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二年，隋通事舍人郑仁基的女儿年方十六七岁，是个容貌极为美丽的绝代佳人，当时没有谁能比得上，文德皇后寻访到后，请求唐太宗留在后宫作为嫔妃，太宗就聘她为充华。诏书已经发出，册封的使者尚未动身。魏徵听说她已许配给陆家，急忙进谏说：“陛下身为万民父母，抚爱百姓，就应当忧百姓所忧，乐百姓所乐。古来有道德的君主，皆能想百姓所想。所以君主居处台榭，就想使百姓有房屋安身；君主吃美味佳肴，就想使百姓不受饥饿；看到嫔妃，就想使百姓有婚配成家的欢乐。这才是做君主的正常道理。如今郑氏之女，早就许了人家，陛下毫不考虑就要她进宫，也不打听询问，这事传到全国，难道是做百姓父母的道理？我听来的传闻虽然不一定确实，但惧怕圣上的美德有所亏损，不敢隐瞒自己的看法。君主一举一动都有史官记录，希望陛下要特别多加考虑。”太宗听了大吃一惊，亲自写诏书回答魏徵，狠狠地责备自己，即刻停止派遣使者前往册封，把这个女子送还原定的丈夫。左仆射房玄龄、中书令温彦博、礼部尚书王珪、御史大夫韦挺等人说：“这个女子许嫁陆氏，并无确凿的证据，册封大礼既已进行，不可中途废止。”而陆氏也上表说：“我父亲陆康在世时，与郑家往来，时常互相赠送资产财物，当初没有约为婚姻亲戚关系。”还说：“外边的人不知实情，才会乱讲。”大臣们又劝说太宗册封郑女。太宗这时也左右为难，便问魏徵：“大臣们或许是要顺从我的意旨，陆氏为什么如此极力撇清？”魏徵说：“依我看来，陆氏的心意是可以明白的，他是把陛下看得同太上皇一样。”太宗问：“这是什么意思？”魏徵说：“太上皇刚平定京城，取得辛处俭的妻子，颇加宠幸。辛处俭当时做太子舍人，太上皇知道了不高兴，就命令他离开dōng宫去万年县做官，辛处俭常怀恐惧，担心保不住脑袋。陆爽认为陛下目前虽然能宽容他，却怕以后暗地里给他加罪贬官，所以反复表白，用意就在这里，不足为奇。”太宗笑道：“外人的想法，也许会这样。但我所说的，确也未必能使人家一定相信。”于是发出诏令说：“如今闻知郑氏之女，过去已经接受人家的聘礼，先前发出诏书的时候，事情没有弄清楚，这是我的不是，相关部门也有过错。授予充华的事情应停止执行。”对此当时人们无不称赞。

贞观三年(629)，太宗下诏免除关中两年租税，免除关东一年的徭役。不久，又有诏令说：已经开始服徭役、缴纳租税的，都要继续进行，等到明年一起折算。给事中魏徵上书说：“臣见八月九日诏书上说，全国都免除一年徭役。天下百姓听说这一消息，老老少少欢呼雀跃，载歌载舞。接着又听说有诏书说：人丁已开始服役的，让他们服役至期满，已经缴了一部分但是还没有缴足的赋税，也要缴纳完毕，等到明年合在一起折算。全国百姓都大失所望。这种做法对百姓们来说，虽然最终效果都是一样的，但是下层百姓很难一开始就理解朝廷的用意。况且他们现在缺吃少穿，日常用度不足。他们以为是国家追悔之前的政策，说话不算数。我私下里听说，上天所辅佐的是仁慈的国君，百姓们所帮助的是守信用的人。现在陛下刚登上天子宝座，亿万百姓都在观望天子的德行。圣旨刚发出，就发生改变，这样做会使百姓们产生疑心，对天下失信。即使在国家非常危急的时刻都不能这样做，更何况如今国家安如泰山，却做出这样的事！替陛下想出这样主意的人，虽然使陛下在财富上能有一点好处，但在道德仁义上却大受损失！我确实智虑短浅，私下却为陛下惋惜。但愿陛下能浏览我的奏章，仔细衡量一下利弊，冒昧上书的罪过，我甘愿承担。”

