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并不愚笨的人,为什么会在非常明显的是非面前失去理智和公正？
各种因素在影响着人们的正常判断,其中主要是私欲和偏见。私欲主要是声色财货；偏见主要是喜怒哀乐。所以判断是非时,必须排除私欲,出从公心。
与别人商量问题时。一定要回避那些与此事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这对我们今天保持头脑清醒,干好事业是非常有益的。
[戎王使由余观秦,秦穆公以由余贤圣,问内史廖曰:“孤闻邻国有圣人,敌国之忧也。今由余,寡人之害,将奈何？”内史廖曰:“戎王处僻匿,未闻中国之声,君试遗其女乐以夺其志；为由余请,以疏其间；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且戎王好乐,必怠于政。”穆公曰:“善!”
以女乐二八遗戎王,戎王受而悦之,终年不迁。由余谏,不听。穆公使人间要由余,由余遂降秦。
梁王觞诸侯于范台,鲁君曰:“昔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遂疏仪狄,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也。’齐桓公夜半不慊,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调五味而进之。桓公食而饱,曰:‘后世必有以味亡其国者也。’晋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听朝,遂推南之威而远之,曰:‘后世必有以色亡其国者。’楚王登强台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其乐忘死,遂废登曰:‘后世必有以高台陂池亡其国者也。’今主君之尊,仪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调也；左白台而右闾须,南威之美也；前夹林而后兰台,强台之乐也。人有一于此,是以亡国。今主君兼此四者,可无诫欤？”
粱王称善相属。由此言之,昏智者,非一途矣。］
精神是智慧的源泉,精神清爽智慧就会明朗。智慧是心志的标志,智慧公正就表明心志正直。现在却有精神清爽、智慧明朗而偏偏不明白成败道理的人,这不是困为他愚蠢,而是因为音乐、美色、财物、利益、发怒或偏爱把他的智慧弄得昏暗不明了。为什么这样说呢？过去孔子曾代理鲁国的国相,齐景公听到这件事后很害怕,说:“孔子当政,鲁国必然成为霸主。鲁国一成霸主,我国高它最近,必然被它先吞并掉了。”犁且说:“除去孔子就象吹动一根羽毛那么容易。你何不用重金聘请孔子来齐国,送美女和乐舞给鲁哀公。鲁哀公喜欢美女和乐舞,必然荒于国事,荒于国事孔子必定劝谏,哀公不听劝谏,孔子必然离开鲁国。”于是便选齐国中八十多名美女,部穿上漂亮的锦绣衣服,并教会她们康乐之舞,然后送给鲁哀公。哀公接受齐国的女乐之后果然荒于国事,三天没有听政。孔子说:“有了那些妇人在那里唱歌,我可以离开鲁国了。”于是便前往卫国。这就是被音乐和美色弄昏了智慧的例证。
［戎王派由余出使秦国考察,秦穆公认为由余既有才,又有德,就问内史廖说:“我听说邻国有圣人,就是敌国的祸患。现在的由余,就是我的祸患,该怎么办呢？”内史廖回答说:“戎王处在偏僻闭塞的地方,从未听过中原的音乐。你何不送给他女乐来腐蚀他的精神；替由余说好话来离间他与由余的关系；挽留由余不让他按时回国,使戎王怪罪他,怀疑由余的忠诚呢？
再说,戎王喜欢女乐必荒于国事。”穆公说:“这个主意好。”于是把十六部女乐赠送给戎王,戎王接受了,非常喜欢这些女乐,一年到头兴趣不减。
由余劝谏不听。穆公派人晴中邀请由余,由余便投降了秦国。
魏王在范台宴请各国诸侯。鲁国的国君说:“过去尧帝之女、舜帝之妃命令仪狄作酒。酒非常美,仪狄把酒进献给禹。禹饮了之后觉得非常甘美,于是便疏远了仪狄,戒了酒,说:‘后代一定有因为纵酒亡国的。’齐桓公半夜感到饿了,易牙便煎煮,烧烤,调合五味,献给桓公,桓公吃得非常美,说:‘后世必然会有因为贪图美味而亡国的。’晋文公得到南之威为妃后,一连三天不临朝听政,于是便疏远了南之威,说:‘后世必然有贪图美色而亡国的。’楚王登强台,眺望崩山。左边是大江,右边是大湖,高兴得连生死都忘在脑后,于是再也不登强台了,说:‘后世必然会有贪恋高台美池的景色而亡国的。’如今你的坛中装的是仪狄那样的美酒；你的美食象是易牙烹制的美味；左边拥着白台,右边抱着闾须,都象是南之威那样的美色；前边是夹林,后边是兰台,就象是楚国强台那样的美景。人君贪婪其中一项就足以亡国,而你现在四项全占了,岂可不警惕呢？”魏王听了,连说:“讲得太好了,讲得太好了。”由此说来,弄昏人的智慧的并不是一种途径啊。］
[《人物志》曰:“夫仁出于慈,有慈而不仁者。仁者有恤,有仁而不恤者。厉者有刚,有厉而不刚者。若夫见可怜则流涕,将分与则吝啬,是有慈而不仁者。睹危急则恻隐,将赴救则畏患,是有仁而不恤者。处虚义则色厉,顾利欲则内荏,是有厉而不刚者。然则慈而不仁则吝夺之也；仁而不恤则惧夺之也；厉而不刚刚欲夺之也。］
