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争鸣,各有道理,也各有弊端,出发点不同,得出的结论就相异。
只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才能得到真实客观的结论。
[“反经”、“是非”、“适变”三篇论文虽然对有关问题进行了广泛论证,陈述了各家各派学说的利弊,然而不足之处是对某些问题元暇顾及,有的阐述也比较散漫,使人有无所适从之感。因此作这篇“正论”作为补充,以使论述进一步充实完善。]
[司马谈曰:“《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是非,故长于理人也。”]
故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净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也。
[子夏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太史公曰:“《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讥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言虽殊,其合德一也。”晋时王政陵迟,南阳鲁褒著《钱神论》,吴郡蔡洪作《孤愤》。前史以为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此之谓也。]
孔子说:“《礼记》、《诗经》、《乐经》、《尚书》、《周易》和《春秋》这六种文史著作虽然内容不同,但其教育人民、讲求政治的目的却是一致的。《礼》可以用来规范人的行为,《乐》可以培养平和纯洁的心志,《书》用来指导为人处事,《诗》用来表达情意,《易》用来预测神奇的变化,《春秋》用来明辨道义。”
[司马谈说:“《周易》是阐明天地、阴阳、四时与五行之原理的,所以以变化见长；《礼记》是阐述伦理道德的,所以注重于行为；《尚书》记叙的是尧舜禹三代的事迹,故以政治见长；《诗经》记载山川、溪谷、禽兽、草木、雌雄,故长于风土民情；《乐经》论述音乐,因而以和谐为主题；《春秋》辨正是非,因此以说理明心见长。”]
所以说,到了一个国家,很容易感觉出这个国家是用什么来教化民众的。
如果民风纯朴敦厚,这是《诗》教的结果；民众通达事理,有远见卓识,是《书》教的结果；心胸大度,平易善良,是《乐》教的结果；心志纯洁,见识精微,是《易》教的结果；恭敬俭朴,谦逊庄重,是《礼》教的结果；善于言辞,言简义赅,是《春秋》教化的结果。因此,失去《诗》教,人则愚昧；失去《书》教,则多诬陷不实之言；失去《乐》教,浮奢淫逸；失去《易》教,民众则狡猾邪恶；失去《礼》教,社会风气则浮躁不安；失去《春秋》的教导,朝野秩序混乱。民风温和敦厚而不愚昧,这是由于深受《诗经》薰陶教育的结果。
[子夏说:“不同的声调艺术化之后,就是音乐。盛世的音乐安祥而和乐,由此可以推知这个国家的政治一定非常和祥；乱世的音乐怨恨而愤怒,其政治则乖戾异常；亡国之音悲伦而忧思,这个国家的人民一定是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所以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没有比《诗》更切近了。”
太史公说:“《诗·大雅》说的是王公大人的事情,但其旨意却在于用德性来教化百姓,《诗·小雅》是通过讥刺小我的利弊得失,而使它的内在含义影响上层统治者。它们所说的内容虽然不同,但它们合乎仁德的宗旨却是一致的。”晋时王政衰微,南阳的鲁褒写了《钱神论》,吴郡的蔡洪写了《孤愤》。从前的史书认为‘乱世之音怨而怒,其政乖’,这些著作正好说明了这一点。]
广博易良而不奢,财深于《乐》也。
［《乐》书曰:“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其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心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相通。官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五音不乱,则无沾滞之音矣。宫乱则荒,其君骄；商乱则陂,其臣坏；角乱则忧,其人怨；徵乱则哀,其事勤；羽乱则危,其财匮。五音皆乱则诬佚相陵,谓之慢。如此,国灭亡无日矣。夫上古明王举乐者,非以娱心快意,所以动荡血脉,流通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宫动脾而和正圣,商动肺而和正义,角动肝而和正仁,徵动心而和正礼,羽动肾而和正智。故闻宫音者,使人温舒而广大；闻商音者,使人方正而好义；闻角音者,使人恻隐而爱人；闻徵音者,使人乐善而好施；闻羽音者,使人整齐而好礼。夫礼由外入,乐自内出。故圣王使人耳闻《雅》、《颂》之音,目视威仪之礼,足行恭敬之容,口言仁义之道。故君子终日言而邪僻无由入也。”
班固曰:“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人心,其感人也深。故先王著其教焉。夫人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而动,然后心术形焉。故纤微憔悴之音作,而民思忧；阐谐慢易之音作,而民康乐；粗厉猛奋之音作,而民刚毅；廉直正诚之音作,而民肃静；宽裕顺和之音作,而民慈爱；流僻邪散之音作,而民yín乱。先王耻其乱也,故制《雅》、《颂》之声。本之情性,稽之度数,制之礼义,合生气之和,导五常之行,使之阳而不散,阴而不集,刚气不怒,柔气不慑,四畅交于中,而发作于外。足以感人之善心,而不使邪气得接焉。是先王立乐之方也。”
