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话说:“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用人就该懂得这个道理。善用人的长处,是因人成事的第一要务。
[夫刚略之人,不能理微,故论其大体则弘略而高远,历纤理微则宕往而疏越；亢厉之人,不能回挠,其论法直则括据而公正,说变通则否戾而不入；宽恕之人,不能速捷,论仁义则弘详而长雅,趋时务则迟缓而不及；好奇之人,横逸而求异,造权谲则倜傥而瑰壮,案清道则诡常而恢迂。
又曰:王化之政,宜于统大,以之理小则迂；策术之政,宜于理难,以之理平则无奇；矫亢之政,宜于治侈,以之治弊则残；公刻之政,宜于纠奸,以之治边则失其众；威猛之政,宜于讨乱,以之治善则暴；伎俩之政,宜于治富,以之治贫则民劳而下困。此已上皆偏材也。]
我听说,考察、衡量人的才能,这是治理天下的首要任务之一。既然我们不是圣人,谁又能通晓各行各业,懂得天下各门各科的理论呢？所以舜统管各个部门,根据每个人的才能而委以不同的责任；汉高祖刘邦讲论功臣,对张良、萧何、韩信这三人的才干各有不同的说法。何况一般人不能和这些人相比,怎么可以求全责备呢？
[根据人的个性及其相应的长处和短处,刘邵的《人物志》大略概括如下:
性格刚正、志向高远的人,不善于做细致琐碎的事情。所以应当用全面的观点看待这种人--既要看到他志趣恢宏远大的一面,也要看到他处理琐碎小事的粗鲁和大意；严厉亢奋的人,不会灵活处事,这种人在法理方面可以做到有理有据,正直公平,说到变通可能就会变得暴躁而不通情理；宽容迟缓的人,往往不讲办事效率,至于说到仁义,其为人则弘大周全而宽厚文雅,但对时势则不能迅速准确地把握；好奇求异的人,放纵不羁,追求新奇,运用权谋、诡计则卓异出众,以清静元为之道来考究,这种人往往违背常规而不近人情。
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实行王道德化的统治,适合于全局性、长远性的治理,用来处理具体事务就显得辽阔；讲究权谋的统治,适合于扶危救难,在安定太平的时局下就不会有显著的效果；匡正时弊的统治,适合于纠正侈奢坠落的风气,靠它来治理已经病人膏盲的国家只会越弄越糟；苛刻寡恩的统治,适用于纠正朝廷里的邪恶势力,靠它来治理中央机关之外的不正之风就容易失去民众；威猛暴烈的统治,适合于讨伐内乱,靠它来管理和平时期的老百姓就未免大残暴了；注重技能的统治,宜于发展经济,富国强民,用来解决贫穷衰弱,只能劳民伤财,给民众增加困苦。
以上种种,都是针对某种流弊而采取的一时之计,对治理天下都不是长远的方略。]
君若欲治国强兵,则五子者存焉。若欲霸王,则夷吾在此。”黄石公曰“使智、使勇、使贪、使愚智者乐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贪者决取其利,愚者不爱其死。因其至情而用之,此军之微权也。”
《淮南子》曰:“天下之物莫凶于奚毒[附子也],然而良医橐而藏之,有所用也。麋之上山也,大章不能企,及其下也,牧竖能追之。才有修短也。
胡人便于马,赵人便于舟。异形殊类,易事则悸矣。”
魏武诏曰:“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耶？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者,任其长也。”
由此观之,使韩信下帏,仲舒当戎,于公驰说,陆贾听讼,必无曩时之勋,而显今日之名也。故“任长”之道,不可不察。
[议曰:魏桓范云:“帝王用人,度世授才。争夺之时,书策为先。分定之后,忠义为首。故晋文行舅犯之计而赏雍季之言,高祖用陈平之智而托后于周勃。”古语云:“守文之代,德高者位尊；仓卒之时,功多者赏厚。”
诸葛亮曰:“老子长于养性,不可以临危难；商鞅长于理法,不可以从教化；苏张长于驰辞,不可以结盟誓；白起长于攻取,不可以广众；子胥长于图敌,不可以谋身；尾生长于守信,不可以应变；王嘉长于遇明君,不可以事暗主一午于将长于明臧否,不可以养人物。”此任长之术者也。]
