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卷心善而子孙盛根固而枝叶荣

原文
心者后裔之根未有根不植而枝叶荣茂者

译文

一个人能有一颗善良的心就等于给后代子孙种下了幸福的根苗这就如同栽花植树一般因为世间没有不把花木栽在土地内就能使花木枝叶繁茂而开花结果的

解说

佛家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马上就报”这种严格的因果报应观虽然在现实中不尽其然但多行不义必自毙原因出在行恶所产生的社会副作用会逐渐蔓延一旦有了诱发因素社会便会对恶行作出反应即所谓的“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同样为善在周围产生了正的作用一有时机便会得到应有的报答所谓的“与人方便自己方便”“花花轿子人抬人”

家庭风气的好坏直接影响子孙的为人品行这是一个耳濡目染的过程“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的会打洞”虽说不能一律但书香门第的教育总是要相对高些父母为官则儿女谙熟官场礼仪父母从艺则儿女能习染艺术细胞这些都是差不离的父母若性情古怪儿女也难免受到影响父母为人慈善儿女也总要有所仿效所以为父母者不可不慎己

例解

太宗李世民“三勤”保盛世

在出现了“天下大治”的昌盛局面之后贞观十六年(642)唐太宗对当时的史官褚遂良说了这样一段话朕今勤行三事亦望史官不书吾恶一则鉴前代成败事以为元龟二则进用善人共成政道三则斥弃群小不听谗言吾能守之终不转也

这段话既是太宗对施政政治基本经验的概括又表明他坚持力行的主要是这三件大事中国历史上唐太宗算得上是最重视以史求治的帝王了考历代兴亡辨前王得失以汉文为师思隋亡为戒编纂史书取鉴求治贯穿于太宗施政致治的全过程

太宗即位之初不仅议政之间“引见群官降以温颜访以今古”以至“夜夜忘疲中宵不寐”就是退朝之后他仍然“披览忘倦每达宵分”自己如此孜孜不倦夜以继日地读史议史之外更注意指导地方军政长官读史贞观三年(629)年底为奖励凉州都督李大亮的“忠勤”特赐荀悦汉纪一部认为“此书叙致既明论议深博极为治之体尽君臣之义”要李大亮“宜加寻阅”所谓“极为治之本”即认为汉纪中有大治天下的丰富经验可供吸取同时以宰相房玄龄为总监副相魏征“总知其务”组织了专门的修史班子自贞观三年(629)至十年(636)修撰成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五代史总结出“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的这一取鉴求治的基本经验“前王”之“得”太宗最倾心于汉文帝“前王”之“失”太宗最感触于隋炀帝从“贞观之治”表现出的“致治”之道包括以“静”求治总方针的制定农本思想君臣相辅思想任贤纳谏民族德化乃至释宫女令得嫁等等都能从汉文致治炀帝丧国的正反经验教训中找到借鉴的痕迹贞观十五年(641)太宗在辨前王兴亡的同时又注意到典章制度的问题命史官续修五代史志直至高宗时才告成

进入晚年太宗又下诏修撰晋书并亲自撰写了4篇史论指责司马懿未能“竭诚尽节”“见嗤后代”显然是想借历史告诫李唐功臣不要像司马懿那样有亏臣节评论司马炎是为了告诫太子李治莫忘司马炎“居治而忘危”“委寄失才”封藩贻患的教训免得“海内板荡宗宙播迁”这是试图以史安排后事进贤致治在古代的名君中也是唐太宗做得最为有成效

