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马为非马者，言白所以名色，言马所以名形也；色非形，形非色也。夫言色则形不当与，言形则色不宜从，今合以为物，非也。如求白马于厩中，无有，而有骊色之马，然不可以应有白马也。不可以应有白马，则所求之马亡矣；亡则白马竟非马。欲推是辩，以正名实，而化天下焉。
公孙龙是战国时期著名的逻辑学家。他痛恨当时事物的名称与实际相脱离的混乱现象，鉴于君主囿于成见“取士”而名不符实的“守白”之论，他主张根据才能有专长而取士，于是假借事物来作比喻说明，与“守白”偏见抗辩，提出了“白马异于马”的命题。
所谓白马异于马的道理在于：称“白”是揭示事物的颜色，称“马”是揭示事物的形体。事物的颜色不等于事物的形体，事物的形体也不等于事物的颜色。当规定物的颜色时则抽掉物的形体而与形体无关；当规定物的形体时则抽象掉物的颜色便与颜色无关。现在，把规定颜色的白马与规定形体的马当作一回事，显然是不对的。再进一步说，譬如要在马棚里找白马，恰巧没有，而只有黑色的马，这样，当然不可以答应说这里有白马，既然不能答应马棚里有白马，那么就是要找的对象没有了；既然要找的对象没有了，所以白马毕竟异于马(因为马棚里显然有马，但却不能答应马棚里有白马；既然不能答应，也就是说两者毕竟是不同的概念)。他想把这一逻辑道理推广开来，并根据这一原理来端正名实关系，从而统一天下的逻辑规范。
龙曰：『先生之言，悖。龙之所以为名者，乃以白马之论尔！今使龙去之，则无以教焉。且欲师之者，以智与学不如也。今使龙去之，此先教而后师之也；先教而后师之者，悖。
『且白马非马，乃仲尼之所取。龙闻楚王张繁弱之弓，载忘归之矢，以射蛟、兕于云梦之圃，而丧其弓。左右请求之。王曰：「止。楚王遗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闻之曰：「楚王仁义而未遂也。亦曰人亡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若此，仲尼异「楚人」于所谓「人」。夫是仲尼异「楚人」于所谓「人」，而非龙异「白马」于所谓「马」，悖。
『先生修儒术而非仲尼之所取，欲学而使龙去所教。则虽百龙，固不能当前矣。』孔穿无以应焉。
公孙龙在赵国平原君家中会见孔穿。孔穿说：“我一向听说先生品学高尚，早就想拜您为师，只是未敢苟同先生‘白马非马’的理论，敢请放弃这套理论，我便俯首甘拜为弟子。”
公孙龙说：先生的话未免荒唐了，我之所以能出名，靠的正是‘白马非马’这套理论哩！现在要我放弃这套理论，岂不等于叫我放弃教学？而且要拜人为师的，总是因为智慧和学识不如人家吧！现在您叫我放弃自己的学说主张，这是先以教师自居，然后才想拜人为师。这种要当人学生却先摆出教师爷的架势。未免太荒唐了罢！
“何况‘白马非马’的论旨还是您先祖仲尼最先提出来的。我听说，当年楚王曾经拉着‘繁弱’强弓，搭上‘忘归’利箭，在云梦泽广野上射猎蛟龙犀牛等巨兽，但是不慎把弓弄丢了，随从们请求去把弓找回来，楚王说：‘楚国的国王丢了弓，也是楚国的人拾到的，又何必多此一举呢？’仲尼听到这件事时便评论着说：‘楚王似乎讲仁义了，但却讲得不到家！应该说：人丢了弓，人拾到就是了，又何必限定是楚国的人呢？’由此看来，您的先祖仲尼是把‘楚人’与‘人’区别开来的！既然肯定了仲尼把‘楚人’与‘人’区别开来的主张，却反而反对我把‘白马’与‘马’区别开来的主张，这是您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了。
“您既然信奉的是宗师仲尼的儒家学说，反而诽议仲尼所采取的理论宗旨；既又想跟我学习却又叫我放弃我的理论宗旨。这样，即使有比我贤能百倍的人，亦绝对没有办法能来当您的导师呵！”孔穿答不上话来。
公孙龙曰：『先生之言，悖。龙之学，以白马为非马者也。使龙去之，则龙无以教；无以教而乃学于龙也者，悖。且夫欲学于龙者，以智与学焉为不逮也。今教龙去白马非马，是先教而后师之也。先教而后师之也，不可。
『先生之所以教龙者，似齐王之谓尹文也。齐王之谓尹文曰：「寡人甚好士，以齐国无士，何也？」尹文曰：「愿闻大王之所谓士者。」齐王无以应。尹文曰：「今有人于此，事君则忠，事亲则孝，交友则信，处乡则顺，有此四行，可谓士乎？」齐王曰：「善！此真吾所谓士也。」尹文曰：「王得此人，肯以为臣乎？」王曰：「所愿向不可得也。」