(贞观三年)简点使右仆射封德彝等大臣，想把尚未成丁的、十八岁以上男丁的都征召入伍。命令还没下达，魏徵认为这样做不妥当。封德彝又向太宗上奏道：“听负责征兵的人说，即使在家中小一点的男子，也有身体强壮的。”太宗非常生气，于是下了一道命令说：“尚未成丁的男子，即使没有满十八岁，只要身体强壮的，也征兵入伍。”魏徵又不同意，不肯签署发布这道命令。太宗召见魏徵和王珪，怒形于色，并对他们说：“尚未成丁的男子如果太小，自然不征召入伍；如果实在强壮，也可以参军，这对于你们来说有何不妥？你们过分固执，我不能理解你们的想法。”魏徵严肃地说：“我听说把池塘的水放干来捕鱼，这样做的后果当然不是捕不到鱼，而是第二年没有鱼可捕了；放火焚烧森林来打猎，并不是打不到野兽，而是第二年再也没有野兽可以捕获了。如果家中尚未成丁的男子全都应召入伍，国家的租税徭役，又由谁来承担呢？慢慢地，国家的兵士将失去战斗力，是因为兵士少吗？不是，是因为国家礼乐教化不行，造成人们没有斗志。如果只是一味地想多征兵，有的还充当杂役，即使人数再多，也没有战斗力。不如精挑细选一些强壮的男子，尊重他们，厚待他们。一个人就可以发挥出百倍的勇气，哪里用得着人数众多呢？陛下每次都说，我待人诚恳，是想使官吏和百姓都没有虚伪的心理。可是自从陛下即位以来，所做的几件大事，都不让人信服，又凭什么取信于人呢？”太宗若有所悟，吃惊地问：“你所说的失信于民的事，指的是哪些事呢？”魏徵说：“陛下刚即位的时候，下了一道诏书说：‘过去各种拖欠官府的债务，都全部免除。’命令下达不久，马上又命令管理财务的官吏，把这些列为条目。陛下作为秦王时所拥有的财物，也不是官府的。陛下从秦王继位，你的东西不是官家的财物，那其他的官家财物又从何而来呢？还有在关中一带免二年的租税，关外的免一年。百姓一听说这件事，个个都感觉沐浴皇恩，没有谁不高兴。可是没过多久，陛下又更换了一道圣旨：‘今年百姓的赋税都已缴完了，如果现在执行这项政策，有的人并没有享受皇恩。因此不管哪种情况，今年的赋税让他们全部缴纳，所免的赋税都从明年开始。’收与不收，朝令夕改，百姓的心怎么能踏实呢？凡已征收的财物，都用以充军，所颁布的措施又要从第二年开始执行，凭什么取信于民？一个地方的治理，在于刺史、县令，每年类似赋役的事情，都是委托他们办理，至于挑选统计从军人员，又怀疑他们虚伪欺诈，‘用人不疑，疑人不用’。陛下如此希望他们诚实可信，不是很困难吗？”太宗说：“我见你们一个个十分固执，怀疑你们心中有什么被蒙蔽了。今天你讲的国家所做的事不让人信服，是人与人的沟通做得不好。这些事情我没认真思考，犯的错误也就大了。做事情如果每每犯这样的错误，国家又岂能得到治理呢？”于是停止征召家中尚未成丁的人入伍，并赏赐给魏徵金缸一个，赏赐王珪五十匹丝绢。

贞观五年，治书侍御史权万纪和侍御史李仁发，都因告密、诬陷毁谤，多次被太宗召见。他们任意告发攻击别人，极尽欺蒙之能事，使得皇上震怒，而臣下无以自安。内外的人都知道不对，但没有谁能向太宗议论谏诤。给事中魏徵严肃地上奏说：“权万纪、李仁发都是小人，不识大体，认为诬陷诽谤是对的，揭发阴私才是正直，凡是被他们所告发攻击的人，都并非真正有罪。陛下掩盖他们的短处，对他们完全听信。他们就施展奸谋，对下拉拢、对上欺瞒，干了许多无礼的事情，来博取耿直的美名。他们诬陷房玄龄，斥退张亮，并不能整肃朝廷，却白白地损害了圣上的英明。路上的人，都纷纷指责议论。我私自猜测圣上的心意，一定不会认为他们谋虑深长，可以委以国家栋梁的重任，大概因为利用他们无所避忌的言行，好用来警戒督促群臣。但即使真的信任亲近这些不正之人，也不能用小人来算计大臣，何况臣下们本来没有矫诈虚假，这样做只会使臣下们离心。连房玄龄、张亮这样的人，都没有办法来申辩曲直，至于其他关系疏远、职位低下的人，谁能避免他们欺侮、诬陷？希望陛下再认真想一想。自从任用这二人以来，哪怕给国家做了一件有益的事，臣都甘愿被斧钺之诛，受不忠之罪。陛下纵使未能推举好人来播扬圣德，怎能引进奸邪而自损声威呢？”太宗很高兴地接受了魏徵的意见，赏赐给他绢五百匹。权万纪这个人的劣迹逐渐暴露，李仁发也被解职黜逐。权万纪被贬为连州司马，朝廷群臣都互相庆贺。

