攻其外，民盗其内，是谓必溃。”但是正如前面指出的那样，这样具体的策略其实《三略》中涉及的并不是很多，《三略》重点在讲政治策略，而不是军事策略。

【国学故事】

1. 司马炎一举灭孙皓

魏灭蜀后，魏、吴南北对峙。魏咸熙二年(公元265年)八月，司马昭病死，其子司马炎废黜魏元帝曹奂，自立为武帝，国号晋，改元泰始。吴国自蜀国灭亡之后，形势已岌岌可危。吴永安七年(公元264年)吴景帝孙休病死，孙权之孙孙皓为帝，孙皓沉湎酒色，后官美女多达5000名，奢侈无度，国用入不敷出。孙皓宠幸佞臣，迷信巫卜，有敢于上谏和得罪于他的大臣，不是挖眼、断足，就是剥皮、锯头。朝中人人自危，朝不虑夕。

司马炎经过5年的努力，国内政局稳定，军事实力大增，于是就着手灭吴，派尚书右仆射羊祜统领荆州诸军，镇守襄阳，虎视江南。晋泰始六年(公元270年)，河西(今甘肃河西走廓)一带的鲜卑族首领秃发树机能起兵反晋，占据凉州，司马炎分兵御边。泰始八年(公元272年)边地稍安，司马炎即召来羊祜商议伐吴。羊祜认为当年曹操南征失败，原因是缺乏水师，现应训练水军，制作舟舰，控制上游，一旦时机成熟，水陆齐发，一举灭吴。司马炎当即密令益州刺史王浚在巴蜀训练水军，建造大舰，长120米，可载2000余人，可驰马往来。

吴国建平(今四川巫山县北)太守吾彦发现上游不断有大量碎木漂下，推断晋必攻吴，上疏孙皓，请求增兵建平，守住险要，以防晋军顺水而下。孙皓以为晋国无力对吴用兵，根本不予理睬。吾彦只得自命民工，铸造铁链、铁锥，在西陵峡设置障碍，横锁江面。羊祜在荆州实行怀柔策略，减少守备巡逻部队，进行屯田，积蓄军粮，并与吴人友好相处。会猎时，捕获被吴人射伤的禽兽送还吴人。羊祜的这些举动，麻痹了吴人的警觉。晋泰始十年(公元274年)，吴名将陆抗病死，他所辖的军队由他的5个儿子率领。吴国长江中下游防务，由于失去干练的统帅，更加削弱。

羊祜认为，伐吴时机已到，向司马炎进言：“现在伐吴可以不战而胜。”司马炎赞同。不久，羊祜病死，司马炎任命杜预为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晋咸宁五年(公元279年)年底，司马炎以琅琊王司马仙出涂中，安东将军王浑出江西，建成将军王戎出武昌，平南将军胡奋出复口，镇南大将军杜预出江陵，龙骧将军王浚沿江东下，六路大军共20余万人，水陆齐发，直扑东吴。王浚水师，越瞿塘，过巫峡，一举击破丹阳城(今湖北秭归东)，活捉丹阳守将盛纪。进入西陵陕，舰船受阻于拦江的铁链和铁锥。王浚命水性好的士卒，撑数十个大木筏先行，将铁锥拔出，又命令士卒，将巨大的火炬安置船前，烧熔铁链。吴军原以为这些障碍足以阻止晋军，未曾派兵把守。晋军顺利地拆除水障，继续进军。在王浚进军的同时，杜预也出兵策应，派部将周旨率奇兵800人，乘夜渡江，埋伏在乐乡(今湖北滋县东北)。王浚军抵达乐乡，都督孙歆率军迎战，吴军大败。伏于城外的周旨军趁乱入城，孙歆做了晋军的俘虏。杜预、王浚水陆大军合攻江陵，斩守将伍延。随即逼降武昌(今湖北鄂城)守将，胜利结束长江上游作战。

吴主孙皓为挽救危局，派丞相张悌领精兵3万渡江退敌。军至牛渚(今安徽当涂北之采石)，太守沈莹建议在此坚守，以防晋军水师。张悌不纳，率全军渡江，寻找晋军决战。吴军在杨荷(今安徽和县境内)遇王浑前锋张乔所率7000余人。张睇将其包围。张乔见寡不敌众伪降。吴军继续前进，至牌桥(杨荷以北)，与王浑主力遭遇。沈莹率5000精兵发起冲击，被晋军击退，沈莹阵亡。

