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谋略规划都有一定的规律，一定要弄清事物的起因，把握有关的实际情况。弄明白实情，就可以确立“三仪”标准。所谓“三仪”，就是“上智”、“中才”、“下愚”，三者相辅相成才能产生奇迹，而奇迹是没有什么壅蔽的，这是自古以来就被遵从的规律。所以郑国的人挖掘玉石，用安装有指南针的车子装载，是为了不迷失方向。度量才干、能力，揣测实情，也是行事的指南。所以凡是观念相同而又亲密的人，必然是在各方面都很成功的人；凡是欲望相同而又互相疏远的人，必然是只在一方面很成功的人。假如同时受到憎恨可又互相亲密，一定是都受到损害；同时受到憎恨却又互相疏远，是只有一方受害。所以假如能互相有好处就感情亲近，反之，假如互相有坏处感情就疏远，这都是常常发生的事情，同时这也是判断异同，进行分类的一种方法。所以墙壁都是由于有裂痕才崩毁，而树木都是由于蛀虫毁坏了枝节才折断，这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所以事物变化会生出事端，有事变就生出计谋，有计谋就会有筹划，筹划产生议论的基础，议论产生学说，学说产生进退，进退确立规章制度，因而用来制约事物。由此可见各种事物遵循一个道理，各种道理遵循一个法度。

一个有德行的君子，自然会轻视财货，因此不能用金钱来诱惑他们，反而可以让他们捐出资财；一个勇敢果断的壮士，自然会轻视困难，因此不能用忧患来恐吓他们，反而要让他们镇守危地；一个具有智慧的聪明人，他们通达一切事理，因此不能用诚实来强迫他们，而是应该用讲道理跟他们相处，同时也可以使他们建立功业；这就是所谓仁德、勇士、才者的“三才”。所以愚笨的人容易被蒙蔽，品行不好的人容易害怕，贪婪的人容易受诱惑。这些要根据不同特点巧妙裁夺。所以强大是由弱小积聚而成，有余是由不足积累而成，这是道术的体现。

所以表面亲近而内心疏远的要从内心着手进行游说，内心亲近而表面疏远的要从外表入手游说。因而，要根据对方的疑惑来改变，根据对方的表现来推移，更根据对方的说词来归纳，根据对方的趋势来组织，根据对方的缺陷来权衡，根据对方的忧患来排斥。揣摩之后加以威胁，抬高之后加以策动，削弱之后加以扶正，符瑞之后加以验合；拥护之后加以堵塞，骚乱之后加以迷惑，这就叫作“计谋”。计谋的运用，公开不如隐密，隐密不如同心相结，亲密无间。循常理不如出其不意，奇计一出则不可阻止。所以向人君游说的人，必须先谈论奇策；同理，向人臣游说时，必须先进行私交。

关系很亲密而说的话却又很见外，就会被疏远；关系很疏远而说的话又很深入就会有危险。不要将别人所不乐意接受的强加于人；不要将别人所不知道的，去教训别人。别人有所喜爱，可以学习迎合他的兴趣；别人有所憎恶，回避而不要言及，所以用隐密的方法进行，然后公开地收获。所以要去除某事就可以放纵它，放纵的目的在于寻找可乘之机。那些不轻易喜形于色的人，可以将大事托付给他。可知心的人，就可以任用；不能知心的人，深谋远虑的人不会任用他。所以说：“为政最重要的是掌握人，绝对不可以被人控制。”控制人的人是手握大权的统治者，被人控制的人是唯命是从的被统治者。因此君子立身处世之道是属于阴，小人的立身处世之道是属于阳。有智慧的人成事比较容易，没有智慧的人成事比较困难。由此看来，国家灭亡就很难复兴，国家骚乱就很难安定；然而无为和智慧最为重要。智慧是用在众人所不知道的地方，才干是用在众人所看不见的地方。施展才智如果可行，选择事情去做，这是为自己去做；如果不可行，选择事情去做，这是为别人去做。所以前代君王做事贵在隐秘。古语说：“天地的造化在于高和深，圣人的治道在于隐和匿。并非单纯的讲求仁慈、义理、忠诚、信守，不过是努力维护不偏不倚的正道而已。”假如能彻底认清此种道理的真谛，就可以与人交谈。假如双方谈得很投机，就可以发展长远的和目前的关系。

“谋”篇讲的是鬼谷子谋略的专篇，鬼谷子谋略可分为谋政、谋兵、谋交、谋人四个方面。也可分为上谋、中谋、下谋。上谋是无形的谋略，它使事情成功但不为人所知。中谋是有形的谋略，它帮助成就事业但留下痕迹，不过，因为用得巧妙，大家都称赞它。下谋是迫不得已所使用的下下之策，它也能扶危济困，但费力伤物。以上三种计谋，相辅相成，可以制定出最佳的方案，也就是奇谋。奇谋既出，所向披靡，自古而然。鬼谷子认为最高明的谋略是在暗中进行的，但要公开夺取成果，称之为“阴道而阳取”。认为圣人之道在于“阴”。“圣人谋之于阴，故曰‘神’；成之于阳，故曰‘明’。”认为“谋不能两忠”，忠于一主，必忤于另一主。主张：只有“通达计谋，以识细微，”以便“经起秋毫之末，挥之太山之本”。认为“谋必欲周密”，并且最难做到周密。崇尚用奇计，认为“正不如奇”。认为只有“奇”，才能流行不止。主张：“必先谋虑”，计定而后才能用术。所以说，天地的演化，在于高深莫测；圣人的谋略，在于隐蔽不露。不但使用忠信仁义，其他手段也可用，只要是人间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