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九川录 陈九川(公元1495--1562年)，字惟浚，号明水。江西临川人。授太常博士。因谏明武宗南巡，廷杖五十。后又任礼部郎中，受诬下狱。后复官，周游讲学。见《明儒学案》卷十九。

明正德十年(公元1515年)，九川(惟浚)在龙江首次与先生见面。其时，先生正与甘泉(湛若水)先生探讨格物学说。甘泉先生一再坚持朱熹的见解。先生说道：“这样就是在心外寻求了。”甘泉先生说：“若认为寻求物理是外，那就把自心看小了。”我对朱熹对见解持赞同态度。先生接着谈到了《孟子•尽心章》，我听后，对先生关于格物的阐释再也没有疑问了，后来，我闲居家中，就格物问题他又一次请教于先生。先生回答道：“只要能实实在在地用功，久而久之，自会清楚明白。”我小住山中，自己抄录了《大学》古本来读，于是，觉得朱熹的格物学说不太正确。但是，先生主张意的所在处是物，我觉得这个物字还不够明朗。

湛若水(公元1466～1560年)，字元明，称甘泉先生，广东增城人。29岁从学于陈献章，深得器重，视为衣钵传人。弘治十八年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编修，与王阳明交往甚厚，二人“共以偈明圣学为事”。在仕官之余也和王阳明一样，“凡是迹所至，兴建书院”，传播江门心学。嘉靖十九年(1540年)，致力于讲学著述。

明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九川自京都归来，在洪都(今江西南昌)再次见到先生。先生军务缠身，只得抽空给九川讲授。首先询问九川近年来用功的情况。九川说：“近年来领悟到‘明明德’的功夫仅是‘诚意’。从‘明明德于夭下’，逐步追溯本源，只到了‘诚意’上，诚意之前为何又有格物致知的工夫？后来经过体会，我认为意的真诚与否，必须先有知觉才可以。自颜回‘有不善未尝知之，知之未尝复行’的话语中能得到说明，所以，我确信不疑。但是其中又怎么多了一个格物致知的工夫。我又考虑到，我心的灵敏岂能不知意的善恶？只是因为被物欲蒙蔽了。只有格除物欲，才能象颜回一有不善马上会知道。于是，我怀疑我的功夫是否做反了，以至与诚意没有直接联系。后来我问于希颜(王守仁弟子)，希颜说：‘先生主张格物致知是诚意的工夫，十分正确。’我说：‘诚意的功夫到底指什么呢？’希颜让我去作深入的思考。但我还是不能领悟，特请教于先生。” 先生说：“真可惜啊！一句话就能说明这个问题，你列举的颜回的事正是。只要理解身、心、意、知、物均是一回事就行了。” 九川仍疑惑地问：“物在外，与身、心、意、知怎会是一回事？” 先生说：“耳目口鼻及四肢，是人的身体，若没有心岂能视、听、言、动？心想视、听、言、动，若没有耳目口鼻及四肢也不行。因此讲，没有心就没有身，没有身也就没有心。从它充盈空间上来说称为身，从它主宰上来说称为心，从心的发动上来说称为意，从心的灵明上来说称为知，从意的涉及外来说称为物，都是一回事。意是不能悬的，必须牵涉到事物。所以，要想诚意，就跟随意所在的某件事去‘格’，剔除私欲而回归到天理，那么，良知在这件事上，就不会被蒙蔽而能够‘致’了。诚意的功夫正在这里。” 听了先生这番话，九川积存在心中的疑虑终于消除了。

阳明先生以“正心”、“诚意”来代替“格物”的观点，使许多学者仁人深受教益，但也遭到一些人的反对。这些人认为，王阳明的“格物”说只是些主观意念活动，只能称为“物格”，而不是探索客观事物的“格物”。并指责王阳明对《大学》“格物”的解释，即“使事物各得其正”和“为善去恶是格物”，违背了《大学》以三纲本主体以八目为功夫的宗旨。