贞观六年，有人告发尚书右丞魏徵，说他袒护亲戚。唐太宗便派御史大夫温彦博去查明这件事。结果是告发的人歪曲事实。温彦博上奏说：“魏徵既然被人讲了坏话，虽然并无偏袒徇私，但也还是有可以责备的地方。”太宗就叫温彦博向魏徵传话说：“你直言谏诤了我几百件事，我怎会因这点小事，就否定你那么多的好处。但是从今以后，你也不能不检点一下自己的举止言行了。”过了几天，太宗问魏徵说：“这两天你在外边，有没有听到什么不对的事情？”魏徵说：“前天陛下叫温彦博向我传达圣意，说：‘为什么不检点自己的举止言行？’这话说得太不对。我听说君臣之间意气相投，从道理上讲等于是一个整体。没有听说过不心存公道，只去检点举止言行。如果君臣上下，都去走后一条路，小心翼翼，那国家的兴亡，就很难说了！”太宗这才醒悟，脸色一变说道：“前次说了这话，不久已觉后悔，实在讲得很不对。你也不要因此就存退避之心。”魏徵于是下拜说：“我把身子交给国家，公正办事，绝不敢有什么欺罔行为，但愿陛下让我做一个良臣，不要让我去做忠臣。”太宗问道：“忠臣、良臣有哪里不一样？”魏徵回答说：“良臣使自身获得好名声，君上也能得显耀的称号，子孙代代传下去，荣华富贵无穷无尽。忠臣自身蒙受诛戮，却使圣上陷于极大的恶名，家与国都丧失，只留下个忠臣空名。从这点来说，忠臣与良臣相差甚远。”太宗说：“你只要不违背所说的话，我必定不会忘记治理国家的大计。”于是太宗赏赐给魏徵绢二百匹。

贞观六年，突厥已告平定，远方外族前来进贡，吉祥的征兆天天到来，谷物连年丰收。地方长官多次请求举行封禅大典，臣下们也纷纷歌功颂德，认为“时机不可错过，天意不可违抗，即使如今举行封禅大典，我们还认为太迟了”。只有魏徵认为不行。太宗说：“我想要你如实直言，不必隐讳。我的功业难道还不高吗？”魏徵答：“高啊。”太宗问：“德行不厚吗？”魏徵答：“厚啊。”太宗问：“全国还没安定吗？”魏徵答：“安定了。”太宗问：“远方外族还没仰慕吗？”魏徵答：“仰慕了。”太宗问：“象征吉祥的事物还没出现吗？”魏徵答：“出现了。”太宗问：“谷物还没丰收吗？”魏徵答：“丰收了。”太宗质问道：“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能封禅？”魏徵回答说：“陛下功高了，但百姓还没有思念您对他们的好处。德行厚了，但恩泽还没有普及。全国安定了，但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办大事。远方外族仰慕了，但还没有更多的财物来供应他们的需求。符瑞虽已出现，但法网还太严密。连年丰收，但仓廪还不充实。这就是我所以认为还不该封禅的道理。我不拿远的历史来比喻，只就近用‘人’来讲。有人长期患病疼痛，支撑不住，虽经治疗快痊愈了，但已瘦得皮包骨头，却想马上背起一石米，一天走一百里，肯定办不到。隋朝祸乱，已不止十年，陛下为天下良医，解除百姓疾苦，虽已太平，还不很富实，要祭天地报告大功完成，我心里有疑虑。况且陛下东封泰山，天下万国都要兴师动众，即使边远地区，也都得派人赶来。但如今从伊水、洛水向东，直至渤海、泰山，草木丛生，遍地沼泽，茫茫千里，人烟稀少，听不到鸡鸣狗吠，沿路萧条，进退十分艰难。难道陛下宁愿让远方外族来内地，让他们看出我们的虚弱？竭尽财物来赏赐，不能满足远方来人的期望；多免除几次徭役，也不能抵偿当地百姓的辛劳。如碰上水旱之灾，风雨之害，使不好的议论丛生，就是后悔也来不及了。这不仅是我的诚心恳求，也是很多人质疑的论点。”太宗说魏徵讲得很好，于是停止封禅。

