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是在揭露和批判“人君为政失道,天用灾异谴告(谴责告诫)之”,故篇名为“谴告”。汉儒宣扬自然灾害是天意,是上天用来告诫和惩罚君主“为政失道”的手段,“人君失政,天为异；不改,灾其人民；不改乃灾其身。”对此,王充首先明确指出,天是无意识的物质实体,“天道自然也,无为”。自然灾害的发生是种自然现象,“风气不和,岁生灾异”,就像人生疾病,是“血脉不调”一样。而汉儒所宣扬的,实际上是“使自然无为转为人事”,是毫无道理的。其次,王充则直言所谓“上天”不过是汉儒为了使君主所为符合其政治主张而编造出来的“天神”罢了,“上天之心,在圣人之胸,及其谴告,在圣人之口。”再次,王充毫不客气地指出:“六经之文,圣人之言,动言天者,欲化无道,惧愚者。欲言非独吾心,亦天意也。”想借天来恐吓百姓,是其产生的政治及心理根源。最后还指出,“变复之家,见诬言天,灾异时至,则生谴告之言矣”,是其产生的途径。这样,汉儒的“谴告说”实质,便被层层削开,暴露无余了。

谈论灾异的人,认为古代的君主治国违背了先王之道,天就用灾异来谴责警告他。灾异不止一种,又用天气的寒温来作为君主“为政失道”的证明。君主用刑不符合时令,天就用寒气来谴责警告他；施赏违背节气,天就用温气来谴责警告他。天谴告君主,就像君主发怒斥责臣下一样。所以楚庄王说:“天不降灾异,是老天忘了我吧!”灾异是上天的谴告,所以楚庄王对天不降灾异感到害怕,总想着它。

我说:谴告这种说法值得怀疑。因为国家有灾异,就像家中有异常现象一样。国家有灾异,就认为是上天在谴告君主；那么家中有异常现象,又是上天在谴告老百姓吗？上天不会谴告老百姓,这个道理已经很明白了,人的身体也还可以用来作个比喻。身体有病,就像天有灾异。血脉不调和,人就生病；气候失调,一年中会发生灾异。把灾异说成是上天谴告国家政治,那么生病是上天又在谴告人吗？在坛子里酿酒,在鼎里煮肉,都想把它们的味道调得可口。有时或咸或苦、或酸或淡,不适合人的口味,是由于人调和五味不得当。国家政治发生灾异,就像煮肉、酿酒出现坏味道一样。如果说灾异是上天的谴告,这就是说,煮肉酿酒不当,也会被上天谴告了。用小事推测大事,明白用具体事物来作比喻,就足以了解天了。假使楚庄王的智慧像孔子,那么他的话可以相信。但他仅具有在衰落的年代中称霸的才能,就像那解说变复的人一样,说的话未必可信,所以值得怀疑。

天道是自然的,自然是无为的。如果天能谴告人,那它是有为的,而不是自然的。黄老学派论说天道,是符合实际的。再说,要是天真能够谴告君主,就应该改变天气使君主觉悟。如果君主用刑不符合时令,刑气属寒,那么天应该用温气来谴告他。如果君主施赏违背节气,赏气属温,那么天应该用寒气来谴告他。上天要改变君主的政治,就该改变他施政时的天气以示谴告,故意使君主能够觉悟,懂得是非。现在天却随着刑气寒、赏气温,来继续散布寒气和温气,这不符合谴告的意图,也不是想叫君主改变政治的适当办法。周太王古公亶父认为王季可以立为君主,所以给他改名叫“历”。历的意思就是“嫡”。太伯明白父亲的用意,就去吴越采药,以避开王季。假使周太王不改王季的名字,还用他的字“季”,太伯怎么会觉悟而避开王季呢？现在君主的刑赏违反了法度,天想要改变他的政治,就该用相反的气来谴告,像周太王改王季的名字那样。如今天却又用同类的气来谴告,那么君主什么时候才能觉悟,看见自己刑赏的错误呢？