从前伊尹大兴土木的时候,用脊力强健的人来背土,独眼人来推车,驼背的人来涂抹..各人做其适宜做的事,从而使每个人的特点都得到了充分发挥。管仲在向齐桓公推荐人才的时候说:“对各种进退有序的朝班礼仪,我不如阴朋,请让他来作大行吧；开荒种地,充分发挥地利,发展农业,我不如宁戚,请让他来作司田吧；吸引人才,能使二军将士视死如归,我不如王子城父,请让他来作大司马吧；处理案件,秉公执法,不滥杀无辜,不冤枉好人,我不如宾肯元,请让他来作大理吧；敢于犯颜直谏,不畏权贵,尽职尽忠,以死抗争,我不如东郭牙,请让他来作大谏吧。你若想富国强兵,那么,有这五个人就够了。若想成就霸业,那就得靠我管仲了。”黄石公说:
“起用有智谋、有勇气、贪财、愚钝的人,使智者争相立功,使勇者得遂其志,使贪者发财,使愚者勇于牺牲。根据他们每个人的性情来使用他们,这就是用兵时最微妙的权谋。”]
《淮南子》说:“天下的东西没有毒过附子这种草药的,但是高明的医生却把它收藏起来,这是因为它有独特的药用价值。麋鹿上山的时候,善于奔驰的大獐都追不上它,等它下山的时候,牧童也能追得上。这就是说,在不同的环境中,任何才能都会有长短不同。比如胡人骑马方便,越人乘船方便,形式和种类虽然都不同,但彼此都觉得很方便,然而一旦换过来去做,就显得很荒谬了。”基于这一道理,魏武帝曹操下诏说:“有进取心的人,未必一定有德行。有德行的人,不一定有进取心。陈平有什么忠厚的品德？
苏秦何曾守过信义？可是,陈平却奠定了汉王朝的基业,苏秦却拯救了弱小的燕国。原因就在于他们都发挥了各自的特长。”
由此看来,让韩信当谋士,让董仲舒去打仗,让于公去游说,让陆贾去办案,谁也不会创立先前那样的功勋,也就不有今天这样的美名。所以,“任长”的原则,不能不仔细研究。
[魏时桓范说:“帝王用人的原则是审时度势,合理使用人才。打天下的时候,以任用懂得军事战略的人为先；天下安定之后,以任用忠臣义士为主。
晋文公重耳先是遵照舅舅子犯的计谋行事,而后在夺取政权时又因雍季的忠言奖赏了他。汉高祖刘邦采用陈平的智谋,临终时把巩固政权的重任托付给了周勃。”古语说:“和平时期,品德高尚的人职位高贵；战乱发生的时候,战功多的人得到重赏。”诸葛亮说:“老子善于养性,但不善于解救危难；商鞅善于法治,但不善于施行道德教化；苏秦、张仪善于游说,但不能靠他们缔结盟约；白起善于攻城掠地,但不善于团结民众；伍子胥善于图谋敌国,但不善于保全自己的性命；尾生能守信,但不能应变；前秦方士王嘉善于知遇明主,但不能让他来事奉昏君；许子将善于评论别人的优劣好坏,但不能靠他来拢络人才。”这就是用人之所长的艺术。
一般用人,常常不能摆脱道德的屏障。这有它的合理之处,无论怎么说,品德总是用人的第一标准。但是,第一并不是一切。如果是唯品德论,而看不到人的其它长处,或者是选拔任用了有德而无才的人,对任何一项事业都是有害的。正是针对这种传统的偏颇,曹操矫枉过正,提出了“唯才是举”
的主张。这个主张有些偏激,但却极有启发性。
在本篇中,赵蕤引用了曹操的话说:“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耶？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者,任其长也。”苏秦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他先是到秦国游说秦惠王,出谋划策让他去统一天下。当苏秦游说失败后,又转而到秦国的敌人那一方去游说,先是去燕国说服燕文候,继而又说服了赵。齐、韩、魏、楚等国,身挂六国相印。象这种两头卖好的人,可说是没有“笃行”
的无德之人。但是,他却可以使六国联合起来对抗强秦,六国也的确平安了几年。燕王如果不首先任用苏秦,以其弱小的燕国恐怕早就成了秦王菜板上的鱼肉了。还有陈平,他年轻的时候便是个游手好闲的人,甚至连老婆都没处讨,据说还有与嫂子通奸、收受贿赂的劣迹。当时正逢乱世,他先投奔项羽,项羽很重用他,官到都尉,后来因与刘邦作战失败,陈平怕被项羽杀掉,又转而投奔了刘邦。可见,这也是一个没有“笃行”的无德之人。但刘邦并没有因此而小看陈平,相反却比项羽还重用他。在后来的楚汉战争中,刘邦的许多奇谋妙计都出自陈平,而且,在刘邦死后,陈平协助周勃诛灭诸吕,进一步巩固了汉王朝的基业。可以说,在用人这一点上,人没有好坏,只有短长。正象黄石公所说的,如果用得适当,连贪图小利的小人也可能很好地发挥他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