吴军后退，晋军乘势反击，张乔也从背后杀来，吴军全线崩溃。副军师诸葛靓劝丞相张睇后撤。张睇决意以身殉国。诸葛靓挥泪离去，不久，张睇为晋兵所杀。王浚水师抵达三山(今南京西南五十里)。吴主孙皓派游击将军张象率万余水军前去阻挡，张象竟望风而降。孙皓于是将全部军权交给陶浚，命他第二天领兵迎敌。谁知吴军将士不是纷纷逃走就是过江降晋。孙皓采用光禄勋薛宝、中书令胡冲等人的计策，同时分送降书给王浑、王浚、司马仙，想使三人争功以激起晋军内乱。王浑接到降书后，要王浚来江北商议，王浚借口“风大，不能停泊”，扬帆直指建业(今南京)。3月15日，率8万水师进入建业。吴主孙皓被迫到王浚军门请降。

晋军仅用两个月时间，就灭亡了割据江东57年之久的孙吴政权。

2. 曹操择将守合肥

公元215年，孙权攻破皖城之后，率10万大军直逼合肥。

此时，曹操想乘刘备在西蜀立足未稳之际，消灭刘备，特委派大将张辽守卫合肥，以防孙权的偷袭。张辽只有7000余人，将士们听说孙权以10倍有余的兵力来攻合肥，一个个谈虎色变。急迫间，曹操派人送来一个木匣，上面写着四个字：“贼来乃发。”张辽立即打开木匣，匣内有一封短信，信上写道：“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护城(如果孙权来攻城，张辽和李典两位将军出去迎战，乐进将军守城)。”

张辽把曹操的信递给乐进和李典，李典看后默不做声，乐进问张辽：“将军想怎么办?”张辽说：“孙权乘主公(曹操)远征在外，率大军而来，以为必胜无疑，我们只有先主动迎击打掉他们的锐气，才能守住合肥。”乐进见李典不说话，便说：“敌众我寡，我看还是不要冒险吧!”张辽道：“现在已是生死关头，待我出城，与孙权一决死战!”说完即吩咐备马出城。李典见状，慨然而起，道：“将军如此，李典难道能因私废公吗?我愿意听从您的指挥!”原来，李典一向与张辽不合，所以一直没有说话。

张辽留乐进守城，与李典一起率领800名精悍将士乘孙权的军队尚未建好营寨之际，突然杀入孙权所在的大营，孙权措手不及，慌忙上马逃窜，吴军大败，死伤惨重。待孙权重新把大军集结好时，张辽、李典已率800壮士退回合肥城。

吴军失了锐气，人人惧怕张辽的威名，虽然依仗人多，天天攻城，但都心怀畏惧，攻城也不肯出死力。这样，一连攻了十多天城，合肥城依然固若金汤。

据《三国志》记载：张辽，“武力过人”；乐进，“有胆略”；李典，“有雄气”、“不与诸将争功”。曹操正是根据三将各自的长处予以重任，才取得了以少胜多和反围城的胜利。

3. 魏文侯用贤不疑

战国初期，中山国的国君荒淫无道。魏文侯打算派兵前往讨伐，正在物色一位领兵的大将。有人推荐乐羊能文能武，有勇有谋，品质又好，可以担当此任。但也有人反对说：“乐羊之子乐舒在中山国做官，让乐羊带兵去讨伐中山国，怎么能放心呢?”

魏文侯召见乐羊说：“我有心让你率兵去收服中山国，可就是你的儿子是中山国的大官，这事情可有点不好决定啊!”

乐羊答道：“作为您的臣民，为国立功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怎么能为了父子的私情，而把国家的利益放在一边呢?我要拿不下中山国，请您惩处我好了!”

于是，魏文侯拜乐羊为大将军。乐羊带着人马，直奔中山国。他用火攻的办法，把中山国的大将鼓须打败，一口气追到中山国的都城下，将城团团围住。

中山国君姬窟逼着乐舒从城楼上向乐羊喊话，劝说乐羊退兵。乐羊怒不可遏，指着乐舒大骂了一通，并叫他及早献城投降。乐舒央求说：“请能宽恕我一段时间，容我与国君合计合计。”乐羊答应以一个月为限，逾期不降就要攻城。

姬窟以为乐羊看在儿子的面子上，不见得真会攻城。一个月的期限到了，他让乐舒要求再宽限一个月，乐羊又答应了，又过了一个月，乐舒还要求再宽限一个月，乐羊继续答应了。就这样，三个月的时间拖延过去了。这时，魏国宫廷里议论纷纷，不少人在魏文侯面前吹冷风，说乐羊的坏话。但魏文侯对乐羊的信任毫不动摇，并派人到前线去慰劳乐羊，犒赏将士。

