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未至不敢干，德已至不敢越，井井然犹墙堞阶之上。故奇杰意消，聪明思返，卒以奠大实而徕尊亲矣。故同异责贱差辨，此六数者，圣王所以正天下之性，效阴阳之全也。
万族繁盛，皆有生命，皆显本性，所以能够这样，难道不是天意吗！
有饮食然后有血气，有阴阳然后有生死，这是天让人和万物相“同”之处。拂去尘土闪露光芒，漂去轻滓留下重实，以临事变不变判断是否信智，以临敢不敢检验是否仁勇，造物者选拔万类生物的灵性而授予人类，又选拔人类的智慧而授予圣贤人，这是天让人和万物、圣贤和普通人相“异”之处。与万物相同(只有气血、生死)的为“贱”(普通人)，与万物相异(有信、智、仁、勇)的为“贵”(圣贤)，以有特别优异之德行者为君王统治天下，没有“同”就没有生命，没有“异”则泯灭本性。所以圣王对人类万物一视同仁以使他们生养，这是顺从天使人类万物相“同”之意，圣王又单独对人类施以教化，是尊崇天意使人类万物相“异”之意。
顺从天意使人类以与万物有“差”的适宜方式生养，尊崇天意对人类施教化使他们明“辨”，清除丑恶渣滓，选出清明善性，分出各种不同的“命”，理出各种不同的“性”，选出德行优异者崇置于万族之上，让他们帮助上天促进太平，为人类万物造福，这是从大公出发而以至正为最终目标的。
《尚书·虞书》上说：“人的行为表现有九种美德：宽大而能敬谨，柔和而能自立，谨厚而能供职事，有治才而能审慎行事，温顺而能坚毅，正直而能温和，简易而能严守分际，刚正而能充实，强勇而能好义；表彰有常德的人，予以禄位，那就完美了。为政者每天能宣扬明示其中三项美德，早晚敬勉，便能劝化那些有身家采邑的士大夫们；如果每天能够谨勉地实践其中六德，去辅导政事，则能完善地治理邦国。”以此类推，则若能力行九德之人，必定能够奄有天下，不失其位。那时候，诸侯卿士大夫都在君王的手下供职，依他们所能礼行九德的程度，使爵禄有所区划，才俊秀异之人都贡献出自己的能力，共同来报效天子。
天下是如此的广大，人口是如此的众多，仔细研究天地自然的规律，考量人心事理的归向，都指明人臣是不愿空享尊贵的，君主也不是平白无故称王的。那么，身居万民之上，有权主宰万邦的，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人呢？--未能具备九德的人，不敢奢望；德行已至的人，不敢逾越。人类社会的结构，应该象城墙阶梯一样层层而上，井然有序，如此，豪杰秀异之人便会消弭野心，聪明睿智的人行事都能内省，所在的人均以勤慎立业来告慰自己的尊视。
所以，同、异、贵、贱、差、辨这六个观念，圣王用来正天下的心性，顺阴阳的序位，而唯一的目标是使天下和平。尊敬值得尊重的人；以鼓、钟之乐取悦他们，则上下之间便会和睦；鉴视细民才能的短长，让他们植桑种田以安居，则能使人平服。好的措施不会产生仇恨，暴乱反叛之类事情自然就平息了。
夏、商、同以后，汉代选举是靠郡县州长官的推荐，曹魏、六朝是以九品中正来举荐评议。起初还能择优汰劣，后来却陷于浮滥，亵辱轻慢了有德之人，下贱钻营之人因而猖獗，凡此弊端，常常是先出自在上位的为政者，然而当其选举方法严整之时，差别分明这一点还是有可取之处的。
隋朝继承了梁朝、陈朝的遗风，宫体诗文盛行(宫体诗是南朝盛行的一种以描绘宫廷生活和男女爱情为主题的诗歌，形式上追求词藻华丽，而内容空虚)，选举中更多的是比赛文章，所谓曼声、曳趾，挑绮、拾英之类华丽词藻比比皆是，泛滥天下。科学制的兴起，是要恢复古代选举，然而受当时社会风气的抵制，却无法逆流而上啊！沿用竞赛文章的方式，以图借此平息天下的奔竞侥幸之心，固然应该从大公出发，重视天职。虽然选出的不是原先所要选拔的德行优异者，而所谓贤能者亦不是真正的贤能，但还能借此慢慢和合阴阳，归附人心，并区别才愚贵贱等级。
延续到宋代，皇帝唯恐天下人不忠，仍采用武则天开创的殿试方法，大力笼络人心，广开进士、明经、学究诸科，以下又有七科、乙等之类名目，“还实行每到郊祀官僚可恩荫子弟、异姓甥婿、门客入官等制度，以此引诱动摇天下人于年幼微贱之时。而当时的奸滑之徒，似乎也很明白皇帝的意图，也采用各种手段钻营于科场以求荣官，目的达不到时，如李巨川、张元、吴昊之流便愤而作乱了(李巨川宋史无传，或为唐人季巨川之误。张元、吴昊，北宋人，因连举不中而投西夏，曾引起边乱)，虽然是君臣之间，尚且要采用窃贼、市侩之类的方式相互约束，故和平之心丧失，贤能者也失去粹白本性，整个中国沦于残暴无仁的风气之中，并不是没有原因而自己产生的啊！