九川接着又问：“甘泉先生最近深信《大学》的古本，他认为格物犹如求道，又认为穷理的穷犹如穷巢穴的穷，要亲自到巢穴中去。因此，格物也只是随处体认天理。这好象与您的主张逐渐接近了。” 先生说：“甘泉肯用功，所以脑筋转弯也快。从前我对他说‘亲民’无须改为‘新’民，他也不相信。如今，他说的‘格物’也基本上正确了。但不用把‘物’改成‘理’，‘物’字无须改变。” 后来当有人这样问陈九川：“如今怎么不对‘物’疑虑了？”九川回答说：“《中庸》上说‘不诚无物。’程颐也说‘物来顺应’，‘物各付物’，‘胸中无物’等等。可知‘物’字是古人常用字。”后来有一天，先生也这样说。

甘泉先生(湛若水)心学的形成经历了一个由“宇宙一气”开始，经过“理气一体”，“道、心、事合一”而最后得出“万事万物莫非心”的结论，因此和王阳明一样同属于明代中叶的心学阵营。由于受程朱理学影响较深， 甘泉先生的修养方法主张立志、 除习心和 “随处体认天理”，内外并进，知行合一，下学上达兼顾，最后使本心自然流露。但在理学本质上，和阳明心学一样，都主张自我反省、自我体验。

九川问：“这几年因厌恶泛览博观，常常想独自静坐，以求摒弃思虑念头。但是，不仅不能达到目的，反而更觉得心神不宁，这是什么原因？” 先生说：“思虑念头，怎么能打消它？只能让它归于正统。” 九川问：“念头是否有没有的时候？” 先生说：“的确没有无念之时。” 九川又问：“既然如此，因何说静呢？” 先生说：“静并非不动，动也并非不静。戒慎恐惧就是念头，为何要区分动和静？” 九川说：“周敦颐为什么又要说‘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呢？” 先生说：“没有欲念自然会静，周敦颐说的‘定’也就是‘静亦定，动亦静’中的‘定’，‘主’就是指主体。戒慎恐惧的念头是活泼的，正体现了天机的流动不息，这也就是所谓的‘维天之命，于穆不已’。一旦有停息也就是死亡，不是从本体发出的念即为私心杂念。”

“戒慎恐惧”一语出自《礼记•中庸》。历来学者特别是东汉郑玄多从消极防范的意义加以解释，王阳明也不例外，即认为是谨慎言词，如临深渊，战战兢兢之意。

九川又问：“当用功收敛身心的时候，若有声色出现在眼前，还如同平常那样去听去看，只怕就不为专一了。” 先生说：“怎么能不想听，怎么能不想看？除非是死灰槁木，耳聋眼瞎之人。虽然听见看见了，只要心不去跟随它也就行了。” 九川说：“从前有人静坐，他儿子在隔壁读书，他却不知道儿子是否在读书。程颐赞扬他很能持静。这里怎么回事？” 先生说：“程颐大概是讽刺他。”

听有声音的音乐的人，耳朵会变聋；听没有声音的音乐的人，耳朵会听得清楚。耳朵不聋也听不清楚的人，与神明相通达。这也许就是专一的功夫吧。

九川又问：“静坐用功时，特别感觉到此心正在收敛。但若有事情发生就会间断，马上即起个念头到所遇的事上去省察。待事情过去后回头寻找原来的功夫，依然觉得有内外之分，始终不能打成一片。” 先生说：“这是因为对格物的理解还不够深刻。心怎会有内外？正如你现在在这里讨论，岂会还有一个心在里边照管着？这个一心听讲和说话的心就是静坐时的心。功夫是一贯的，哪里需要又起一个念头？人必须在事上磨炼，在事上用功才会有帮助。若只爱静，遇事就会慌乱，始终不会有进步。 那静时的功夫， 表面看是收敛， 实际上却是放纵沉沦。”