贞观七年，蜀王妃子的父亲杨誊在皇宫追逐婢女，违反当时的法令，都官郎中薛仁方留他下来盘查讯问，未及时给予判决。他的儿子是千牛卫将军，在上朝的时候向皇帝禀报道：“唐朝的制度规定，凡是五品以上的官员，只要不是反抗朝廷，都不宜留下询问。因为这件事涉及皇帝的亲戚，所以地方官生下许多枝节，不肯判决，已经拖延了很长时间。”太宗听后非常生气地说：“明明知道是我的亲戚，可见他是故意装得如此艰难。”于是下令杖击薛仁方一百杖，免去所任官职。魏徵觉得太宗的做法有失偏颇，于是向唐太宗进谏道：“连城边的狐狸、庙里的老鼠这些小动物，除去它们都尚且不容易，更何况这事涉及皇上您的亲戚呢？这些关系在古代都难以处理，自从汉、晋以来，可谓屡禁不止。武德年间，皇亲国戚大都骄横自大、不守法度。陛下登上皇位，一切都是从萧条开始入手，做事应多加斟酌。仁方作为国家的官吏，能为国家奉公守法，怎么能够无端随意地加以处罚，从而来满足外戚的非法私欲呢？如果陛下开了这个先例，各种争端就会产生，以后皇上就会后悔的，到那时就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治理。自古能禁绝这类事情的，我想只有陛下一人。对那些意料不到的事情做好准备措施，这是治理国家最常见的方法，哪有因为洪水没有泛滥就自己想毁掉堤岸的道理呢？我暗自思量，觉得陛下刚才的做法是不对的。”太宗说：“你说得很对，可是仁方什么也不说就把杨誊禁闭起来，他太擅作主张。他的行为虽然构不成大的罪过，但也应该稍加惩罚，以严肃国纪。”于是命令打了仁方二十大板后赦免了他。

贞观八年，左仆射房玄龄、右仆射高士廉在路上遇到少府监窦德素，问他北门近来又在营建些什么。窦德素将这事报告给唐太宗。太宗就对房玄龄说：“你只管南衙里的事，我的北门稍有点营建，何须你来干预？”玄龄等下拜谢罪。魏徵进言说：“我不理解陛下为什么要指责他们，也不理解房玄龄、高士廉为什么要下拜谢罪。房玄龄既然做了大臣，也就是陛下的得力助手，有所营建，怎么不可以让他知道？陛下指责他询问主管部门，是我所不理解的。而且所营建房屋是有利还是有害，所使用的人工是多还是少，陛下做得好，应当协助陛下来完成，做得不对，即使已在营建，也应当奏请陛下停止。这是君任用臣、臣侍奉君的正道。房玄龄等人问了既是无罪，而陛下却加以指责，又是我所不能理解的；房玄龄等人不清楚自己的职守，只知道下拜谢罪，我也不能理解。”太宗听了这番话深为惭愧。

贞观十年，越王李泰是长孙皇后所生，是太子之弟，十分聪明，唐太宗对他特别宠爱。有人说三品以上的官员都轻蔑越王，想以此来毁谤魏徵等人，激怒太宗。太宗驾临齐政殿，把三品以上的官员召引进宫，入座后，便变了脸色怒气冲冲地说：“我有一句话要向你们说。从前的天子，就是天子，如今的天子，就不是天子吗？以前天子的儿子，就是天子的儿子，如今天子的儿子，就不是天子的儿子吗？我看到隋朝诸王，达官以下都免不了被他们摧折，我的儿子，自然不准他们横行不法，而你们却随便起来，敢轻视他们？我要是放纵他们，难道他们不能摧折戏弄你们吗？”房玄龄等人吓得发抖，都下拜谢罪。魏徵却正颜厉色地劝谏道：“当今的臣下们肯定没有人轻视越王的。然而按礼仪来说臣下和陛下之子该一例看待，《经传》上说，周天子属下的官虽小，仍要排在诸侯之上。诸侯被周天子任用为公才是公，任用为卿才是卿。如果没有被周天子任用为公卿，就只是地位低于士的诸侯。如今三品以上官员，都位列公卿，全是天子的大臣，为陛下所敬重优待。就算他们有些小过小错，越王怎能随意对他们摧折侮辱？如果国家的法令制度已经败坏，我就不知道了，但在当今圣明之世，越王怎能这等无礼。况且隋高祖不懂礼义，宠爱抬高诸王，使他们做出无礼的事情，不久都因犯罪而被贬黜，这怎能效法，又有什么可称道的呢？”太宗听了这话后，喜形于色，对臣下们说：“凡是人家说的话在道理上，就不能不服。我所说的，出于个人私爱，魏徵所议论的，是国家大法。我刚才大发脾气，自以为理由充分不用怀疑，等到听了魏徵的议论，才觉得自己很没有道理。做人君的讲起话来，真不能轻率随便。”于是把房玄龄等人大加责备了一通，赏赐魏徵绢一千匹。