弹瑟的人上错了弦,安错了柱,宫、商两个音阶走了调,他的老师知道了,会给他调整弦并移动瑟柱。上天看见了君主刑赏的错误,就像老师看见瑟的弦柱有不对的地方一样。上天却不改变天气的寒温来使君主觉悟,反而增加原来天气的程度来助长他的错误,这就是说天没有心意,是胡乱跟着君主为非作歹的。商纣王是通宵达旦地饮酒,周文王却朝夕告诫:“只有祭祀才能用酒。”齐国人祭祀时很奢侈,而晏子祭祖庙,上供的猪仔,连俎也遮不住。为什么呢？因为对自己反对和痛恨的事,应该有办法来改变它。要是儿子和弟弟傲慢无礼,那么父亲和哥哥就要用谨慎恭敬来教育他们；官吏与百姓横蛮不讲理,地方长官就要用和睦恭顺来教导他们。所以康叔与伯禽不遵循作弟弟与儿子的礼节,拜见周公,下拜和起立都很傲慢,多次拜见多次被打。去见商子,商子叫他们去看乔树和梓树。二人看了乔树和梓树,心中感到有所觉悟,因此懂得了父子、兄弟的礼节。本来周公可以照他们的态度以骄横相待,商子也可以照他们的态度以傲慢相待,然而一定要用鞭子和棍棒打他们,用观看乔树、梓树来教育他们,是希望他二人看见与自己行为不同的事物,通过这些不同而使他们自己觉悟。君主政治上的失误,就像他二人违背礼节一样。天不用恰当的办法告诉君主,让君主觉悟,像让康叔、伯禽二人观看乔树、梓树那样,反而是随着君主刑赏的错误,做出随寒从温的反应,这就是天与君主一起做错事了。天没有起到帮助君主觉悟的作用,而是帮着随寒气从温气,这不是上天的意愿,也不是上天爱护君主降下谴告的适当办法。

凡东西能相克的,必然性质不同；能相辅相成的,必然元气相同。所以离下兑上叫“革”。革,是变更的意思。火与金不同气,所以能够相克。如果都是火,都是金,怎么能相克呢？屈原痛恨楚国政治腐败,所以喜欢作后人称道的“香洁之辞”；屈原与渔父讨论不要跟随世俗,于是陈述了关于沐浴的那番话。大凡要去掉身上沾满猪圈里脏东西的人,有人会教他焚香薰身,有人会叫他背猪掩盖臭味。这二种说法对除掉身上的脏臭,谁对谁不对呢？进行指责又不能改变,是很少有益处的。其实,用随寒从温的办法来指责君主刑赏的错误,能使他改变吗？

西门豹性情急躁,就佩带皮带提醒自己和缓些；董安于行动缓慢,就带着弓弦提醒自己紧张些。二位贤人懂得佩带能改变自己性格的东西,来克服自身的缺点。天是最英明的,君主政治有失误,不用相反的气来谴告使他改变,反而顺随君主的错误,迁就原来的阴阳之气,这就是说,上天的用意不如两位贤人精明了。楚庄王好打猎,樊姬为此不吃鸟兽的肉；秦缪公喜欢无节制的地作乐,华阳后为此不听郑、卫两国的音乐。二位姬妃不满意两位霸主,就违背他们的欲望,不顺从他们的行为。上天指责君主赏罚失时,却顺着君主的错误行为,助长原来的阴阳之气,这大概是说,上天的德行不如妇人贤良了。

所以“谏”这个词,就是阻拦的意思。用善去阻拦恶,一定认为它能制止祸乱。周缪王滥用刑罚,《尚书·吕刑》上说:“要用暴力来对付残暴。”暴力、残暴都不好。拿坏事来对付坏事,祸乱没有比这更厉害的了。如今惩罚与将赏都不符合实际情况,这是坏事。天又用不好的办法来顺应他,这就是说,上天的德行与周缪王相同了。因此用好的去驳斥坏的,用坏人坏事作例,使人畏惧而变好,这是告诫人的道理,是勉励人为善的方法。舜告诫禹说:“不要像丹朱那样狂妄。”周公告诫成王说:“不要像殷纣王那样。”毋,是禁止、不要的意思。丹朱、殷纣王太坏,所以用“毋”来表示禁止学他们。说“毋若”,跟说“必若”,谁恰当呢？所以“毋”、“必”这二个词,圣人分得很清楚。怎么能用错误来谴告错误,顺着别人的过失来增加他的罪过呢？天和人都是同一道理,圣人和天都是同样的德行,但圣贤用好的来反对坏的,而上天却用有害的办法来将就错误,难道这是天人同道,圣人与天合德的证明吗？

