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使用民众，最好是靠仁义，其次靠赏罚。靠仁义如果不足以使民众为之效死，靠赏罚如果不足以使民众去恶从善，像这样却能使用所统治的民众的，古往今来都没有过。民众不是总能使用的，也不总是不能使用的，只有掌握了其规律，才能使用他们。

阖庐用兵不过三万人，吴起用兵不过五万人，万乘大国的兵力比三万、五万还多，如今对外却不能御敌，对内却不能保国，并非那里的民众不可使用，而是统治者没有掌握使用民众的规律。不掌握使用民众的规律，国家即使强大，形势即使有利，士卒即使众多，又有什么益处呢？古代很多人拥有天下，却又丢了天下，就因为所统治的民众不为他所使用。使用民众的理论不可不钻研娴熟。剑不会平白斩断物体，车子不会自己运行，总是有人驱使它们这样做。播种麦子就收获麦子，播种稷就收获稷，人们不会感到奇怪。使用民众也有播种的问题，不考虑所播下的“种子”，却要求民众为自己所使用，没有什么比这更加糊涂的了。在大禹的时代，天下有上万个国家，到了商汤时代，就只有三千多个国家了，到现在所存无几，因为他们都不能使用自己的民众。民众不被使用，在于赏罚不落实。商汤、周武王依靠的是夏朝和商朝的民众，这是因为他们懂得使用民众的方法；管仲、商鞅依靠的是齐国和秦国的民众，这是因为他们也懂得使用民众的方法。民众被使用是有原因的，懂得其中的原因，就没有什么人不可使用。使用民众有纲要，只要把握了纲要，各方面的目就能张开了。治理民众的纲要是什么呢？就是欲求和厌恶。欲求什么、厌恶什么呢？欲求荣誉和利益，厌恶耻辱和祸害。耻辱和祸害是用以实施惩罚的，荣誉和利益是用以实施奖赏的。赏罚都有内在的实质，这样民众就没有不能被使用的了。阖庐曾经在太湖演习试验他的国民，剑架在他们的肩头，血流到地上，几乎都不能阻止他们向前；勾践曾经在寝宫演习试验他的国民，百姓争着赴汤蹈火，死的人有一千多，他立即敲锣收兵，才使他们退下来，这是因为他们的赏罚得当。莫邪利剑不因为勇敢者和怯懦者而改变其性能，但在勇敢的人手里就灵巧，在怯懦的人手里就笨拙，这就在于会不会使用这种宝剑。夙沙部落的民众，自发起来攻击他们的国君，而归顺神农。密须的民众自发起来捆住他们的国君，而投靠文王。商汤、周武王不仅仅能使用自己的民众，还能使用不属于自己的民众。能够役使不属于自己的民众，国家虽小，士卒虽少，功名还是能够建立的。古代有很多由布衣百姓建立的一代王朝，都能正确使用不属于自己的民众。使用他们而不能了解他们的心理，这是不能考察民众的根本欲求。夏、商、周三代的原则没有别的，以守信用为关键。宋国有个驱车赶路的人，他的马不肯前进，他就把马杀了丢到中央鸿水之中，换过一匹马继续驱车赶路，那匹马不肯前进，他又把它杀了丢到鸿水之中，像这样有三次。即使古代造父驭马的威严，也不过如此了。没有掌握造父的驭马方法，而只学到了他威吓马的手段，对驭马是没有什么益处的。一些不贤明的国君，与这有些相似。他们不懂得役使民众的方法，而只是增加威势，威势愈增，民众愈不能被使用。亡国的君主，大多靠增加威势来役使他的民众。威势固然不可没有，但专门依仗它就不足取了。这好比食盐与口味的关系，凡是食盐的使用，总是有所依托的，用得不适当就会败坏所依托的东西，而不能食用。威吓手段也是这样，必须有所依托，然后才能行得通。依托什么呢？依托爱民利民的措施。爱民利民的心理被人理解了，威势就能够通行。威势过重就会使爱民利民的心思熄灭，爱民利民的心思熄灭，而一味地厉行威势，自身就必然遭殃，这就是商朝和夏朝为什么灭亡的原因。国君，是利禄和威势的集中体现者，其地位众人所觊觎，如同驻军于馆舍。处在馆舍受四面环攻的位置，又执掌利禄和威势，不能不对用民这一道理认真考察。不发布禁令，邪恶就自行禁止，要做到这一步，大概只有深刻了解这一道理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