当确定了大治天下的基本方略之后太宗立即把进贤致治提到重要议事日程强调“致安之本惟在得人”全唐文所收太宗亲下求贤举能诏多达5次随时提及求贤者贞观政要一书中比比皆是即位之初太宗命宰相封德彝举荐贤才几个月过去了不见动静太宗掩饰不住求贤的急切心情斥责封德彝失职封德彝辩解说“非不尽心但于今未有奇才”太宗反驳道“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诬一世之人!”人才不会没有的关键在于能不能发现人才太宗深深懂得“人才有长短不必兼通”的道理强调“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一次太宗与宰相房玄龄魏征李靖温彦博戴胄王珪等酒宴席间太宗要王珪“品藻”诸相王珪说“孜孜奉国知无不为臣不如玄龄每以谏诤为心耻君不及尧舜臣不如魏征才兼文武出将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详明出纳惟允臣不如温彦博处繁理剧众务必举臣不如戴胄至如激浊扬清嫉恶好善臣于数子亦有一日之长”太宗很同意这一概括诸相也以为“尽己所怀谓之确论”这一席对话既表达了太宗用人“各取所长”的方针又包含着对太宗用人“咸尽其才”的礼赞贞观十一年(637)太宗面对隆盛的功业不无感慨地说“于兹十有余年斯盖股肱罄帷幄之谋爪牙竭熊罴之力协德同心以致于此”短短的几句话道出的正是他“进用善人共成政道”的事实这一年太宗两次颁诏求贤仍然强调“博访邱园搜持英俊弼成王道臻于大化焉”把“进贤”与“致治”的关系说得更加明白十七年(643)为了展示君臣一体共成政道特诏长孙无忌李孝恭杜如晦魏征房玄龄高士廉尉迟敬德李靖萧璃段志玄刘弘基屈突通殷开山柴绍长孙顺德张亮侯君集张公谨程知节虞世南刘政会唐俭李勣秦叔宝等24人图画于凌烟阁从凌烟阁24功臣可以看出太宗“进用善人”不论出身士庶是否故旧也不问为官为民是汉是夷均“委任责成各尽其用”的用人之道这正是太宗始终“勤行”不忘于“共成政道”的结果!

不为群小之辈所谗是保证“广任贤良”的重要环节唐太宗为实现“进用善人共成政道”的目的把“斥弃群小不受谗言”作为自己“勤行”的三件大事中的一件足见其对防佞杜谗的重视程度

贞观初为“致太平”太宗广开“直言之路”于是便有群小之徒“各行谗毁交乱君臣”为此太宗反复强调“朕观前代谗佞之徒皆国之蝥贼也”把谗邪视为“逆乱之源”为了防佞杜谗下令“自今以后有上书讦人小恶者当以谗人之罪罪之”贞观三年(629)魏征升任秘书监参预朝政为副相于是有人诬告魏征“谋反”太宗立即反驳道“魏征昔吾之仇只以忠于所事吾遂拔而用之何乃妄生谗构?”不仅不追究魏征反而“遽斩”诬告之人在这前后监察御史陈师合上拔士论“毁谤”宰相房玄龄杜如晦“思虑有限”想动摇房杜相位太宗说“朕以至公治天下今任玄龄如晦非为勋旧以其有才行也此人妄事毁谤止欲离间我君臣”便采用法律手段“流陈师合于岭外”对于某些大臣太宗并不因其“功高”就听任其毁谤贤能最具典型性的要算是萧璃对房杜的谗毁了萧璃在高祖时“凡诸政务莫不关掌”太宗即位后重用房萧璃“心不能平”先是上书论二人不称职但无证据太宗罢萧璃“废于家”过了一阵复其官职后来房玄龄魏征等执政中“有微过”萧璃又“劾之”太宗“竟不问”免去萧璃相职降级使用过了4年才恢复其相位贞观十七年(643)萧璃也图画凌烟阁又诬房玄龄以下诸相“悉皆朋党比周无至心奉上”并“累独奏”称“此等相与执权有同胶漆陛下不细谙知但未反耳”太宗一面劝萧璃要“推心待士”一面表示自己不会“顿迷臧否”太宗“积久衔之”越发讨厌萧璃最终下诏斥其“弃公就私未明隐显之际身俗口道莫辨邪正之心”罢为州刺史除去封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