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舒文:展布文辞,承上“永言”、“发言”而言。载实:载其情志,承上“言志”、“为志”而言。
②蔽:当,引申为总结,概括。无邪,即“思无邪”,是《诗经·鲁颂》里的一句,孔子用来概括《诗经》的全部的内容。
《尚书·舜典》中大舜曾说过:“诗是思想感情的表达,歌是把诗的语言音节加以拉长来咏唱的。”有了圣人的议论分析,诗歌的含义已经十分的明白了。所以郑玄的《毛诗序》说,“人蕴藏在内心的思想感情是志,用言语表达出来就是诗。”诗歌创作要通过文辞来表达情志,道理就在这里。“诗”是扶持端正的意思,要端正人的性情;《诗经》三百篇用一句话来概括归结到了“没有邪念”上面,扶持端正的解释是符合这个意义吧。
①云门:即《云门》,黄帝时代的舞曲。
②大唐:即《大唐》,歌名,是对唐尧禅让的颂歌,实际是后人拟作,载入《尚书大传》。
③太康:夏禹的孙子,因荒淫而失国。
④顺美匡恶:将顺其美;将顺是顺着作,指歌颂。匡:正,纠正;即规劝讽刺的意思。
⑤六义:指风、雅、颂三种诗体;赋、比、兴三种作诗的手法。环:围绕,引申为周密。
⑥商:子夏姓卜,名商。赐:子贡姓端木,名赐。
⑦离骚:即《离骚》,这里以其为《楚辞》的代表。
⑧仙诗:《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曾使博士作《仙真人诗》。该诗早失传。
人具有各种各样的感情,它们受到了外界事物的刺激,便产生一定的反应;心有感于外物而发为吟咏,这是自然而然的。从前葛天氏的时代,将《玄鸟》歌配上歌辞;黄帝时的乐章《云门》曲,照理也不会是只供空奏的曲子而没有歌辞的;到唐尧时代有《大唐歌》,虞舜有《南风诗》,看这两首诗歌的文辞,都非常质朴,仅仅是达意罢了。后来夏禹治水成功,各种工作都已经井然有序了,便有了歌颂他的《九德》之歌;夏帝太康道德败坏,他的兄弟五人就作了《五子之歌》来讽刺劝诫他。由此可见,用诗来歌颂功德和讽刺纠正过失,是很早以前就有的作法了。从商代到周代,风、雅、颂各体都已经完备成熟起来,《诗经》的“四始”也开始光彩焕发,《诗》的“六义”也周全而又精深。孔子的学生子夏能够理解“素以为绚兮”的诗句的深意,子贡能够领悟“如琢如磨”的诗句的道理,所以孔子认为他们有了谈论诗歌的资格。后来周王朝的德泽开始衰竭,停止了采集民歌的活动。春秋时代,常常在外交集会的场合,通过朗诵诗歌来表达自己的情感愿望。用朗诵诗歌来互相酬答,既可作为宾主的体面光荣,又可显出自身的文化修养。到战国时代,讽刺楚怀王的《离骚》就产生了。秦始皇虽然毁灭了大量典籍,但他还是叫人写作了《仙真人诗》。
①柏梁:相传汉武帝元封三年,修建柏梁台,召集群臣在台上联句作七言诗,每人一句,句句押韵。诗见《古文苑》卷八。
②属辞:写作。属,连缀。方:常。
③朝章:在朝者的文章。国采:在野者的作品。
④遗翰:遗留下来的作品;翰,笔,指文章作品。
⑤召南行露:即《召南·行露》,《诗经》十五国风之一,其中《行露》的每章是六句,四句是五言。因此诗不全是五言,故称“半章”。
⑥邪径:《汉书·五行志》记载的成帝时的童谣,共六句,全是五言。
⑦体:风格;结体,指《古诗十九首》所构成的风格。散文:指《古诗十九首》行文所表现出来的文采特点;散:分布,书写;文:文采。
⑧冕:皇冠。引申为首屈一指之意。