《吕氏春秋》曰:“亡国戮人,非无乐也,其乐不乐。溺者,非不笑也；罪人,非不歌也；狂者,非不舞也。乱世之乐,有似于此。”范晔曰:“夫钟鼓,非乐之本,而器不可去:三牲,非孝之主,而养不可废。夫存器而亡本,乐之失也。调气而和声,乐之盛也。崇养以伤,行孝之累也。行孝以致养,孝之大也。”
议曰:东方角主仁；南方徵主礼；中央宫主信；西方商主义；北方羽主智。此常理也。今太史公以为:徵动心而和正智,羽动肾而和正礼。则以徵主智,羽主礼,与旧例乖殊。故非未学所能详也。]
民众如果既通达事理,有远见卓识,诚实正直,这是对《书》教深切领会的结果[《书》阐述帝王的治世之道,其中都典谟、训诰、誓命之类的文章,孔子的三千弟子都很精通其中的教义]。心胸大度、平易善良而不骄奢淫逸,这是对《乐》教领会深刻的结果。
[《乐经》说:“大凡乐音都是由于人心有所感而发。感情萌动于内心,就表现为声音,声音组成一定的曲调后就是音乐。盛世的音乐安祥而和乐,由此可以推知这个国家的政治一定非常和祥；乱世的音乐怨恨而愤怒,其政治则乖戾异常；亡国之音悲怆而忧思,这个国家的人民一定是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所以音乐往往和政治的兴衰有着很密切的联系。五音中的宫调低沉稳建,就象统领天下的君王；商调比较刚正坚实,就象分管政务的文武百官；角调柔和适中,就象人民大众；徵调细腻轻扬,就象纷繁的事务；羽调轻松高昂,就象宇宙万物。如果这五种音调谐和统一,就没有滞涩杂乱的音调出现。如果宫音散乱,则流于荒漫,说明国君骄纵；商音散乱,则流于邪僻,说明臣子败坏；角音混乱,则流于抑郁,说明民众怨忿；徵音散乱,则流于哀怨,说明人民过分勤苦；羽音散乱,则流于危亡,说明财物匮乏。如果五音全部混乱失调,相互干扰抵触,这叫轻漫,那么国家的灭亡大概就没有几天了。上古圣明的国君提倡音乐的本意,并不是为使自己赏心快意,满足感官的享受,而是希望借此激荡血脉,振奋精神,从而和谐调整人心。五音与人的情xìng息息相通。宫音与脾与信,宫音与肺与义,角音与肝与仁,徵音与心与礼,羽音与肾与智一一对应,当五音发起时,会与其相应的五脏发生感应,并对信、义、仁、礼、智发生作用,从而对人的思想情绪给予调和与净化。所以听到宫音,会使人心情温柔舒畅,胸襟开阔；听到商音,会使人刚正不阿,向往正义；听到角音,会使人恻隐怜悯,待人温和；听到徵音,会使人乐善好施,宽厚爱人；听到羽音,会使人庄严穆,彬彬有礼。礼是对外在行为的约束,进而深入心里去调和情志；音乐则是由于内心情志的感应,进而向外扩展来影响人的行为举止。所以圣明的君王一定要人耳听雅正和颂赞的音乐,目睹庄严肃穆的礼仪,走路仪表恭敬,言谈不离仁义。所以君子即便整天不停地讲话,然而邪僻不正的思想感情永远没有机会污染他的心灵。”
班固说:“音乐,是圣人所喜欢的。音乐可以使人心地善良,具有强烈的感人力量,所以古代的帝王都很重视音乐的教化作用。人有血气心智的情性,可是哀乐喜怒却没有常规。人受到音乐的感染,心有所动,就要通过情感流露出来。因此,当轻柔伤感的音乐发起时,听众就会悲伤忧愁；当平和舒缓的音乐响起时,听众就会感到安乐康泰；当粗犷猛烈的音乐响时,听众就会有刚强坚毅的反应；当率真坦诚的音乐响起时,听众就会向庄严肃穆；当宽裕祥和的音乐响起时,听众就会显出慈爱的情态；当放纵邪辟的音乐响起时,听众就会受到淫荡骚乱的诱惑。古代的君王为淫荡的音乐而感到耻辱,所以制作了雅正、赞颂的音乐让人听。他们依据人的情性,遵循节律,以礼仪为其内容,注入蓬勃的生气,以伦理纲常的内涵来引导听众,不使阳刚之气任性发泄,不使阴柔之气郁积不散,使阴阳刚柔和畅而交融而后再用中正平和的乐音表现出来。这样,就能感召激发善心,而不使邪淫之情毒化人们的心灵。这就是先王创立音乐的根本出发点。”
《吕氏春秋》说:“国家灭亡或是行刑杀人,并不是没有音乐,然而这种音乐不会使人快乐。快要淹死的人,可能也会发出笑声；被判罪的人,也可能要唱歌；发狂的人,也会舞蹈。乱世的音乐,和这三种人的歌舞很有点相似之处。”范晔说:“钟鼓不是音乐的本质,但是乐器离不了钟鼓；猪牛羊不是用以表示孝敬的主要东西,然而瞻养双亲却不能没有它们。只看重乐器的重要性而忘记了音乐的根本目的,音乐就失去了意义。用和谐的韵律来协调内心的气质,这才是音乐的盛事。因为崇尚瞻养老人而伤害了双亲,反而是受了不能正确理解孝道的拖累。履行孝道而又能合理抚养老人,这才是最大的孝。”
东方、角音与仁、南方、徵音与礼,中央、宫音与信,西方、商音与义,北方、羽音与智--各各相应,这是乐理之常识。司马迁却认为徵音与心、智相应,羽音与肾、礼相应。这与旧例不符。这不是未流学者所能参详的。]
[太史公曰:“余至大行礼官,观三代损益,乃知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不贯,诱进以仁义,束缚以刑罚,故德厚者位尊,禄重者宠荣,所以,总一海内而整齐万人也。人体安驾乘,为之金舆错衡以繁其饰；目好五色,为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乐钟磬,为之调谐八音以荡其心；口甘五味,为之庶羞酸咸以致其美；情好珍善,为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故大路越席,皮弁布裳,朱弦洞越,大羹玄酒,所以防其淫佚,救其凋敝。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贵贱之序,下及黎庶车舆衣服宫室饮食嫁娶丧祭之分,事有适宜,物有节文。周衰,礼废乐坏,大小相逾,管仲之家,遂备三归。循法守正者,见侮于世；奢溢僭差者,谓之显荣。自子夏,门人之高弟也,犹云‘出见纷华盛丽而悦入阻夫子之道而乐,二者心战,未能决’,而况中庸以下,渐渍于失教,被服于成俗乎？孔子必正名,于卫所居不合。
岂不哀哉!”