近代当权者继承宋代的科举，又增加文学诸科，增加各地乡贡参加省试的人数，加倍录取皇帝特别招考的科制举子，又把宋代的乙等待奏名之类升格，推恩于乡贡举人。官职不足以安置，便安置为冗员闲官，又以加快官员的升迁来安置每科新取的士人。但天下人的怨恨，也因此而产生。就整个天下来说，施恩是没有穷尽的，取怨也是无有止境的；施恩到哪里为止，怨愤立即就在哪里产生，这就是所谓的“平息大怨时必然会有其余的怨恨产生”。而盗取天地之恩贩卖给人发--来迷惑收卖人心；以私心对待天下，而要求人们报以至公，就好像给敌人枪剑，希望他们降伏一样，这样还不使自己受伤受害，恐怕是很少的吧。
《诗经》中说：“桑树上的布谷啊，对待子女多么公平！”善人君子以待人均平专一为美德，所以用初生小鸟为喻，都是为了说明无私这个道理。因此，孔子在矍相的园子里令人比赛射箭，自动弃权者占十分之九。使他们早知道自己不行就自动退出竞争，所以法虽严却不生怨。如今科举的科目这样多，人人都希望侥幸得中，而能录取者只能占百分之一，这是第一个产生怨恨的原因。加快官僚升迁以安置新官，人人都希望升迁，却只能有十分之一的官僚如愿以偿，这是产生怨恨的第二大原因。两者都是因为要施恩于天下而取怨。所以，士人从能读经书，还不知偏旁不懂语助词者，到一直考到老年仍考不中的老“童子”(考不中举人则一直称童子)，都有怨恨之心，至于能当上六卿高位的人，登黄阁，直到白发退休，皇帝赐银子和旅行驿券，饯送的帐篷辉耀于沿途驿亭，却经常因指斥皇帝而激愤得怒发冲冠，连话都说不出来。那些经常在皇帝身边的人，往往对皇帝横加中伤，像对待奴隶、俘虏和市侩小贩一样，其他逼上欺下，窝藏奸心而窥伺机会，悦见翻覆而幸灾乐祸，争尺权夺寸利，沉他人于泥淖者，更不知达到什么程度。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起初引诱他们科举时说得很容易，而当他们投身科场和当官以后，考中和升迁都显得很难啊！
一张弓如果坏了，胶湿弦松，则需用火烘干，重新绷紧弓弦。在如今这种弊病下，要提出良好的救弊之策，最好是先让天下认识到当官极难，而后授官给他让他觉得容易。先让人们知道当官很难，则会有许多人知道自己不胜任而退避，就像孔子在矍相之园中射箭一样，虽然使他们退避，却使他们没有嫉妒怨愤之心。所以说，以贤能者掺杂在无德无能者中间，则无德无能者嫉妒贤能者，以无德无能者掺杂在贤能者中间，则贤能者会感到羞渐。羞渐之感出于贤者，就会退隐林下，愤而不为国事忧虑。而嫉妒出于无德无能的人，则会老羞成怒，恶性暴发，以不共戴天之心来仇恨君王，严重颠覆朝纲，不把国家搞得灭亡就不肯住手。
《易经·坤卦》所称“履霜”，就是指不肖者的嫉妒；“括囊”，就是指贤能者的羞惭。贤人隐退，犯上作乱之类出现，君臣上下的体制，渐渐就没人理解，这都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
所以说，顺从上天对人类万物的异、同之意，建立差养、辨教之法，以小民供养君子，是天道自然的法则。注意拣选得受百姓供养的人，这样既能长期养士，又不致使百姓困穷。
今一县之内，百姓要奉养那些补为生徒者，又要奉养那些参加岁贡的，奉养那些乡绅，奉养那些进士，奉养那些职官。这五种负担之中，越往上费用越多，越往下被养活的人数越多，又无法细察这些为民所养者的德行，博泛丛杂，苟且升迁，所作所为，和市井无赖、军队士卒没有什么差别。他们的户籍是上等户，可以免除瑶役。公私请托，终日欢宴，却把持民众的生死大权。民众一旦得到机会，能不撕碎他们的衣冠而发泄愤怒者，恐怕是极少的吧。
裁减州县生徒人数，减少贡举，减少进士录取人数，严格官僚升迁资格，使科举变得很难，选举录取的方式很慎重，天下人才能知道皇帝尊尚选举的本意。只有能这样不容许苟且之徒，才能使天下乐意奉养长吏和贤能优秀之人，而且永远不对入官产生奢望。以此为基础，当君王居天位者，不是比费心费力以取得天下的推戴更简捷吗！所以，使人民有适合的生养环境，对智愚不同的人进行不同的教化，是相辅相成的。
君王遵循天道而为万族首领，顺天之所从，珍天之所宠，则万命万性归于正途，越往上越受人尊重，天位就更加稳固；忘掉施恩以减少民怨，则和平就容易实现；省官以减轻民众的负担，令不适合当官的人回家务农，则民心自然安定。革除宋朝贩官职以求笼络人心之私欲，则大公之风可行于天下。要在百年之内革除一千年以来的弊病，可以先继续采用科举方式而减少录取人数，严格官僚资格以使升迁变得难一些，从而打下革除弊病的基础，然后抑制浮华藻采，以德行为选举标准，建立学校，讲习正学，激励廉耻之心，改变科举科目，选忠孝德行优秀的人当官。待到数世之后，自然会天气清明，人纲巩固，恶念平息，恶行泯灭。圣德远扬，君子和乐，阴阳和复。
《诗经》称：“周文王当君子，他的功德昭著于天下。”就是说他能赞助清明之性，像日光天地一样，谐和于天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