汉代初期的四言诗,首先有韦孟的作品,他诗里讽谏劝告的意义,是继承了周代作家的传统。汉武帝爱好文学,便出现了柏梁诗。严助、司马相如这些人,他们写作诗歌没有一定的程式。西汉成帝命令刘向对诗歌进行了评论整理,一共得三百余篇,所收集到的都是全国朝野具有文采的代表作品,可以说是相当齐全丰富的了。但是这些作家遗留下来的作品中,却没有看到有五言诗,因此李陵的《与苏武诗》、班婕妤的《怨诗》,难免被后代人怀疑。不过在《诗经》中,《召南·行露》就开始有半章五言;《孟子·离娄篇》里引用的《孺子歌》,就全首诗都是五言了;此外,较远的如晋国优施唱的《暇豫歌》,出现在春秋时期,孩童唱的《邪径谣》,则出现在较近的西汉成帝时期。根据上述诗歌发展的情况足以说明,五言诗很久以前就有了。再说《古诗十九首》写得十分的漂亮雅丽,但是作者不易确定,有人说它是枚乘所作,而《冉冉孤生竹》一诗,又是傅毅的手笔。就这些诗的辞彩特色来推断,大概都是两汉时期的作品吧!从行文风格上看,质朴而不粗野,能婉转地托附事物来表现情思,能够哀感动人的来抒发深切的感情,确实是五言诗中的代表作品啊!至于说张衡的《怨诗》,具有清丽典雅的特点,耐人寻味,他的《仙诗》《缓歌》之类的诗歌,素称有新的声韵。
①王徐应刘:指王粲、徐干、应玚、刘桢,为“建安七子”中四人。
②狎(xiá):游玩戏耍。
③乃:应作“及”。正始:魏废帝齐王曹芳年号(公元(24)0-(24)8年),当时清谈风气开始兴盛,崇尚老庄思想。道:指道家思想。
④何晏:正始时期清谈玄学的领袖,最先写玄言诗。玄学指《易》学和老庄学术,玄言诗即写玄学内容的诗。
⑤嵇:嵇康,正始年间文学家,鲁迅辑其作品为《嵇康集》。峻:高而严。阮:阮籍,正始年间文学家,有《阮步兵集》。他与嵇康齐名,都属“竹林七贤”。
⑥应璩(qú):应玚之弟,三国魏末作家,著有《百一诗》,“百一”即“百虑一失”之意,内容皆是劝诫当政者的。
到了建安初期,五言诗的创作十分地活跃。魏文帝曹丕、陈思王曹植在文坛上大显身手;王粲、徐干、应玚、刘桢等人争先恐后地驱驰。他们的诗歌,都爱好清风明月,戏玩塘池园苑,在诗歌中叙述恩宠荣耀的遭遇,描绘宴会酣乐的场景;慷慨激昂地抒发他们的志气,坦白直率地展现他们的才情。他们在抒发情怀叙述事理时,不追求细密的技巧;在遣辞写景上,只求其明白清楚。这些就是建安文人共同的特点。到正始年间,道家思想玄学的风气兴起,诗歌里也夹杂了这些出世求仙的思想。像何晏等人,作品大都浮泛浅薄。唯有嵇康的情志清高峻拔,阮籍的诗意旨遥远深邃,因此,他们的成就就比同时的诗人要高。至于应璩的《百一诗》能够无所畏惧地讽刺时事,独树一帜,文辞虽然委婉曲折,道理却很正确,这是建安时代的正直遗风。
①缛(rù):繁盛。
②析文:讲究文字的对偶词藻。
③嗤:讥笑、嘲笑。徇务:亲身从事政务。
④袁孙:袁宏、孙绰,均东晋初玄言诗人。已:同“以”。揆:理,此处指玄学。
⑤景纯:郭璞的字,两晋间诗人,著有《游仙诗》,共十四首。
⑥俪(lì):对偶。百字:五言诗,二十句,共一百字,这里指全篇。
⑦穷力:竭力。
晋代的诗人们,诗歌开始走上了浮浅绮丽的创作道路。张、左、潘、陆等人,都在诗坛上并驾齐驱。他们诗歌的文采,比正始时代更加繁缛,但是内容的感染力却比建安时代的柔弱。他们或者以讲究文字的骈偶,词藻的华丽为能事;或者偏重靡丽的笔调来自逞其美:这就是西晋诗坛大概的情况。到了东晋的时代,诗歌的创作便淹没在了清谈老庄玄理的风气之中。玄言诗人们都嗤笑从事政务的志向,而推崇提倡出世忘却世情的清谈。所以袁宏、孙绰以后的诗人,虽然作品各有不同的文采雕饰,但作品的内容都一致趋向于玄学,因此再没有别的诗可以和玄言诗争雄于当时的诗坛了。所以,郭璞的《游仙诗》就成为隽永杰出的作品了。南朝宋初的诗歌,对前代诗风有所继承,也有所变革;清谈老子、庄子学说的风气渐渐告退了,而描绘山水的作品却日益兴盛起来。于是诗人努力地在全诗的骈俪对偶上显示文采,在每一句的独特新奇上竞逞才能;内容方面要求逼真地描绘出景物的形貌,文辞方面要求尽可能的做到新颖。这就是近世诗人们所竞相追求的。