班固曰:“人涵天地阴阳之气,有喜怒哀乐之情,天禀其性而不节也,圣人能为之节而不能绝也。故象天地而制礼乐,所以通神明,立人伦,正情性,节万事也。人性有男女之情,妒忌之别,为制婚姻之礼；有接长幼之序,为制乡饮之礼；有哀死思远之情,为制丧祭之礼；有尊尊敬上之心,为制朝觐之礼。哀有哭踊之节,乐有歌舞之容,正人足以副其诚,邪人足以防其失。
故婚姻之礼废,则夫妇之道苦,而淫僻之罪多；乡饮之礼废,则长幼之序乱,而争斗之犹烦；丧祭之礼废,则骨肉之恩薄,而背死忘生者众；朝聘之礼废,则君臣之位失,而侵凌之渐起。故孔子曰:‘安上治人,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
心志纯洁,见识精微而不邪恶,这是对《周易》深刻领会的结果[《周易》奥妙精微,爱与恶此进彼退,从遥远与近身的天地万物都有所吸取,不让人过于亲近以致互相伤害]。
恭敬俭朴,谦逊庄重而不浮躁,这是对《礼》教领会深刻的结果。
[太史公说:“我曾到过秦代掌管礼仪的大行官署,在那里考察了夏、商、周三代礼制的相沿变革,才真正明白了自古以来依据人情制定礼法,必须依照人性规定各种行为规范。人情道理千头万绪,要把这些事情安排好,就需要有规矩贯穿于其中的各个方面,用仁义道德诱导人们上进向善,用刑罚规范约束邪恶行为,由此使德行高尚者地位尊贵,使爵禄厚重者蒙受恩宠。用这些手段来统一天下,治理万民。人们的身体既然喜欢乘坐车马,那就在车身和车辕上涂绘金色纹饰；既然眼睛喜欢缤纷的五色,就在衣服上制作了各种不同的图案和花纹来美化仪容；既然耳朵喜欢美妙动听的声音,就调和金石丝竹来振奋人的精神；口舌喜欢品尝多种美味,就制作了形形色色的美味佳肴；人之常情是都喜欢珍奇美物,于是就打磨圭璧玉器来满足人们好奇的心理。古代贤王祭天所用的大车,只铺一块不收边的席子；上朝的服饰也不过是鹿皮做的王冕,白色质料的衣裳；欣赏音乐,乐器也不过是朱红丝弦和低部有孔的瑟而已；祭祀的祭品,也只是没有调料的肉汤和水酒而已。其用意在于防止淫佚奢侈,补救由于过分奢华而造成的弊病。因此上至朝廷君臣的尊卑贵贱的秩序,下到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事事都有分寸,物物都有节制,这就是礼教维系社会秩序的功效。自从周王室衰微之后,礼乐制度都被废弃破坏,君臣上下,无不超越了自身应有的限度。譬如管仲的家,富贵可与诸侯相比,娶了三姓之女。循规蹈矩,坚守止道的人常受欺侮,奢华腐败、僭越礼制的却被认为是显贵荣耀。拿子夏来说,他是孔子最优秀的弟子,尚且还说‘当我在外面看到社会上的繁华瑰丽时,心里很喜欢,可当我回来听了先生的教导,心里也很高兴,这两种不同的感受,常在我心里交战,可又往往无法取舍判断。’子夏尚且如此,何况那些中等品质以卜的人,受不良教化的影响,能不被腐化的社会风气征服吗？孔子说:
‘必须端正名分。’可是他在卫国与当权者的主张格格不入。岂不令人悲痛!”
班固说:“人吸收了天地间的阴阳之气,有喜怒哀乐的情感,先天而成的人性不能节制,圣人能找到办法加以节制,可是圣人不能灭绝人性。效法自然规律制定礼乐制度,目的就是为了通神明,立人伦,修正人的情性,节制人事使之恰当适中。人性有男女之情,有生来的妒嫉,因而制定婚姻的礼仪来规范它；有交接之道和长幼之序,因而制订宴饮的礼仪；有哀悼死者、思念远方亲人的人之常情,因而制订丧礼和祭祀；有尊重长者、效忠国君之心,因而制定朝拜觐见的礼制。悲痛时有哭泣顿足的节奏,高兴时有载歌载舞的举动,使雅正之人能名符其实,邪僻之人防止失常。因此说,婚姻的礼法废弃了,夫妇关系就有苦难,犯yín乱罪的人就会增加；宴饮的礼仪废弃了,长幼之序就会混乱,争斗的事件就会频繁；丧礼、祭祀的礼仪废弃了,骨肉之情就会淡薄,不热爱生活的人就会大量出现；朝拜礼聘的规矩废弃了,君臣的地位就会颠倒,犯上作乱的事件就会发生。所以孔子说:‘安定朝纲,治理天下,没有比礼制更好的了；移风易俗,没有比音乐更好的了。所谓以谦恭礼让治理天下,指的就是礼乐啊!’”]
[壶遂曰:“昔孔子何为作《春秋》哉？”
太史公曰:“余闻之董生曰:‘由周道衰微,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代,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拨乱代反之正道,莫近于《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
察其所以,皆失其本也。”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保其社稷者,不旷守职,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伏羲至纯厚,作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汉兴以来,至明天子,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独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之耻也；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掌其官,废明圣,罪莫大焉。余所谓述,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善于言辞,言简义赅而秩序不乱,这是对《春秋》体会深刻的结果。
[上大夫壶遂问司马迁:“当初孔子为什么要作《春秋》呢？”
太史公回答说:“我听董仲舒先生说:‘周朝的王道衰微时,孔子正作鲁国的司寇,想振兴王道。可是诸侯陷害他,大夫阻挠他。孔子知道再说也没有用处,自己的主张在当时不会被采纳。于是便把自己的是非褒贬寓于作《春秋》所记的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之中,作为天下的准则。他贬斥僭礼的诸侯,声讨犯上的大夫,只不过是为了实行上道罢了。’孔子说:‘我想与其用空洞的说教去教育别人,还不如记载具体历史事件,因事见义,更为深切显明。’《春秋》一书,上能阐明三王之道,下能分辨人事的伦理纲常,判别嫌疑,明辨是非,论定犹豫难决之事,表彰善良,贬斥邪恶,尊重贤能,蔑视不肖。保存亡国的史迹,接续断绝的世系,弥补残缺,振兴衰废,这些都是王道的要点。拨乱反正,没有比《春秋》更适用的了。在《春秋》中,记载有三十六起弑君事件和五十二起亡国事件,至于诸候流亡国外不能保住社稷的,不计其数。考察其原因,都是因为丧失了礼义为一为君治国的根本。”