汉武帝喜欢神仙,司马相如献上《大人赋》,武帝读了就有飘飘然腾云上天的神气。汉成帝喜欢扩建宫室,杨子云献上《甘泉颂》:描写甘泉宫堪称美妙神奇,说它不是人力能够办到,要鬼神的力量才能建成。皇帝没有察觉其用意,反而做个不停。司马相如的赋,如果直说修仙不会有实际效果,杨子云的颂,要是直说奢侈有害,汉武帝怎么会有飘飘然要上天的神气,汉成帝怎么会执迷不悟呢？然而天用相反的气来谴告君主,反而顺从君主的心意用不对的办法来迎合他的错误,就像司马相如和杨子云二人写的赋、颂那样,使汉武帝和汉成帝两帝执迷不悟。

窦婴和灌夫痛恨当时的风气不正,天天在一起用为人标准来指责那些负恩弃交的人,他俩心里痛恨极了,以往的门客怎么又肯顺从他俩的愿望呢？周太伯教吴人穿衣戴帽,跟顺从吴俗和他们一起光着身子相比,哪个好呢？所以吴人懂得礼义,是周太伯改变了他们风俗的结果。苏武到了匈奴,始终不肯向左边开衣襟；赵他到了南越,就岔开脚坐,梳个椎形发髻。于是汉朝人就称赞苏武,指责赵他。因为赵他的习性,占染了南越的地方风俗,违背了汉朝的穿衣戴帽制度。陆贾去劝说他的时候,穿的是中原服装,行的汉朝礼节,用道理去规劝他,赵他觉悟,就回心转意,归附汉朝。如果陆贾也穿南越人的衣服,说南越人的话,顺从他们的落后风俗,怎么能使赵他觉悟,自动转变而服从汉朝的制度呢？

夏、商、周三代教化互相不同,文与质互相交替,这是因为前代政治上的错误,后代不能回头沿袭的缘故。上天谴告君主的错误,不去纠正他的过失,却沿袭他的错误。要推行谴告的教化,又顺从其阴阳,这怎么行呢？管叔、蔡叔叛乱之前,周公再三告诫教导他们。他用来告诫教导的话,难道是说应当叛乱吗？做人的道理应该是表扬好的,憎恶坏的,对好事加以奖赏,对坏事加以惩罚,天道也应当如此。刑赏不符合事实,是恶行,天又用恶气去顺应它,那么憎恶坏事的原则,又运用在那里了呢？汉朝治窝藏首犯之人的罪。制订不准放跑犯人的法律,是因为痛恨人们跟着作恶并与坏人成群结党。如果人们能捆住犯人送交官吏,离开坏人并不跟他们住在一起,那么“首匿”、“亡从”的法律就会废除。狄牙调味,酸了就拿水加,淡了就用盐放。就跟水火能相克变化一样,所以饭菜不会过咸过淡。如今刑赏违背实际,不用相反的气来改变君主的错误,而是再在寒气中增加寒气,在温气中增加温气,这就像嫌酸而拿盐放,怕淡而用水加一样。像这样说来,谴告的说法,应该怀疑呢,还是一定要相信呢？现在点柴烧釜,火大水就开,火小水就凉。其实,国家的政治就像火,天气的寒温就像釜中水的冷热。只能说君主处理政事赏罚不当,扰乱了阴气与阳气,使得气不调和,怎么能说是天因为君主有错就用寒气和温气来谴告他呢？