贞观十一年，有关部门奏上凌敬向人借贷的文书。太宗责怪侍中魏徵等人滥荐人才。魏徵说：“臣等多承蒙陛下询问，常具体说出凌敬的长处和短处。有学问识大体，敢于谏诤，是他的长处。讲究生活，喜欢经营财物，是他的短处。如今凌敬替人家撰写碑文，教人家读《汉书》，由此拉上关系，交换图利，和我所说他讲究生活、喜欢经营财物还不一样。陛下没有用他的长处，只看到他的短处，就认为臣等欺君瞒上，实在不敢心服。”太宗接受了这个意见。

贞观十二年，唐太宗问魏徵：“现在朝廷推行的政治，跟以前相比，是好还是坏呢？”魏徵回答说：“如果就朝廷的恩德和威信而言，现在远方的少数民族都来朝贡，这与贞观初年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如果说到用仁德和道义潜移默化，让老百姓心悦诚服，那又远远比不上贞观初年。”唐太宗听后非常诧异，问：“远方的少数民族前来归顺，应该是朝廷实施仁德的结果。以往的功业，为什么反而更大呢？”魏徵说：“以前天下没有平定，所以德义之心不敢忘。不久，天下太平无事了，骄傲自满的情绪也就渐渐滋长起来了。所以现在朝廷的功业虽然隆盛，但终究比不上以前。”唐太宗又问：“现在和以前的差别究竟在哪儿呢？”魏徵说：“贞观初年，陛下唯恐没有人进谏，所以千方百计劝导鼓励大臣们提意见。三年过后，陛下见有人进言，都能够高兴地接受。可是这一两年来，陛下已经不高兴有人提意见了，虽然也勉强接受，心里终究不以为然，并且常常面有难色。”唐太宗惊讶地问：“是什么事情让你这样说呢？”魏徵回答：“贞观初年，判处元律师死罪，孙伏伽进谏说：‘依照国家的法律他不该判死刑，滥用酷刑是不应该的。’陛下采纳了孙伏伽的意见，还赐给他价值百万的兰陵公主园。有人不理解地说：‘他进言的事情很一般，而陛下的赏赐却太丰厚了。’陛下你却说：‘自从我即位以来，还没有人进谏，为了鼓励这种行为，所以厚赏了他。’这是陛下鼓励大臣提意见。徐州司户柳雄，私自加高自己在隋朝时的官阶，有人告发他，陛下让他自首，不自首就判罪。柳雄坚持说情况属实，不肯自首。大理寺审查结果，确属作伪，将柳雄判处死刑。大理寺少卿戴胄上奏说，按法律只能判流放。而陛下却说：‘我已经决定了，应该判死刑。’戴胄坚持说：‘陛下既然认为他有罪，就应该把他交给有关部门依法处置。他的罪还够不上死刑，陛下不应该滥用酷刑。’就这样陛下坚决要杀他，戴胄也据理力争，争执了四五次，最后陛下才赦免了他。事后陛下对吏部说：‘有这样的大臣为我严格执法，哪还需要担心滥用刑法呢？’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陛下是乐意接受意见的。前些年陕西县官皇甫德参上书，触犯了陛下，陛下认为他是在毁谤。我认为并非如此，如果臣子的奏书语言不激切，就不会引起陛下的注意，而激切的语言表面上看起来像是在毁谤。陛下虽然事后接受了我的意见，赏给德参丝绸二十段，可是陛下心里其实并不是心悦诚服地接受我的观点。”唐太宗听了，感叹地说道：“你说得对呀，只有你能说出这番话。人人都有失去自知之明的时候，你不说，我还认为我对于意见的态度和过去一样，你一说，我才惊讶我的过失竟这样严重。难得有你这样的大臣，我终究不会违背你的指教。”

这是《求谏》的姊妹篇。求谏的真伪，就要看能否纳谏或接受直谏，一个专制社会中至高无上的皇帝，能够在谏臣魏徵、王珪、张玄素、李大亮等，及长孙皇后、皇太子李治等的进谏之下，接受谏诤，改进政务，从口头到行动上承认一些“此乃朕之不是”、“我不寻思，过亦深矣”，切实加以改正。如停聘郑仁基女为充华，停中男十八已上简点入军，停发卒修洛阳乾元殿以备巡狩等，都记载详明，确实可信。纵观贞观年间唐太宗的纳谏状况，则如魏徵所言：“贞观之初，恐人不言，导之使谏；三年已后，见人谏，悦而从之；一二年来，不悦人谏，虽黾勉听受，而意终不平，谅有难色。”唐太宗也不能不承认：“诚如公言，非公无能道此者。”不过他总算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值得称道的纳谏之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