壶遂说:“孔子那个时代,上无贤明的君主,下面的臣子又不被重用,所以才作《春秋》,留下议论,以便判断礼义,作为统一的王法。如今先生上遇贤明的天子,当官任职,上下各得其所,先生还要著书立说,想要阐明什么呢？”
太史公说:“啊啊!不不!我听父亲说:‘伏羲最为淳厚,他作了《易经》的八卦。尧舜的盛德,记载在《尚书》里,礼乐由此而兴。商汤、周武王功业兴隆,受到诗人的歌颂。《春秋》扬善抑恶,推崇夏、商、周三代盛德,褒扬周王室,不仅仅是讽刺而已。’汉朝开国以来,到现在的圣明天子,承受天命,朝野上下充满肃穆清和的气氛,天子的思泽滋润无边,文武百官大力颂扬天子的盛德,总觉得不能表达自己的全部心意。况且天下有贤能的人如果得不到重用,那是国君的耻辱；如果主上圣明而其恩德得不到传扬,则是主管官员的过错。何况我专管史籍,如果不去记载明君的功德,这是莫大的罪过。我只不过是记述历史,并不是什么著作呀,而你却拿它与《春秋》相比,这就不对了。”]
儒家者,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崇师仲尼,此其最高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僻者又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此僻儒之患也。
[司马谈曰:“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叙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夫儒者,以‘六艺’为法,经传以千万,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
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叙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勿能易也。”
范晔曰:“夫游庠序,服儒衣,所谈者仁义,所传者,圣法也。故人识君臣父子之纲,家知违邪归正之路。自桓、灵之间,朝纲日陵,国隙屡启,中智以下,靡不审其崩离,而刚强之臣息其窥盗之谋,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议者,民诵先王之言也,下畏逆顺之势也。至如张温、皇甫嵩之徒,功定天下之半,声驰四海之表,俯仰顾盼,则大业移矣,犹鞠躬昏主之下,狼狈折礼之命,散成兵就绳约而无悔心者,斯岂非学者之效乎？故先师褒励学者之功笃矣。”]
自从孔丘去世后,他的精微要妙的言论就断绝了,孔子的七十位弟子去世后,儒家的要旨就乖乱不堪了。战国时形势纵横交错,造成真伪分争的局面,诸子百家的学说纷然杂乱。
儒家,大都出自主管教化的司徒之官,辅佐君主,和顺阴阳,昌明教化。
儒家的信徒在偏读六部经典,注重仁义道德品质的修养之际,师法尧舜,效法文王、武王,尊孔子为宗师,这是儒家的高明之处。然而迷惑的人偏持一端,已经失去了儒学的精妙的精神,不守正统的人又随时代的变迁加以贬低或抬高,从而背离了儒家之道的本旨,也有用儒家学说晔众取宠独树一帜的。
这都是浅薄的儒士所带来的祸患。
[司马谈说:“儒家学说广博而缺乏要领,用力虽多而收效甚微,因此它所提倡的难以照办。但是他们制定的君臣父子之间的礼仪,夫妻长幼之间的区别,是不能更改的。儒家把‘六艺’作为准则,《六经》除经文本身外,加上以后的传注和说解文字不下千万,就是祖孙三代世守一经,也无法精通它的学说,一辈子也不能完全通晓它的礼制。所以说儒学‘广博而缺乏要领,用力虽多而收效甚微’。可是分别君臣父子之间的礼数,区别夫妇长幼尊卑的次秩,任哪一家也不能更改。”
范晔说:“身着儒衣,游学求教,经常谈论的内容不离仁义,先生所传授的,都是圣人的思想。所以人人学习到的是君臣父子的纲常,家家都知道改邪归正的方法。自汉桓帝和汉灵帝以来,朝纲逐渐被破坏,国内的矛盾频频暴发,中等才智以下的人臣,没有不知道国家所以分崩离析之原因的,然而刚正不阿的大臣也只能做到识破心怀不轨的奸贼的阴谋罢了。胸怀大志的英雄豪杰,屈从于卑鄙浅薄之儒生的谬论,而人民只会复述开国之君的教导,身处乡野,只能屈从反动的潮流,苟且偷生。至于张温、皇甫嵩之流,也只是使国家的半壁江山稍有安定,名声却远播四海,俯仰顾盼之间,天下又风云变幻,功业风流云散。即便国家处在这样一种乱世英雄起四方的动荡时局中,全国臣民仍然忠心耿耿地维护着昏君的政体,处境尬尴地奉行君命,收集残兵败将,遵守各路豪杰的讨贼盟约,毫无悔恨,这难道不是儒学的功效在起作用吗？
由此可见,前辈尊师们鼓舞激励后世学生们的功劳,实在是太忠诚不渝了!”
[司马谈曰:“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徙,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夫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日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因者,君之纲,君臣并至,使自明也。”]
道家大都是从史官中分离出来的,他们经历、记载了历代的成败、存亡、祸福的经验教训,懂得执政的要点和根本,清静无为,善守本性,坚持卑下柔弱,为的是保持自己的本来面目。他们把这一原则作为君临天下、治国安邦的根本大法。道家的精神与尧的克已谦让、《周易》的谦恭十分吻合,这是道家的长处。等到后世放浪形骸的狂土模仿道家的做法,便抛弃了礼乐制度的束缚,同时抛弃了仁义的原则,说只要清静虚无,就能治理天下。这是道家的流弊。
[司马谈说:“道家教人、形、精合一,言谈举止都要合乎无形的‘道’,认为物性自足,不必欲求。他们的学说,源本于阴阳四时的秩序,吸取了儒家和墨家的长处,名家和法家的精华,随着时代的推移、人事的变迁来待人处事,这样做则无处不适。道家学说旨趣简明而又易于把握,用力少而收效大。道家宣扬无为,又说无不为,其实际主张是很容易实行的,但是他们所讲的话,一般人却不易理解。他们的学术以虚无为理论基础,以顺应自然为实践原则,既没有一成不变的势态,也没有常居不动的形状,所以能彻底明白万物的实际情况。应付万物,既不抢先,也不居后,所以能够主宰万物。