又一个月的限期过去了，姬窟仍无献城的表示。于是，乐羊下令发动总攻。姬窟将乐舒五花大绑地推上城楼，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向城下喊话道：“如不停止攻城，乐舒就没命了!”乐舒也大声呼喊父亲救命。乐羊并不为之心动，他弯弓搭箭，对着儿子就要射去。这时，姬窟慌忙把乐舒拉下城楼杀了。乐羊身先士卒，带头冲锋，一举攻下了中山国，杀了暴君，安抚了百姓，留下5000人驻守，自己带着得胜人马回朝。

魏文侯领着满朝文武大臣，到安邑城外迎接。他拉着乐羊的手说：“为了收服中山国，你舍了亲生儿子，寡人实在过意不去啊!”乐羊说：“国而忘家，公而忘私，这正是做臣子的义务。”魏文侯在宫中大摆宴席，为乐羊庆功，并赏给他一只封得非常严实的箱子。回到家中，乐羊打开箱子一看，里面装得都是皇亲国戚、朝中大臣要撤职查办他的奏章。他边看边流泪，感慨万千地说：“要不是国君用人不疑，哪会有我今天的成功呢!”

4. 唐太宗知人善任

唐太宗李世民是个有雄才大略的皇帝。他在人才思想及实践方面均有重要的建树。

唐太宗总结了历史上人才得失决定事业兴亡的深刻教训，提出了“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的著名观点，作出了“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的论断。

唐太宗李世民即皇帝位以后，原先的老部属纷纷向他伸手要官。为此，他公开申明：“用人事关重大，必须大公无私，以德才为标准，不能按关系的亲疏和资格的新旧来确定官职的大小。”“我的用人标准不是任人唯亲、唯故，而是任人唯贤、唯才。”

唐太宗用人不拘一格，不讲出身，不分亲疏和新旧，只要确有突出才干，即使是原先的仇敌，也要极力争取过来，为我所用。如魏征、王珪，都是李建成部下的知名人物，他不记前嫌，抛弃旧怨，放手使用；曾为王世充部下的戴胄，也被任命为户部尚书，参与朝政；曾给谋反被杀的李密披麻戴孝、收葬尸骨的徐懋功，也同样受到重用。

唐太宗还十分注意把那些出身寒门庶族的杰出人才提拔到中央政府里来，开辟了官资浅、门户低的人担任宰相的途径。在他的朝廷大臣中，有出身于农民而官至刑部尚书的张亮，有打铁匠出身而任右武侯大将军的尉迟敬德，有白布衣而为卿相的马周，还有来自少数民族的黑齿常之、契必何力等等。

唐太宗坚信：“官在得人，不在员多。”他任用官员，宁可少而精，不可多而滥。他对各级政府机构、官员数额均作出明确规定。他下令：“省官”，把中央各官府的官员从2000多人压缩到600多人。唐律对乱置机构、私设官员的人，规定了惩罚条款。

唐太宗非常注意求贤择善，借以保证官员的质量。他要求宰相不要不分轻重缓急，把大量的时间都消磨在鸡毛蒜皮的小事上，而要“广开耳目，求访贤哲”，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发现人才、使用人才这样的大事上来。

对于地方官吏的选拔和任用，唐太宗也十分重视。各州刺史都由他亲自选拔，各县县令也要有五品以上的官员向他保举。他还把全国各地都督、刺史的名字都写在寝室的屏风上，随时将他们的政绩和过失记录在上面，作为提升和贬降的参考。他再三强调说：“都督、刺史各掌管一个地区的军政大权，他们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一个地方的治与乱，尤其需要委派称职的人，丝毫也不能掉以轻心。”他经常派出黜陟使到各地考察地方官员，有时还亲自下去考察。

唐太宗大力提倡和鼓励年迈体衰的老臣去职休息，以便年富力强的人才上来。贞观八年，开国元勋李靖自感年事已高，向唐太宗提出了告老归第的请求。唐太宗赞扬他说：“自古到今，身居富贵而能知足的人很少。不少人缺乏自知之明，能力虽然不够，也要勉强占着官位，纵然年迈多病，也不肯逊位让贤。您能顾大局、识大体，实在难能可贵。我满足您的要求，不仅仅是为了成全您的雅志，更重要的是想把您树立为一代楷模啊。”

由于唐太宗能够知人善任，在他统治的贞观时期，出现了人才济济、群星灿烂的局面。太宗依靠这些人，使唐帝国富强昌盛，成为我国历代封建王朝中最强盛的一个朝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