儒者的话又说:“君主政治失误,天就显示异常；如果不改,就灾害他的百姓；再不改,就灾害他自身。先显示异常然后降下灾害,是天先教育后惩罚的道理。”我说:这又值得怀疑了。在夏天栽种作物,作物会干枯不能生长；在冬天才收割谷物,谷物会掉在地上无法收藏。从事国家政治与教化,就像栽种作物,收藏谷物一样。只能说由于政治不合时宜,天气和万物出现了灾害；怎么能说天用变异来谴告君主,要是不改正,就用灾害来惩罚他呢？儒者的这个说法,是俗人的言论。炎夏阳气盛烈,阴气触犯阳气,就闪电打雷,击杀人与物。说是天在惩罚暗中犯罪的人,这话表面听来好像是对的,其实不正确。说灾异是为了谴告和惩罚,就像说雷击杀了人是天在惩罚暗中犯罪的人一样,是没有道理的,不正确的说法。

有人说:“谷子云向皇帝上书陈述变异,指明是上天的谴告,要是不改,以后还会再有灾异出现,并表示愿意戴上刑具等待灾异的到来。后来果然还是出现了他说的灾异。如果这灾异不是上天对君主的谴告,为什么还有灾异出现呢？有了谷子云的这个说法,所以后来出现了用来以示告诫君主改正过失的灾异”。

我说:变异本来有征兆,世间万物本来就有始有终。踩着霜就能知道坚厚的冰一定要出现,这是自然的规律。谷子云能看出变异的苗头,知道它以后还会出现,就借变复和说法,来证明自己的话,故意表示愿意戴上刑具来等待变异的出现。这就像齐国晏婴看见水星在房宿与心宿之间,就知道地要动一样。假使谷子云看见水星,那他将又会说天要用水星来谴告政治,如果不改,会有地动的灾变。那么谷子云就会表示愿意戴上刑具等待灾变降临,就像子韦表示愿意伏在皇宫的台阶下等待火星移动位置一样,必然会得到证明,因此谴告的说法就被人相信。把变异说成是上天给予君主谴告,在道理上有什么损害呢？损害了上天的本性,把自然无为的事情转变成了人有意识的活动,所以难以听信。

说天能谴告君主,是要赞美天听觉灵敏,目光锐利。结果反而因为耳聪目明而损伤了天的本性。“怎么会知道他聋了呢？因为他的听觉很灵敏。怎么会知道他瞎了呢？因为他的视觉很灵敏。怎么知道他疯了呢？因为他说话很得当。”你看,说话得当,视觉清楚,听觉灵敏,道家却认为是疯子、瞎子、聋子。现在说天会谴告君主,这等于说天是疯子、瞎子、聋子了!

《周易》上说:“圣人与天地的德行是一致的。”所以太伯说:“天不说话,却在贤者的心中种下了自己的道德。”这样说,圣人的道德,就是天的道德；贤者的话,就是天的话。圣人的指责,贤者的规劝,这就是天的谴告,然而反把灾异说成是谴告,所以这很可疑。

六经文章,圣人的话,动辄就说天,是想教化无道的君主,恐吓愚昧的百姓。他们想说这不仅仅是自己的意思,也是天的意志。等到圣人说起天,还是根据人的心理进行描绘,而不是指上天蓝蓝的天体。那些讲变复的人,看见关于天的胡言乱语,而灾异又不时到来,于是就造出谴告的说法来。

拿现在的事来证明古代的事,用人的事来推知天意。“舜在尧的始祖庙里接受尧的禅让”,而没有说在天接受禅让,因为尧的心能推知天的意思。尧禅让给他,也就是天传位给他,所以百官群臣都拥护舜。舜禅让给禹,禹传位给启,这都是用人心来说明天意。《诗经·大雅·皇矣》里说的上天“眷顾”,《尚书·洪范》里说的上帝“震怒”,这也都是用人心来说明天的意思。周文王、周武王死了,成王幼小,周朝统治还没有巩固,周公摄政,当时难道有上天的教导吗？而是周公推知人心符合天的意志。上天的心意,在圣人的胸中,等到它需要谴告的时候,就由圣人的口表达出来。不相信圣人的话,反而相信灾异之气,要求索上天的意志,那该是多么遥远啊!当今没有圣人,怎么能听到圣人的话呢？贤人的才能跟圣人差不多,也就是次于圣人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