《后汉书·班固传》评曰:“昔班固伤司马迁云:‘迁博物洽闻,不能以智免极刑。’然固亦自陷大戮［班固附窦氏势,窦氏败,固坐之,死洛阳狱中也］,可谓智及之而不能守。古人所以致论于目睫耶？此皆昏于势者也。
［议曰:夫班固伤迁,公论也。自陷大戮,挟私也。夫心有私而智不能守矣。]
尸子曰:“夫吴越之国,以臣妾为殉。中国闻而非之。夫怒,则以亲戚殉一言。夫智在公则爱吴越之臣妾,在私则忘其亲戚。非智损也,怒夺之也。
[此昏于怒者也。］
好亦然矣。语曰:莫知其子之恶。非智损也,爱夺之也。［此昏于爱者也。］
是故论贵贱,辨是非者,必自公心言之,自公心听之,而后可知也。故范晔曰:“夫利不在身,以之谋事,则智虑不私已,以之断义,则厉,诚能回观物之智而为反身之察,则能恕而自鉴。”
［议曰:孔子曰:“吾未见刚者。”或对曰:“申枨。”子曰:“枨也欲,焉得刚？”由此言之,苟有私则人其本性矣。尸子日:“鸿鹄在上,彀弩以待之,若友若否,问二五,曰:‘不助也。非二五难讲,欲鸿之心乱也。
是知情注于利则本性乱矣。］
司马迁说:“平原君真是乱世中的风度翩翩的公子哥儿啊。但是他不懂得大道理。由于惑于冯亭邪说,使赵国失陷长平,四十余万士卒被秦国坑杀,首都邯郸险些被攻克。这都是因为被利弄昏了智慧。”［《人物志》上说:
“仁爱出于慈悲之心,但却有慈悲而不仁爱的；仁爱的人本应拯救困境中的人,但却有仁爱之心而不去拯救困境中的人的。严厉的人有刚烈之气,但却有严厉而并不刚烈的。象那种看到别人可怜,便热泪交流,将要让他捐献些财物就吝啬得很,这是慈悲但不仁爱的人。看到别人处境危急,就产生怜悯之心,真要让他前往拯救便害怕招至祸患,这是仁爱却不去帮助别人的人。
无事之时讲起道义声色俱厉,一看到利益和欲望之所在,便怯懦起来,这是严厉却不刚烈的人。慈悲但不仁爱,是吝啬的缘故；仁爱而不去拯救,是恐惧的缘故；严厉而不刚烈,是有欲望的缘故。］《后汉书·班固传》评论说:“过去班固慨叹司马迁知识渊博,却不能运用智慧避免腐刑。可是班固自己也身犯大罪。［班固依附外戚窦氏,窦氏势败后,班固也受到了牵连,死在洛阳监狱中。］这可以说是智力已经够了,但在行动上却不能恪守所明白的道理。占人所以反复慨叹,人能明察秋毫,却看不到自己的眼睛和睫毛。班固能看清别人的祸患所在,但自己也身陷大祸,这是因为被权势弄昏了自己的智慧。
［赵子议论说:班固慨叹司马迁的不幸,这是公平之论。身陷大罪,是由于心怀私利,这就是智慧不能自守的道理。］尸佼说:“吴越等国的风俗。
用臣妾为君主殉葬,中原地区的国君听了很不以为然,认为野蛮。但一旦发怒,却因一句话,杀自己的亲戚。智在公道,可以爱及吴越等国的臣妾,由于私心则忘了被杀者是自己亲戚。［这并不是智力消退了,而是被怒气夺去了智慧。］
爱好也是如此。有这样的说法:“不知道自己儿子的过恶。”这并不是智力不够,而是被爱夺去了智慧。
所以评论贵贱,明辨是非时,必须出自公心来说话,出处自公心来倾听,然后才能弄清楚。所以范晔说:“与自身没有利害关系时,和他商量事情,他考虑问题就没有私心,判断是非时就果断正确。如果能遍观别人的智慧受到各种因素影响的情形,然后反观自己,就能宽容别人,也就能正确了解认识自己了。
［孔子曾说:“我没见过刚直的人。”有的人回答说:“申枨不就是个刚直的人吗？”孔子说:“申枨的欲望那样强烈,怎么会刚直呢!”由此说来,假如内心怀有私欲,就会丧失他的本性。尸佼说:“鸿雁在天上飞,有人把弩弓扯满等待射下鸿雁,好象要放箭,而又犹豫不决的时候,如果问他:
‘有二只还是有五只？’他必然回答:‘我不知道共有几只。’并不是二只或五只这么简单的数字难于计算,而是想得到鸿雁的心已经乱了。由此知道心专注在利上的时候,他的本性就会迷乱。”］
许多事情办糟了,并不是办事人智慧不足,而是由于一时发昏造成的。如三国时的曹操,曾自负地声称:“曹公多智。”官渡之战,是中国战争史上有名的战例,以明显的劣述战胜了绝对优势的袁绍。可见在赤壁之战中,却以绝对优势输给了明显处于劣述的周瑜,这并不是因为周瑜比他更聪明,而是曹操被自以为即将到来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唐玄宗李隆基,本是雄才大略的君主,因此才有开元盛世。可是后来宠爱杨玉环,重用安禄山,终于酿成“安史之乱”,使唐帝国从辉煌的顶峰跌落下来,从此再也未能恢复元气。这也并不是唐玄宗老糊涂了,而是被辉煌的成就冲昏了头脑。人们常说:利令智昏。其实能使智昏的并不仅仅是利,名、位、权、势等等私欲都可能使人头脑发昏,认不清形势,作出错误的判断,导致失败的后果。因此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就需降低自己的欲求,即常说的淡泊名利。还要有一颗平常心,无论成功、失败,都应以平常心对待。再有就是谋划事情,要避开与此事利害攸关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