法则的有无,顺应时势来确定；制度的兴废,根据事物的变化来决定。所以他们说:‘圣人之所以永垂不朽,是因为能牢牢把握住因时通变这个原则。’虚无是道家的核心,因循是帝王执政的纲领,君臣各尽其才,使他们各自都有自知之明,这才是统治天下的最高艺术。”]
[司马谈曰:“阴阳之术,大详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畏,然其叙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曰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忌。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之大经,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纪纲。故曰叙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汉书》曰:“天人之际,精祲有以相荡,善恶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象动乎上,阴阳之理,各应其感。阴变则静者动,阳蔽则明者暗,水旱之灾随类而至。故曰日蚀、地震皆阳微阴盛也。臣者,君之阴也；子者,父之阴也；妻者,夫之阴也；夷狄者,中国之阴也。《春秋》日蚀三十六,地震五十二。或夷狄侵中国,或政权在臣下,或妇乘夫,或臣子背君父。事虽不同,其类一也。是以明王即位,正五事。五事:貌、言、视、听、思也。建大中以承天心,则庶征序于下,日月理于上。如人君淫溺后宫,般乐游田,五事失于躬,大中之道不立,则咎征降而六极至。凡灾异之发,各象过失,以类告人。”
《传》曰:“田猎不宿,饮食不享,出入不节,夺人农时,及有奸谋,则木不曲直。”又曰:“弃法律,逐功臣,杀太子,以妾为妻,则火不炎上。”
又曰:“好治宫室,饰台榭,内yín乱,犯亲戚,侮父兄,则稼穑不成。”又曰:“好攻战,轻百姓,饬城郭,侵边城,则金不从革。”又曰:“简宗庙,不祷祠,废祭祀,逆天时,则水不润下。”
管辂曰:“贵人有事,其应在天。在天则日月星辰也。兵动人扰,其应在物。在物则山林鸟兽也。”又曰:“夫天虽有大象布不能言,故运星精于上,流神明于下,驱风云以表异,役鸟兽以通灵。表异者必有沉浮之候,通灵者必有宫商之应。是以宋襄失德,六..退飞；伯姬将焚,鸟唱其灾；四国未火,融风已发；赤云夹日,殃在荆楚。此乃上天之所使,自然之明符也。”
后汉窦武上书曰:“间者有喜禾、芝草、黄龙之瑞见。夫瑞生必于嘉土,福至实由吉人。在德为瑞,无德为灾。陛下所行不合天意,不宜称庆。”又裴楷曰:“按春秋以来及古帝王,未有河清者也。臣以为河者,诸侯位也。
清者属阳,浊者属阴。河当浊而反清者,阴欲为阳,诸侯欲为帝也。京房《易传》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异,地吐妖,民疠疫,三者并时而有河清,犹春秋麟不当见而见。孔子书以为异也。”
魏青龙中,张掖郡玄川溢涌宝石负鼎,状麟凤龙马,炳焕成形,时人以为魏端,任令于绰赍以问张臶,臶密谓绰曰:“夫神以知来,不追已往。以祯祥先见,然后废兴从之。汉已久亡,魏已得之,何所追废兴祯祥乎？此石当今之变异,而将来之祯祥。”后司马氏果代魏。
汉武时,巫为上致神君,神君但闻其声,不见其形。荀悦曰:“《易》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各当其理而不相乱,乱则有气变而然。
若夫大石自立,僵柳复生,此形之异也；男化为女,死而复生,此含气之异也；鬼神仿佛在于人间言语声音,此精神之异也。夫形神之异,各以类感。
善则生吉,恶则生凶,精气之际,自然之符异也。故逆天之理,则神失其节而妖神妄兴；逆地之理,则形失其节而妖形妄生；逆中和之理,则含气失其节而妖物妄出。此其大旨也。若夫神君之类,精神之异也。”
《春秋传》曰:“作事不时,怨仇动于人,则有非言之物而言。”当汉武之时,赋敛繁众,人民凋敝,故有无形而言至也。其于《洪范》言僭则生时妖。此盖怨仇而生妖之类也。故通于道,言正身,则精神万物形气各返其本也。”
后汉陈蕃上书曰:“昔春秋之末,周德衰微,数十年间无复灾眚者,天所弃也。天之于汉,悢悢无已,故殷勤于变,以悟陛下除妖去嬖,实在修德。
故《周书》曰:‘天子见怪则修德,诸侯见怪则修政,大夫见怪则修职,士庶见怪则修身。’神不能伤道,妖不能害德。”
《汉书》曰:“夫动人以行不以言,应天以实不以文。此天人之大略也。”]
阴阳家大多是从负责天文历法的官吏中分离出来的。他们尊重上天,推算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勤勉地通告关系到农业生产的四时节令。这是阴阳家的长处。到后来法古不化的人,则受制于诸多忌讳,只注意阴阳卜卦、鬼神仙道之类的术数,舍弃人事而信仰鬼神。这是阴阳家的流弊。
[司马谈说:“阴阳家的方术,博大详尽,忌讳太多,使人受到许多约束,总是怕这怕那。但他们主张顺应一年四季的节令从事农作,却是不能不遵守的。阴阳家对于冬夏四季、八卦方位、十二星次、二十四节气都有明确的界定与忌讳。告诉人们如果顺从这些规范,就会昌盛得福,否则就会灭亡。其实未必完全是这样。所以说阴阳家‘使人拘而多忌’。可是阴阳家所说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是大自然运行的规律,如果不遵守,那么天下的一切事物就都没有头绪了,所以说它所规定的‘叙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汉书》说:“天和人之间,如果两者的精气互相抵触,就要彼此发生震荡,善与恶之间互相斗争,彼此也会发生推动作用。事情出现在人间,征兆就会在星空显示出来。所以阴阳之理,就在于各自都有感应。阴气发动,寂静的就会运动,阳气会被掩盖,明亮的东西就会变暗,这时水旱之灾就会降临。所以说,日蚀、地震都是阴盛阳衰的表现。对于君王来说,臣是阴,同理,儿是父之阴、妻是夫之阴,夷狄是中国之阴。据《春秋》所载,日蚀有三十六次,地震五十二次。当时有的应验到了夷狄侵入中原,或者政权不在国君手中,或者妻子临驾于丈夫之上,或者大臣背叛国君、儿子背叛父亲。
事情虽然不同,性质却是一样的。因此贤明的国王一旦继位,首先要修正五事:貌、言、视、听、思。建立至大的社稷祭坛,上秉天心,下序民风,使阴阳之理照耀四方。假如人君淫溺于后宫,歌舞娱心,游宴打猎,不亲自端正这五事,就会错失于躬身亲王,大中之道不确立,那么灾难的征兆就会降临,六种极大的不幸就会到来。凡是灾祸的发生,各种怪异的、象征人事过失的现象就会发生,用来警告世人。”