①平子:张衡的字。
②茂先:张华的字。
③太冲:左思的字。公干:刘桢的字。两人都写五言诗,所以说“偏美”。
④思无定位:作家的思想没有一定的标准。
⑤通圆:应作“圆通”,佛教术语,圆性体周遍,通妙用无碍。这里指作家全面精通。
⑥离合:离合诗,即拆字诗,是一种按字的形体结构,用拆字法组成的诗歌。
⑦回文:回文诗。可以颠倒念的一种诗。最著名的回文诗是晋窦滔之妻苏蕙的《回文璇玑图》。
⑧道原:未详。一说即南朝末的贺道庆。
⑨囿(yòu):园林。诗囿:指诗坛。
因此,纵观历代的诗歌,其发展变化的趋势和规律便可以清楚地看到。归纳一下它们相同和相异的特色,就可以看出诗歌创作的纲领和要点了。如说到四言诗的正规体制,那主要是典雅温润;说到五言诗的常见格调,则以清新华丽为宗旨。对于这些不同特点的掌握,就需要诗人根据具体才华来定了。如张衡的诗得到四言诗典雅的格调,嵇康的诗歌具有温润的特点,张华的诗歌凝聚着清新的风格,张协的诗歌发扬了华丽的特色。各方面都兼备的要算曹植和王粲,只偏长于某一方面的就是左思和刘桢。但是诗歌的体裁虽然有一定之数,而人的思想感情却各不相同,作者只能随着个性偏好来进行创作,所以很少能兼备各种体裁的。如果深知其中的难处,那可能写作还比较容易;如果轻率的认为诗歌创作是一件容易的事,那反而会在写作中碰到很大的困难。至于三言诗、六言诗和杂言诗,它们起源于《诗经》;至于离合诗的产生,则萌芽于汉代的图谶纬书里面;“回文诗”的兴起,则是从道原那里开始的;而几人联句共韵的“联句诗”,则是继承了《柏梁台诗》的体裁。这些诗歌的创作,大小不同,逐次有别,但是写作的具体情况和道理是一样的。总之,它们都归属于诗歌的范围,所以这里就不再逐一论述了。
①皇世:太平盛世,上古“三皇”时代。
②政:政教。序:时序,即时代的发展。
总结:
人生来就有情志,
这成为他们咏唱的诗歌的内容。
歌咏开始于“三皇”之世,
它的风格流传到后代那《周南》和《召南》。
它和神理契合一致,
还与政教时代互相渗透。
文采丰富的诗歌越来越繁荣,
千秋万代永远爱好。
从《明诗》至《书记》共二十篇为文体论。这既是各种文体的简史,又是各种文体写作经验的总结。《明诗》主要讲四言诗和五言诗的发展史及其写作特点。
全篇分三部分:一、讲诗的含义及其教育感染作用。二、讲先秦到晋宋的诗歌发展情况。三、总结上述诗歌发展情况,提出四言诗和五言诗的基本特色和历代诗人的不同成就。
在本篇中,刘勰对四言诗和五言诗所总结的特点是:“雅润”、“清丽”,比曹丕、陆机等都有所发展;主张诗歌写作要言志、缘情并重,刘勰通过对诗歌的创作和诗歌理论的追根溯源,看到了诗的“言志”与“缘情”并不矛盾而是一致的。因而他坚持诗歌既要“言志”,又要“缘情”,强调诗歌的艺术感染力,主张诗歌要写得美,不满足于“辞达而已”的古代诗歌。此外,刘勰还强调诗歌的“持人性情”、“顺美匡恶”的教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