心灵上那种真正的宁静，是一种境界。尽管在品德情操上已经修炼到很精微的程度，可是一点也不表露出来，这是一种“静”的境界；虽然睿智足以洞察一切， 却能保持沉默和冷静， 一声不响， 这也是一种 “静”的境界……

后来在洪都时，九川又和于中、国裳探讨内外的问题。于中、国裳俩人都说身体本身有内有外，但内外都要兼顾，功夫无分内外。就这个问题，三人向先生请教。 先生说：“功夫不离本体，本体原无内外。只是因为后来做功夫的人将它分成内外，丧失了本体。现在正是要讲明功夫不要分内外，这个才是本体的功夫。” 这天里，大家都有所心得。

本体的东西是不能造作的，然而可以转化。天地万物，同在一个空间。但本体各不相同。人在一起共处，追求是相同的，行为不同；私欲是相同的，知识不同，这些就是人的本体表现。

九川又问：“陆九渊的主张该作如何评价？” 先生说：“自周敦颐、程颢之后，也就只有陆九渊了，只是稍显粗犷了些。” 九川说：“看他讲学，每篇好象都说到了骨髓上，句句如刺入膏肓，却看不出他到底粗在何处。” 先生说：“是的。他曾在心上下过功夫。这与仅在文义上揣摸仿效的自然不同，但只要着意看就有粗的地方。这一点，用功久了就能认识到。”

淳熙八年(1181年)，朱熹邀陆九渊到白鹿洞书院讲学。陆九渊的讲题是《论语》中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两句。据说听讲的学生感动得流泪，朱熹对陆九渊的演说也很满意和赞赏。

明正德十五年(公元1520年)，在虔州，九川再次见到先生。九川问：“最近，功夫虽略微掌握些要领，但想寻找到一个稳当快乐的地方，倒十分困难。” 先生说： “你正是要到心上去寻找一个天理， 这就是所谓的 ‘理障’。此间有一个诀窍。” 九川问：“诀窍？请问是什么？” 先生说：“它是致知。” 九川问：“如何致知？” 先生说：“你的那点良知，正是你自己的行为准则。你的意念所到之处，正确的就知道正确，错误的就知道错误，不可能有丝毫的隐瞒。只要你不去欺骗良知，真真切切地依循着良知去做，如此就能存善，如此就能除恶。此处是何等的稳当快乐！这些就是格物的真正秘诀，致知的实在功夫。若不仰仗这些真机，如何去格物？关于这点，我也是近年才领悟得如此清楚明白的。一开始，我还怀疑仅凭良知肯定会有不足，但经过仔细体会，自然会感觉到没有一丝缺陷。”

格一物，理会一事都要穷尽。由近及远，由浅而深，由粗到精。博学之，审察之，慎思之，明辨之，此四节次第，重重而入，层层递进。朱熹说：“穷理，穷究得尽，得其皮肤是表也，见得其奥是里也。”意思是说，必须经过这样由表及里的认识过程，才能得到良知，才能存善除恶。

在虔州的时候，陈九川和于中、邹宁益一块陪伴着先生。先生说：“各人的胸中自有一个圣人，只因自信心不足，自己把圣人给埋没了。”先生接着对于中说：“你的胸中原本是圣人。” 于中连忙站起来说，“不敢当，不敢当。” 先生说：“这是你自己所有的，为何要推辞？” 于中还说：“不敢当，委实不敢当。” 先生说：“每个人都有，更何况你呢？你为什么却要谦让？谦让也要不得。” 于中于是笑着接受了。 先生又说：“良知在人身体上，不管你怎么样，它也泯灭不了。比如盗贼，他也明白不应该去偷窃，说他是贼，他也会羞愧而不好意思。” 于中说：“那只是被物欲给蒙蔽了。良知在人的心中，不会自己消失。仿佛乌云遮住太阳，而太阳是不会就此不存在的。” 先生说：“于中这样聪明，别人还未看到这一点。” 先生说：“把这些道理都理解透了，随他万语千言，是非真伪，一看就会知道。相符合的就正确，不相符的自然错。这与佛教所谓的‘心印’差不多，的确是个试金石、指南针。” 先生又说：“人若深谙良知的诀窍，任他有多少歪思邪念，只要被良知发觉，自然会消融。有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 崇一(欧阳德)说：“先生把致良知这一宗旨阐发得淋漓尽致，看来此处无法再讲了。” 先生说：“怎能说得这样随便？再用功半年，看看会怎样？再用功一年，看看会怎样？功夫越久，感觉越不同，其间难以言表。”