《左传》说:“夜间打猎,饮食不祭祀,出入不遵循礼节,夺人农时,或者朝中出现了奸臣,国内有了阴谋,树木也要出现该直不直、该曲不曲的现象。”又说:“废弃法规,驰逐功臣,杀太子,以妾为妻,有了这各种不正常的事情,那么火焰都不会向上燃烧。”又说“大兴土木,建造宫室楼台,宫中淫秽污乱,侵犯皇亲国戚,侮辱父兄,那么农业生产就不会取得成功。”
又说:“一个国家如果好战,不把老百姓的甘苦放在心上,修建城郭,侵略睦邻国家,那么刀枪之类的武器连兽皮都割不破。”又说:“简化宗庙的规格,不设置祈祷上天的祠堂,废除祭祀,不顺天时,那么连水都不会向下渗透。”
管辂说:“高贵的人有什么事情都会在天象上有所应验。在天上是指日月星辰。如果有战争发生,或者人为的骚乱,就会在物事上有所应验。在物是指山林鸟鲁之类。”又说:“上天如有重大的异象但不能说出来,只能把其精气表现在星体上,或者流泄神明在鸟兽物事上,驱动风云来显示异象,役使鸟兽来宣告神奇。显示异象时一定会有或沉或浮的征状,宣告神奇时一定会有声音的响动。因此,当宋襄公失德的时候,就有六只鹢鸟从国都上空倒退着飞过；伯姬将要自焚的时候,会有鸟来歌唱她的灾难；四国还没有发生火灾,火神祝融已经刮起了大风；红云夹拥着太阳,灾难就在楚国降临。
这是天人感应的明证。”
后汉窦武上书说:“近来,有嘉禾、芝草、黄龙的祥端征兆出现。祥瑞的出现一般来说总是发生在美好的土地上,福运的降临实质上是由于吉祥之人的出世。有德才有端,无德则有灾。陛下的行为,不合乎天意,所以不应当作喜庆祝贺。”裴楷说:“自从春秋战国以来以及古代帝王时代,黄河从来没有清澈过。臣以为黄河是象征诸侯的权位的,清属阳,浊属阴。黄河本应混浊,现在反而变清了,这说阴性的东西渴望变成阳性的东西,也就是说诸侯想称帝。”京房所写的《易传》说:“‘河水清,天下平。’如今上天垂示异象,国内妖气叠出,民间瘟疫流行,三者同时出现而黄河却变清,这就好比春秋时麟本不该出现却出现了。孔子记载了这件事,认为这是反常的表现。”
魏国青龙年间(公元233 年),张掖郡的玄川涌出一块背着鼎的宝石, 形状象麟象凤象龙又象马,用火一照就各各显现原形。当时人们认为这是魏国的祥瑞之兆,于是命令于绰,携带着财宝去请教隐士张臶,张偷偷告诉于绰:“神明只预言未来,而不追述以往。先用祯祥之兆预告未来,然后兴盛还是衰落才会随之而来。汉朝灭亡已久,曹魏已得天下,还追述什么兴废之兆呢？这块宝石今天的变异,只是将来之吉祥的征兆。”后来司马氏果然取代了曹魏政权。
汉武帝时,巫为皇帝召来了神君,可是只能听到神君说话的声音而看不见它的形体。荀悦对此解释说:“《周易》认为有天道、地道和人道。三道各有其规则,不能混乱。乱就会有精气变幻。比如巨石自己立起来,死去的柳树复活,这是有形之物的变异；男化为女,死而复生,这是人的变异；鬼神仿佛在人间说话,这是精神的变异。形体和精神的变异,各以其类互相感应。善就生吉祥,恶就生凶厄,精灵与人之间,自然的精灵会与之感应而发生变异。因此,假如违逆了天理,神灵就会失去调节,妖精就会作乱；违逆了地理,形体失去调节,妖怪就会出现；违逆了阴阳中和的人理,人体内的神气失去调节,妖物就会出现。这就是《周易》的主要意旨。象神君之类的现象,就是精神的变异。”
《春秋》说:“办事不合时宜,人就会有怨恨,那么本来不会说话的物体就会说话。”汉武帝时,赋税繁重,人民生活困苦,所以出现无形之物说话的现象。在《洪范》中也有因犯上作乱就产生妖异的记载。这都是怨恨会生妖的证明。所以通大道,言正身正,精神形气就会各归本体。后汉陈著上书说:“春秋末期,周王朝衰微,而数十年间没有出现过灾害,那是因为周室已被上天抛弃的缘故。而上天对于汉朝眷念不忘,不停地降灾,这是为了提醒陛下除灭妖孽,摒弃邪嬖,实实在在地修身立德啊。所以《周书》上说:
‘天子看见怪异就去修德,诸侯看见怪异就去修政,大夫看见怪异就去修职,士人百姓看见怪异就去修身。’神灵不能伤害道,妖孽不能伤害德。”
《汉书》说:“感动人的是行动而不是言辞,顺应天的是事实而不是文彩。”这都是对天人感应之道理的简略说明。]
[司马谈曰:“法家严而少恩；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夫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使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严而少恩’。至于尊主卑臣,明职分不相逾越,虽百家不能改也。”]
法家大多出身于管理刑法的官员。他们讲信用,赏罚分明,用此辅助礼制来治理天下。这是法家的长处。到了后来,苛刻狠毒的人实行法治,就不讲教育,抛开仁爱,只用刑法了,而且为了达到大治,一味迷信刑法,甚至于残害亲人,把厚恩变为薄情。这是法家的流弊。
[司马谈说:“法家严酷而无情,刻薄而寡恩,然而他们端正君臣、上下之分,却很清楚,这一点是不能改变的。法家不分关系的亲疏,也不管地位的尊卑,一律绳之以法,这样就把爱亲属、尊师长的恩谊伦理断绝了。这只可以作为临时措施,决不可以长期实行。因此说法家‘严而少恩’。至于法家主张主尊贵、臣卑贱,划清职责权限,谁也不准超越,这是各家学说都不能改变的。”]
[司马谈曰:“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夫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于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俭而善失真’。
若夫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
名家大多出身于掌管礼仪的官员。古人身分地位不同,礼仪也不同。孔子说:“一定要正名呀!”正名分是名家的长处。到后来吹毛求疵的人利用它来治理天下,就只辨析名分的细节而不注重实际情况,把名分搞得支离破碎。这就是名家的流弊。
[司马谈说:“名家使人俭约,可是失去了真实性,但是它循名责实,却是不能不注意研究的。名家过于明察,纠缠不清,使人不能推求它的真意,专注于名词概念的推理,反而失去了易于把握的常情,所以说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至于名家循名责实,综合考察事物的本质这一点,倒是不可不予以认真考虑的。”]
