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在探讨人的本性是恶还是善,故篇名叫“本性”。

王充在本篇里剖析了从孟子到汉代刘子政的各种人性观。认为孟子的性善论,荀子的性恶论,告子的人性无善恶论,以及扬雄的人性善恶兼有论,都是片面的。在本篇里,他认为人“禀天地之性,怀五常之气”,所以人性有善有恶。根据孔子“惟上智与下愚不移”的观点,他解释说,孟子讲人性善,指的是具有中等以上智力的人；荀子讲人性恶,指的是只有中等以下智力的人；告子和扬雄讲的是“性相近”的平常人。他认为“至善至恶”的人性不能改变,平常人的人性是可以随习气改变的,“习善而为善,习恶而为恶”。

情性,是治理人的根本,礼乐制度就是由此制定出来的。特意分析了情性发展到极端的后果,然后用礼来作为防范,用乐来作为节制。性有卑谦辞让,所以制礼以便适合其亲善；情有好恶喜怒哀乐,所以作乐以便得到严肃的表达。制礼作乐的根据,是人的情和性。过去的儒生,写文章,没有不论说的,却没有一个能作出正确的结论。

周朝人世硕认为人的本性中有善的有恶的两方面,取人的善良本性,通过培养、引导,好的品行就会滋长起来；取人的恶劣本性,加以培养、引导,那坏的品行就会发展下去。像这样,原来情性就会各有善恶,而是善是恶,在于培养的方向。所以世硕作《养性书》一篇。虙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这些人,也论述过情性,与世硕相互有出入,但都说人的情性中有善恶两个方面。

孟子作《性善》篇,认为人的本性都是善良的,至于他们不好的东西,是受了外界事物的不良影响。说人由天地所生,都禀受了善良的本性,长大以后与外界事物接触,放纵自己,胡作非为,恶劣品质日渐滋长。像孟子说的,人幼小的时候,没有不善良的。但微子说:“我过去评论孩子时说过,纣王没有一般孩子好。”因为纣王做孩子的时候,微子就看出了他不良的本性。其禀性恶劣,不如一般人,长大之后为非作歹,并没有改变原来的禀性,所以他这样说。羊舌食我刚生的时候,祖母叔姬去看他,刚走到堂屋,听见他啼哭的声音就往回走,说:“他啼哭的声音,像豺狼号叫。狼子野心,不认六亲,只有这个孩子,才会灭我羊舌氏族。”始终不肯去看他。等他长大以后,祁胜作乱,羊舌食我参与其中。国人杀了羊舌食我,羊舌氏因此灭亡。纣王的恶劣品质,表现在孩子的时候；羊舌食我参与作乱,显现在刚生时啼哭的声音。孩子刚生下来,还没有与外界事物接触,谁会叫他胡来？丹朱在尧的宫里出生,商均在舜屋里出生。尧、舜的时候,挨家挨户都有品德高尚可以受封的人,所被接触到的人,肯定大多是善良的百姓。尧舜二帝的身旁,肯定大多是贤能的大臣。然而丹朱傲慢,商均暴虐,都失去了帝位,历代成为人们的教训。再说孟子是根据对方的瞳人来观察人的好坏,心地清明眼珠就明亮,心地混浊眼珠就昏乱。人生下来眼睛总有昏乱与明亮,这种昏乱与明亮是从上天禀受来的,是承受了不同的气形成的,并不是幼小的时候明亮,长大之后与人接触,才变得昏乱的。生性原本自然就如此,它的善恶是由承受的气的性质决定的。孟子说的人情天性,并不符合实际情况。然而人天性善良的说法,也有一定依据。一岁的婴儿,没有你争我夺的心,长大之后,有的逐渐浸染了自私与情欲,于是放纵胡为,由此而产生。

告子跟孟子同一个时代,他评论人性没有善恶的区分,就像湍流着的水,挖个缺口使它向东就向东流,挖个缺口使它向西就向西流。水本来没有向东流向西流的区分,就像人性没有善恶区分一样。告子的话,是说人性与水相同。假使人性像水,可以用水来比喻人性,那就像金成为金是因为它本性是金,木成为木是由于它本性是木一样,人善是由于禀性是善的,人恶也是由于禀性是恶的。开始在娘胎中禀受天然之气形成的本性,接受的是单纯的资质,所以生下来就有征兆呈现,是善是恶可以明察。对于善恶无法区分,而可以改变的,称为平常人。他们不善不恶,要等待教育才能成为性善的人。所以孔子说:“具有中等以上智力的人,可以告诉他们高深的道理；中等以下智力的人,不能够告诉他们高深的道理。”告子用决水来比喻人性,仅仅说的是平常人,并不指最善与最恶的。孔子说:“人性本来是相近的,只因受不同习气的影响,才彼此相差很远。”这样看来,平常人的人性,在于习气了。习气好就成为好人,习气坏就成为坏人。至于最善最恶的,那就不再决定于习气。所以孔子说:“只有上等聪明的人与下等愚蠢的人才不可能改变。”人性有善与不善,即使圣贤教化,它也不会再改变。孔子是道德的鼻祖,在所有人中是最卓越的,都说“只有上等聪明的人与下等愚蠢的人才不会改变”,所以知道告子的话,不够真实。不过,告子的话,也有缘由。《诗经·鄘风·干旄》上说:“那个美好的人啊,用什么帮助他？”其注释说:“比喻像白色的丝,用青色的染料去染它就成为青色,用红色的染料去染它就成为红色。”挖个决口让水向东流或向西流,就像染丝使它成为青色或红色。丹朱,商均应该已被尧、舜浸染改变了,然而丹朱却很傲慢、商均却很暴虐,可见最恶劣的本性,是不会接受像白丝被染成青色或红色那样改变的。

