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游跋《花间集》说：“晚唐五代，诗越来越卑下，而填词作品却简练古朴，令人可爱。能够作词而不能作诗，没法用道理去推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驳斥陆游说：“这好比能够举起七十斤的人，举一百斤就摔倒了，举五十斤就运转自如。”这些话讲得很明白。但是说作词一定比作诗容易，我不敢相信。还是陈子龙说得好：“宋人不知诗而勉强作诗，所以整个宋代没有诗。但是他们欢乐愉快、愁苦怨恨的情感，在心中涌动而无法抑制的，大部分通过词来表达，所以他们作的词特别精致。”五代词所以特别有成就，也是因为这个道理。

此则在引述与辨析中，探讨文体嬗变之规律，隐含着“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之观念。

陆游《花间集·跋》注意到晚唐五代词体渐盛，却正是诗体委靡之时，所以提出了一时代文学创作“能此不能彼”的问题。也就是说，一个时代某一种新文体的兴盛，往往意味着旧文体的衰落。与此相关的是：一个诗人在某一种文体上的擅长也常常意味着在别的文体上的陌生。陆游虽然说“未易以理推也”，其实他的“能此不能彼”也已经大致地说出了这个“理”了。

《四库全书总目》对陆游跋文的辩驳，其实已经偏离了陆游的本意。以举重为例来说明写诗就好像能举七十斤的人来举一百斤的物体，故会感到吃力，而填词就好像只要举五十斤的东西，自然会很轻松，以此来说明诗难词易的道理。王国维一方面认为就举重本身而言，四库馆臣的说法堪称“甚辩”；但另一方面又认为以此来说明诗词之难易轻重，就不免流于妄谈了。他援引陈子龙《王介人诗馀序》分析宋代诗词兴替的原因来作为自己立说的依据。陈子龙认为宋词的成就之所以在宋诗之上，就在于宋人对诗歌的定位发生了问题，他们没有充分重视情感与诗歌的关系，将议论说理作为诗歌的本质，而将喜怒哀乐之情倾注到词体之中，所以“无意”中促成了宋词的发达。陈子龙以情感为本位来分析宋代诗词之不同，自蕴其理。但宋诗的议论化其实也是诗体发展的一种必然，也具有同样的文体意义。陈子龙在这方面过于拘于传统了，故其立说有欠通透之处。王国维并非专门探讨宋代诗词之高下，他只是择取陈子龙在诗词上坚持的情感本体论，来为自己的文体更替规律作一旁证而已。他将五代词的繁盛与宋词的繁盛相并而论，认为也体现了这一规律。就这一点而言，王国维的学理是自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