[司马谈曰:“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偏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关墨者亦上论尧舜,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斫。饭土簋,啜土刑,粝梁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教丧礼,必以此为万人率。使天下法若此,则尊卑无别。夫世异时移,事业不同,故曰‘俭而难遵’也。要曰:强本节用,则家给人足之道。此墨家之所长,虽百家莫能废也。”
汉武帝问董仲舒策曰:“盖俭者不造玄黄旌旗之饰,及至周室,设两观,乘大辂,八佾陈于庭而颂声兴。夫帝王之道,岂异旨哉？”对曰:“制度文采玄黄之,所以明尊卑,异贵贱,而劝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应天也。然则宫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孔子曰:
‘奢则不逊,俭则固。’俭非圣人之中制,故曰奢不俭上,俭不逼下,此王道也。”]
墨家大多出身于掌管宗庙之官。他们住的是柞木椽子搭的茅草屋,以节俭为贵；赡养有德、能帅众、好为善和有社会经验的老人,以兼爱为荣；选拔贤士举行大射典礼,提倡尊重人才；宗庙祭祀敬重父辈,崇信鬼神；顺从四时行事,因此不相信天命[是指不相信有吉凶的天命,但相信贤愚、善恶]；用孝敬来明示天下,所以崇尚行为统一。这些都是墨家的长处。后来的愚人实行墨家的主张,只看俭约的好处,于是否定礼制,只知推崇兼爱,而不分别亲近与疏远。这是墨家的流弊。
[司马谈说:“墨家过于俭约,难以遵守,因此他们所提倡的无法完全实行,但是他们务实节用的宗旨,是不可以废弃的。墨家也崇尚尧舜,引述尧舜的德行说:‘他们住在三尺高的堂室里,土打的台阶不过三级,茅草屋顶不修剪,柞木屋椽不雕饰。吃饭用陶簋,饮水用瓦盆,饭用粗米做,汤用豆叶熬。夏天穿葛衣,冬天穿鹿皮。’他们埋葬死者,用三寸厚的桐木棺材,哭丧也不悲哀。他们教育人民要以此标准举行丧礼。若使天下都象这样,尊卑就没有分别了。世道不同,时代变化,事业自然也就不同,所以说墨家‘俭而难遵’。总之,墨家主张强本节用,则是兴家富民的好办法。这是墨家的长处,任何学派都不能废弃的。”
汉武帝问董仲舒:“提倡俭约的人是不会去制作玄黄色旌旗的。到了周代,设立两观,乘高大的辂车,把八佾陈列于朝廷并使颂声兴起。帝王的朝政,难道意旨各不相同吗？”董仲舒回答说:“制度文采、玄黄大旗,这些仪仗都是用来区别尊卑、贵贱,从而勉励有德行之人的。所以春秋以来受天命而称帝的,首先需要制定的政策是:更改历法,确定每年起始的第一个月,变易服装的颜色,其目的是顺应天道。然而有关官室建造、旌旗制作的规定,是有一定之规的。孔子说:‘奢侈就不会谦逊,勤俭才会巩固。’俭约并不是圣人所推崇的最适中的政制,所以说奢侈而不使君上俭约,俭约也不强求下面的人执行,这就是王道。”]
[荀悦曰:“世有三游,德之贼也。一曰游侠,二曰游说,三曰游行。夫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饰辩辞,设作谋,驰逐于天下,以要时世者,谓之游说；色取人,合时好,连党类,立虚誉,以为权利者,谓之游行；此之三者,乱之所由生,伤道害德,败法惑世,先王之所慎也。凡三游之作,主于季世,周秦之末尤甚焉。上不明,下无正；制度不立,纲纪弛废；以毁誉为荣辱,不核其真；以爱憎为利害,不论其实；言论者,计厚薄而吐辞；选举者,度亲疏而下笔。然则利不可以义求,害不可以道避。是以君子犯礼,小人犯法,饰华废实,竞取时利,薄骨肉之恩,笃僚友之厚,忘修身之道,而求众人之誉,苞苴盈于门庭,聘问交于道路,于是流俗成而正道坏矣。游侠之本生于武毅,不挠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见危受命,以救时难而济同类,以正行之者,谓之武义。其失之甚者,至于为盗贼矣。游说之本生于是非,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则专对解结,辞之绎矣,民之莫矣。以正行之者,谓之辨智。其失之甚者,至于诈矣。游行之本生于道德仁义,泛爱容众,以文会友,和而不同,进德及时以立功业于世。以正行之者,谓之君子。其失之甚者,至于因事害私为奸宄矣。甚相殊远,岂不哀哉？故大道之行,则三游废矣。”]
纵横家大多是从接待宾客、出使外交一类的官员中分离出来的。孔子说:
“使者啊,使者啊!这是一份难做的差事啊。”意思是说应当因事制宜,权衡处理,因为在接受使命时,不可能也无法教给你全部外交辞令。这是纵横家的长处。后来心术不正的人搞外交,开始崇尚欺诈,不讲信义。这是纵横家的流弊。
盟担骸笆郎嫌小巍嵌际堑赖碌牡猎簟R皇怯蜗溃皇怯?
说,一是游行。游侠善于制造一种气势,作威作福,结成私党,在社会上逞强逞霸；善于游说的人讲求谋略,能言善辩,阴险奸诈,他们驰骋天下,以便得到民众的赞赏；爱搞游行的人善于以队伍的阵容博取民众的信任,迎合时尚所好,连络同党,树立虚假的声势,目的是为了获得某一方面的权利。
这三类人,都是使天下产生不稳定的祸根,他们伤害国家大政,危害道德文明,败坏法律,蛊惑人心,古代的明君就特别警惕这三种人。‘三游’之风是在末世之际形成的,周、秦二代末年,‘三游’特别盛行。在上的君主不贤明,在下的大臣不正道；制度不建全,政策法令松弛荒废；以是否受到诽傍或赞誉作为荣辱的标准,而不考查其真实情况；以亲爱和憎恶作为有利还是有害的根据,从来不管其实际内容；发表意见时首先在心中盘算一下利大利小才讲话；选择画圈的时候,首先考虑与自己的关系亲疏远近才下笔。然而世界上的利益是不能用仁义来求取的,危害也不是能用道德来逃避的,因此正人君子便开始触犯礼义,小人触犯刑法,世人普遍的追求表面的荣华而抛弃真实的内容,竟相谋取私利,骨肉之间的恩情开始淡薄。相反,人们重视的是同事和朋友之间的情谊,修身养性之道被忘得一干二净,一心一意只想博得世人的一声叫好。有权势的人家,送礼行贿的人门庭若市,人们公开在大街上招聘、咨询--由于上述种种社会风气的形成,结果导致了正直高尚的政治、道德被破坏。
“游侠源于武勇刚强的斗士阶层,他们不愿意拒绝有求于他们的人苦苦的要求,对于自己讲过的话铭记心中,一旦接受了人家的请求,舍上性命也要帮助他人排忧解难,或者接济与之同一类型的人。游侠如果能行正道,就可以称之为义侠；如果走上邪路,那就是变成黑社会的盗贼了。游说本来源于明辨是非,出使四方各国,陈述天下大义或国家大事,以便完成国君交给的任务。代表国家进行国际性活动,可以达到安定、有利于祖国的政治目的。