『是时齐王好勇。于是尹文曰：「使此人广庭大众之中，见侵侮而终不敢斗，王将以为臣乎？」王曰：「钜士也？见侮而不斗，辱也！辱则寡人不以为臣矣。」尹文曰：「唯见侮而不斗，未失其四行也。是人未失四行，其所以为士也然。而王一以为臣，一不以为臣，则向之所谓士者，乃非士乎？」齐王无以应。
『尹文曰：「今有人君，将理其国，人有非则非之，无非则亦非之；有功则赏之，无功则亦赏之。而怨人之不理也，可乎？」齐王曰：「不可」尹文曰：「臣窃观下吏之理齐，其方若此矣。」王曰：「寡人理国，信若先生之言，人虽不理，寡人不敢怨也。意未至然与？」
『尹文曰：「言之敢无说乎？王之令曰：『杀人者死，伤人者刑。』人有畏王之令者，见侮而终不敢斗，是全王之令也。而王曰：『见侮而不斗者，辱也』谓之辱，非之也。无非而王非之，故国除其籍，不以为臣也。不以为臣者，罚之也。此无罪而王罚之也。且王辱不敢斗者，必荣敢斗者也；荣敢斗者，[是之也，无]是而王是之，必以为臣矣；必以为臣者，赏之也。彼无功而王赏之。王之所赏，吏之所诛也，上之所是，而法之所非也。赏罚是非，相与四谬，虽十黄帝不能理也。』齐王无以应焉。
『故龙以子之言有似齐王。子知难白马之非马，不知所以难之说，以此，犹好士之名，而不知察士之类。』
公孙龙是赵国平原君的幕僚，孔穿是孔子的后裔。孔穿拜会公孙龙，便说：“鄙人住在鲁国，在下边久仰先生的声誉，羡慕先生的才智，钦佩先生的德行。老早想来受学承教，今天才有幸拜见。但是有点不敢苟同的是您那套白马异于马的学说而已，请您放弃的主张，我就甘拜为您的弟子。”
公孙龙说：“先生的话未免荒唐了，我的学问，就在于以白马异于马这个学术原则，要我放弃它，我便没有什么可教的了。让我没有什么可教，而却要跟我学习，这就荒唐了。况且想跟我学习，总是认为智慧与学识不如我把！现在却来叫训我必须放弃‘白马非马’的主张，这是先教训人，然后要拜人为师。这种先摆出教师爷的架势然后才要当人家的学生，太不妥当了。
“先生用来教训我的东西，有点象齐王对尹文所谈的那样：齐王曾经对尹文说：‘我很喜欢士人，可是齐国没有士人，这是什么缘故？’尹文说：‘想倾听大王所谓士的标准是什么？’齐王一时说不上来。尹文接着说：‘现在有这样的人，效劳君主很忠诚，奉侍父母很孝敬，结交朋友很诚实，对待乡亲很和顺，有这四种德行的人，可称为士了吗？’齐王说：‘那太好了！这正是我所谓的士了。’尹文说：‘大王如果得到这样的人，愿意任用他为臣下吗？’齐王说：‘那是我求之而不得的呀！’当时齐王提倡勇敢战斗，于是尹文便说：‘假使这样的人在大庭广众之中，受到欺负而始终不敢搏斗，大王还肯用他为臣吗？’齐王说：‘嘻！这还算什么士人？遭受欺负而不敢争斗，多么耻辱！受人侮辱而不知羞耻的人，我是决不会用他为臣的。’尹文说‘虽然受到欺侮而不争斗，可是并没有失去这四种德行呀！既然没有失去四种德行，那末人并没有失去作为士的资格！然而，大王一下自想用他为臣，一下自又不肯用他为臣。那末请问：您刚才所说的“士”的标准，不算数了吗？’齐王哑口无言了。”
“尹文接着说：‘现在有位君主，打算治理他的国家，人民有过错便处罚他，没有过错也要处罚他；有功劳便奖赏他，没有功劳也要奖赏他。这样管理他的国家，却反而埋怨人民不好管理，对吗？’齐王说：‘这当然不对罗！’尹文说：‘以我的浅见看来，下面官吏治理齐国的办法，就象这个样子！’齐王说：‘寡人治理国家，倘若象先生说的那样，人民即使不服管理，我也不敢埋怨的。不过我想情况不至于那样吧！’尹文说：‘我那样说岂敢没有根据？大王的法令规定：“杀人的处死，伤人的判刑”。人们有威慑于大王法令的，受到欺负侮辱而始终不敢起来争斗，这是维护与遵守大王的法令啊！然而大王却说：：“受到欺负侮辱而不敢起来争斗的，太耻辱了！”大王说这种行为是耻辱的，就是宣布它是错误的，本来并没有过错而大王却加以谴责，因而国家取消了他作官的资格，不用他为臣了；不任用为臣就是一种惩罚，这是无罪而被大王惩罚了！既然大王鄙视不敢争斗的人，必然赞扬敢于争斗的人；赞扬敢于争斗，就是宣布他是正确的，也就必然起用这种人为臣了。必然起用为臣，就是最大的奖赏。这种人毫无功劳而大王却大加奖赏。这样，大王所奖赏的，正是官吏所要诛罚的；君主所赞扬的，却是法律所禁止的。赏罚是非，四个方面互相矛盾。这种与治国之道背道而驰的情况，即使有十倍于黄帝本事的人，也不可能治理好国家。’齐王无话可答。如上所说，所以我认为您的话，是类似齐王的言论。您只知道驳斥‘白马非马’的命题，却不懂得逻辑‘反驳’是怎么一回事？因此，您跟齐王一样，只知道喜好‘士’的名称，却不知道‘士’(一般)与一曲之士(个别)概念的类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