王阳明认为良知和知识的关系有两个方面：从体用上看，良知是本体，知识是发用；从先天和后天上看，良知是先天存在的，“不学而能，不虑而知”，而知识是后天获得的，“必待学而能，必待虑而知”。但欧阳德并不认为良知可以脱离知识而独立存在，相反地，它们是互为表里，“离却天地万物亦无所谓良知”；只有将二者合一而论，既重本体，也讲功夫，才能真正求知识，存良知。

先生问：“九川，你是如何体验致知的观点的？” 九川说：“自我感觉与以前不同。从前在操持时，经常找不到一个恰好处。现在，感觉到这致知就是恰到好处。” 先生说：“由此可见，体会的与听讲的确实不同。当初我给你讲时，知道你是随随便便的，没有体会到个中滋味。就这个绝妙处再作更深的体会，每天都有新的认识，这是没有止境的。” 先生又说：“‘致知’二字，的确是千古圣贤相传的秘诀，理解了‘致知’，自能‘百世的俟圣人而不惑’。”

朱熹用《大学》“致知在格物”的命题，探讨认识领域中的理论问题。他强调穷理离不开格物，格物才能穷其理。物的理穷得愈多，知识就愈广。由格到致知，有一个从积累有渐到豁然贯通的过程。但王阳明的“致知”说与朱熹本是一脉相承，但又有新的发展，主张“致知者，诚意之本；格物者，致知之实”，“不本于致知，而徒以格物诚意者，谓之妄”。

九川问：“当程颐说到‘体用一源，显微无间’时，门人都说他泄露了天机。先生的致知学说，是不是也过多地泄露了天机。” 先生说：“圣人早就把致良知告诉了世人，只是后人把它隐匿了，而我使他重新显露而已，怎能说这是泄露天机？致知是每个人生来就有的，虽觉察到也不能引起重视。因而，我向没有切实用功的人说致知，他不屑一顾，我可惜互相无益处。我向切实用功但把握不住要领的人揭示致知，他感到获益匪浅。” 先生接着说：“理解了，才明白本无知；感觉了，才明白本无觉。然而，不知就会沉沦埋没。” 先生又说：“与朋友相处，彼此间应当少一点规劝指责，多一点开导鼓励，如此才是正确的。”后来他又告诉九川说：“和朋友一起探讨学问，应该委曲谦让，宽厚待人。”

明代武宗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王阳明提出了“致良知”的观点。这是他对自己政治实践的理论总结。“致良知”是阳明先生一生中最为得意的理论发明，他自称是“千古圣圣相传的一点真骨血”、“孔门正法眼藏。”

在虔州时，九川病倒了。先生说：“关于病这个东西，格正也很困难，你感觉如何？” 九川说：“功夫的确很难。” 先生说：“常保快乐即为功夫。” 九川问：“我反省自己的念头思虑，有时觉得邪妄歪曲，有时想去治理天下大事。思考到终极时，也津津有味，达到难分难舍的地步而难以摒弃了。这种情况发觉得早还容易去掉，发觉迟了就难以排除。用力抑制，更觉格格不入。唯有将念头转移，方能把这种现象全部清理出去。如此清净思虑，似乎也无妨害。” 先生说：“何必如此，只要在良知上下功夫就够了。” 九川说：“我讲的正是良知还未知的情况。” 先生说：“我这里自有功夫，岂会有不知的现象。只因你的功夫间断了，你的知就被蒙蔽了。既然间断，还继续用功就了，为何非要如你说的那样？” 九川说：“几乎是一场恶战，虽然明白，仍不能扔掉。” 先生说：“必须有勇气，用功久了，自会有勇。因此孟子说‘是集义所生者’。容易取胜，就是大贤人。” 九川问：“这功夫只能在心上体会明白，则不能解释书上的文义。” 先生说：“只用在心上解释。心理解了，书上的文义自然融汇贯通。若心不理解，只去解释书上的文义，相反只会使人有牵强附会的感觉。”