游说主要是为解决国际纠纷,以达到相互谅解,消除人民的困惑。如果正确地行使这一职责,那么就是一种智慧与口才的较量；一旦运用得太过分了,就会变成欺骗和讹诈。最初,游行的出发点是为追求仁义道德,实践泛爱思想,广交天下朋友。以文会友,相互宽容,求同存异,以便加强自身修养,顺应时代的要求,为国为民建功立业。如果用正当的方式去做,那就是正人君子；一旦走上了邪路,就会成为损害他人的行为,甚而成为犯上作乱之徒。
一正一邪,相差如此之大,这不是很可悲的吗？所以说,只要最清明的治国之道得以推行,‘三游’就会自然被淘汰。”]
杂家大多出身于议事之官。杂家兼容儒家和墨家思想,揉合名家和法家的主张。他们明白治理国家,实现太平盛世,必须融汇贯通诸子百家的学说。
这是杂家的长处。后来学识浅薄的人搞起杂家来,就恣意放纵,务求广博,没有中心,使人抓不住要害。这是杂家的流弊。
[班固曰:“司马迁《史记》,其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利势而羞贫贱。此其所弊也。
然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世谓之实录。”]
农家大多出身于主管农业的官员。他们种植农作物,鼓励耕种和养蚕,以达到人民丰衣足食的目的。孔子说:“最为重要的是:人民和粮食。”这是农家的长处。后来见识浅薄的人,主张让国王和大臣也去耕种,这就违背了君臣上下的关系。这是农家的流弊。
[班固说:“司马迁的《史记》,评论是非,很多观点与圣人不同。论述最高的政治原则,首先推崇道家的黄老学说,其次才是六经；讲述游侠的事迹,则贬低隐士,抬高奸雄；叙述财政经济,则尊崇财富的权势,以贫贱为羞耻。这些都是《史记》的不足之处。但《史记》擅长叙述事理的原委,明辨而不华美,质朴而不俗气,他秉笔直书,记述的历史事件真实完备,不做虚假的赞美,不掩饰丑恶的东西,所以后世称赞《史记》为真实的历史记录。”]
论曰:范晔称:“百家之言政者,尚矣!大略归乎宁固根柢,革易时弊也。而遭运无恒,意见偏杂,故是非之论,纷然乖当。”
尝试论之:夫世非骨庭,人乖■饮,理迹万肇,情故萌生。虽周物之智,不能研其推变；山川之奥,未足况其纡险,则应俗适事,难以常条。何以言之？若夫玄圣御代,则大同极轨,施舍之道,宜无殊典。而损益迭运,文朴递行,用明居晦,回遹于曩时,兴戈陈俎,参差于上世。及至戴黄屋,眼絺衣,丰薄不齐,而致治则一。亦有宥公族,黥国仇,宽躁已隔,而防非必同。
此其分波而共源,百虑而一致者也。若乃偏情矫用,则枉直必过。故葛屦履霜,弊由崇俭,楚楚衣裳,戒在穷奢。疏禁厚下,以尾大陵弱；敛威峻法,以苛薄分崩。斯曹魏之刺,所以明乎国风；周秦末轨,所以彰于微灭。故用舍之端,兴败资焉。
是以繁简唯时,宽猛相济,刑书镌鼎,事有可详,三章在令,取贵能约。
大叔致猛政之褒,国子流遗爱之涕。宣孟改冬日之和,平阳修画一之法。斯实驰张之弘致,庶可以征其统乎？
文子说:“圣人做事,殊途同归。秦楚燕魏的歌曲,虽然曲调不同但都表达了欢乐之情；各少数民族的哭声,虽然哭声不同却都是悲伤的表现。因此说,歌声是快乐的表现；哭泣是悲伤的结果。内心和悦闲适,外表就必然要流露出来,凡有流露,就会使其他人也受到感染而一起快乐。”
范晔说:“诸子百家关于政治的学说,是很高尚的啊!其要点是从根本上巩固政治制度,革除弊端,顺应时代的变化。然而国家命运和政治形势不是一成不变的,因而导致各种意见偏颇庞杂,所以对任何事情的是非评论,都会议论纷纷,互相矛盾。”
对此可以再作一些评论:现在的时代已经不是远古的赫胥氏、大庭氏的那个含哺而嬉、鼓服而游的时代了,人们的欲求也不是易于满足的时代了。
世界上的道理千头万绪,人们千奇百怪的欲望和情感也在不断地萌生。即便有应付一切事物的智慧,也不可能去穷尽这世道人心的变迁；就是高山大川的险峻幽深,也无法用之比喻人心之难测。那么,顺应时尚和世事之推移变化,就不能用常规的办法解决了。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假如由大圣人来治理天下,那么所要达到的天下大同和最高典规,以及为普天下的老百姓谋幸福的政策措施,其政治制度也不应该有什么不同。然而法规、制度的增补或废除或交替使用,文明和朴素的交替施行,或者是发扬光明,或者是保守传统,也只能在过去的范围内转来转去。兴兵打仗与和平交往,也只是与上一代的方式有所不同罢了。就是坐在帝王的宝座上,摆出皇帝的仪仗,穿上天子的服装,虽然厚薄华美不同,但把国家治理好的宗旨却是一致的。或者有时为了政治的需要,给达官贵人平反昭雪,对乱臣贼党施以刑罚,虽然宽松的程度有区别,但是防犯为非作歹的目的必然是相同的。这就是说,不同时代的政治制度,形式虽然相异,本质却是相同的；思维方式虽然千差万别,但目标却是一致的。至于假如故意矫情用事,就会出现矫枉过正的弊端。比方说吧,穿着凉鞋过冬,就犯了过分俭朴的毛病；天天都要衣冠楚楚,就应当反对穷奢极侈；禁令不严,对下属过于宽容,就容易出现尾大不掉、欺凌弱小的情况；权力过于集中,刑法过于严酷,又容易导致分崩离析的局面。在曹魏时期,文人写诗撰文,极尽讥刺之能事,就可以明白那个时期的国家风气；周王朝末期和秦朝末年的政治衰败,在许多细小的事情上就已经表现出来了。所以采用或是舍弃什么样的制度,实在是决定一个国家的兴盛还是衰败的先决条件啊!
由此看来,政策法规繁杂还是简约,要根据时代的要求决定,宽松的政策与刚猛的政策要相互补充。刑书铸刻在鼎上,固然详细,然而约法三章,其可贵之处就在于简明有效。大叔因为使用了强硬的政治想来改变国家的衰败局面,结果王室的皇子皇孙只有哀悼的眼泪了。春秋时晋国的赵盾一上台就改变他父亲赵衰平和的政策,而平阳侯曹参代萧何为相后,却一仍其旧,对萧何当相国时的法令一字不动。这些都是弛张宽猛之政治的极端例子,难道可以强求它们都整齐划一吗？
诸子百家的学说,论述的都是当世政治的功过得失,我们已经都认真详细地加以研究过了。然而世人对为政之道大多存在误解,只偏好于某一种学说。尊崇清净无为学说的道家,视懦家学说为迂腐；拘泥名实的名家,却认为道家学说荒诞；有的人推崇古代的王者之风,认为现在依然可以实行；有的人征引切时救弊的成规,认为应当流传于后世。其实如果认真考究,这些认识都各有各的弊病。由此可见,有法与无法,应当根据时代的不同加以讨论,时代结束了,实用于那个时代的政治方针也就失去了效用；时代向前发展了,政治制度也要随时代而发展。只要行动不错过时机,前途必然光明。
不具有聪明智慧的人,谁能够通晓权变的奥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