荀子又责难孟子,作《性恶》篇,认为“人性本来是恶的,其好的品行是人为的结果。”性恶,是认为人刚生下来都具备有恶劣的本性；人为,是指长大之后,努力使自己行为善良。像荀子说的,那人幼小的时候就不会有善良行为。后稷做孩子的时候,以种植当作戏耍；孔子刚会走路的时候,以陈设俎豆当做游戏。石头一产生就坚硬,兰草刚发芽就清香。人刚生下来已禀承善良之气,长大以后就成为善人。所以种植的戏耍,使稷成了尧时掌管农业的司马；陈设俎豆的游戏,使孔子成了东周时的圣贤之师。由于禀承了石头兰草的本性,所以有坚硬清香的应验。这样看来,荀子的话,不能成为事实。然而性恶的说法,也有一定的缘由。一岁的小孩,没有推让的心。看见食物,哭叫着想吃它；看见好玩的,哭叫着想玩它。长大以后,就会克制感情,去掉私欲,努力磨炼成为善良的人。刘子政指责说:“像这样,那天就没有正常的气,而是有阴无阳,有恶无善,根本不相应,照这样,人表现出来的善良,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陆贾说:“天地给人生命,就赋予了礼义的本性。人能够明察到自己是从天地那里接受到的礼义之性,就能顺应它。能顺应它,就叫做道。”陆贾的话是说人生下来就有礼义之性,人也能明察到自己是从天地那里接受的礼义之性。性善的人,不等待明察就能自然从善；性恶的人,虽然也能明察到它,但仍然违背了礼义。礼义来自于人的善性,不是靠人为得到的。所以贪婪的人会夸夸其谈地讲廉洁,作乱的人能头头是道地说治理。盗跖会指责别人偷窃,庄跷会斥责别人贪得无厌,他们都清楚地能明察到自己从天地得到的礼义之性,嘴里会谈论圣贤的道理,却因本性不好,自己不能实行,这对于从善有什么好处呢？可见,陆贾的话,并不那么真实。

董仲舒看了荀子和孟子的书,兴起情性的说法,说:“天的常道,是有阴有阳；人的常道,是有情有性。人性生于阳,人情生于阴。阴气卑劣,阳气仁义。说人性善的,只看见它阳的一面；说人性恶的,又只看见它阴的一面。”照董仲舒的说法,认为孟子只见到它阳的一面,荀子只见到它阴的一面。分析他们二家各有所见,是对的；而不分析人的情性有善有恶,是不对的。人的情性同时生于阴阳,虽生于阴阳,但有厚有薄。玉产生于石,有纯的有不纯的,人情性生于阴阳,哪能都是纯的善的？董仲舒的话,并不那么真实。

刘子政说:“人性,生下来就是这个样子,在身体里面存在,而不表露出来。人情,是与外界事物接触而形成的,在身体外面表现出来。在外表露的则称之为阳,不表露的则称之为阴。”刘子政的话,认为人性是在身体里却不显露出来。人情与外界事物接触,在身体外表现出来,所以称之为阳；人性不表露,不与外界事物接触,所以称之为阴。照刘子政的说法,就称人情为阳,称人性为阴。这是没有依据情性产生的根源来谈论产生的起源,而只是用外露或不外露把情性说成是阴的阳的。一定要把外露叫做阳,人性也与外界事物接触,在急迫情况下离不开它,在颠沛情况下也离不开它。怜悯而不残忍,是人禀承“仁气”的表现。卑谦辞让,是人性的表露。由于有外界事物与它接触,所以怜悯、卑谦,在身体外部表现出来。说人性在身体里存在不与外界事物接触,恐怕不是事实。不论说人性的善与恶,而仅仅议论它存在于体外还是体内,叫做阳还是叫做阴,从道理上难以弄清楚。而且顺从刘子政的说法,把人性叫做阴,人情叫做阳,那么人禀承自然之气所形成的本性,究竟还有没有善恶呢？

从孟子以下到刘子政,都是学识渊博的大儒,听见的看见的多得很,然而论说人的情性,竟然没有判断对。只有世硕、公孙尼子这些人,讲得稍微接近于正确。由此说来,事情容易知道,但是道理却难得说清。内容丰富的文章和书籍,像盛开的花朵那样茂盛；有趣流畅的言谈,如饴糖蜂蜜那样甘甜,但不见得符合事实。事实上人性有善有恶,就像人的才能有高有低一样。高超的不能说它低下,低下的也不能说它高超。认为人性没有善恶,就是认为人的才能没有高低一样。禀受自然之气形成的命与性,实际上是一样的。命有贵与贱之分,性有善与恶之别。认为人性没有善与恶,就是认为人命没有贵与贱。

中国田土的性质,好坏不均匀,所以土色有黄、红、黑的区别,土质有上、中、下的差别。水源不同,所以有清的水流,有浊的水流,有流往东西南北的不同趋向。人禀受天地之性,心存仁、义、礼、智、信“五常”之气,有人仁有人义,是天生的道义不同；遇事动作机灵与呆板,有人严重有人轻微,是天生判断力不同；人脸上的颜色有人白有人黑,人的身体有人高有人矮,到人老最后死去都不会改变,这是因为天性如此。人们都只知道水、土、物、器的形状与性质不同,却不懂得人性的善恶是由于禀受的气有所不同。我因此认为孟子说人性是善的,是指中等才智以上的人；荀子说人性是恶的,是指中等才智以下的人；扬雄说人性是善恶兼有的,是指具有中等才智的平常人。如果为了让人们的行为与经书、道义相符合,那么以上关于人性的说法都可以用作施行教化的依据。但从充分阐明人性的道理来评论,那是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