阳明先生强调从心上理解书上的文义。“吾心之良知”为世界之本体。这与先秦思孟学派的“尽心知性知天”，南宋陆九渊的“宇即就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理论观点是一脉相承的。他把这些观点上升到了心与物、心与理的关系这一哲学基本问题的高度。

有一位下属官员，长期听先生的讲学，他说道：“先生讲说的的确精彩，只是文件、案件极其繁重，没有时间去做学问。” 先生听后，对他说：“我何尝教你放弃文件案件而悬空去讲学？你既然需要断案，就从断案的事上学习，如此才是真正的格物。例如，当你判案时，不能因为对方的无礼而恼怒；不能因为对方言语婉转而高兴；不能因为对方的请托而存心整治他；不能因为对方的哀求而屈意宽容他；不能因为自己的事务烦冗而随意草率结案；不能因为别人的诋毁和陷害而随别人的意愿去处理。这里所讲的一切情况都是私，唯你个人清楚。你必须仔细省察克治，唯恐心中有丝毫偏离而枉人是非，这就是格物致知。处理文件与诉讼，全是切实的学问。如果抛开事物去学，反而会不着边际。”

关于格物致知的功夫，王阳明提出了“无事时存养”和“有事时省察”两种方法。所谓“有事时省察”，强调的是在处世、工作中自然而然地按照良知的要求去行事， 去贯彻伦理道德。 他认为这就是 “真格物”，“真实克己”，如人走路一样，应边走边认，边问边走，在“事上磨炼”，“人须在事上磨炼做工夫乃有益”，通过“声色货利”这些日常事务，“实地用功”，去体认良知。

陈九川即将离开虔州， 向先生写了一首告别诗： “良知何事系多闻？妙合当时已种根；好恶从之为圣学，将迎无处是乾元。”先生说：“你若没来此处讲论良知，绝对不理解‘好恶从之’到底从的是什么？” 在一旁的敷英接着说：“正是这样。我曾研读过先生著的《大学古本序》，不懂其中说的是什么。在这里经过一段时日的听讲，才稍微懂得了其中的大意。”

世事上，善的名赋予善的事物，恶的名给予恶的事物。圣、贤、仁、智，是给善者的名；顽、嚣、凶、愚是给恶者的名。但是，使善与恶的名完全区别开来，即使不能充分反映事物的实际，也不致于有太大的误差。可见，善与恶只不过名份而已。

于中、国裳等人与先生共桌就餐。先生说：“饮食只是为了补充我身体的营养，吃了就要消化。若把吃的食物全存积在肚子里，就会成为痞病，怎么能促进身体的生长发育？孔孟之后的学者博闻多记，把知识全装在胸中，都是患了吃而不消化的痞病。” 先生说：“圣人亦是学知，众人亦是生知。” 九川问：“为何这样说？” 先生说：“良知人人皆有。圣人只是保全它而不让它遭受任何蒙蔽，兢兢业业，勤勤恳恳，良知自然常存，这也是修习。仅是生知的分量大，所以称生知安行。天下的人在孩提时都具备良知，只是障碍、遮蔽太多。然而，那本体的知难以泯灭，即便求学克治，也只是依循良知。仅是学的分量大，所以称学知利行。”

阳明先生认为，良知就是“心”，是“天理”，是一个无形象、无方所、超时间、越古今的绝对，它在人心中，又是“天地鬼神的主宰”，万事万物的生成者，因此，天下万事万物及其变化，都“不出于此心之一理”，都统一在良知的基础上。这就是“万物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