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国之存亡有六征：有衰国，有乱国，有亡国，有昌国，有强国，有治国。
所谓乱亡之国者，凶虐残暴不与焉；所谓强治之国者，威力仁义不与焉。君年长，多妾媵，少子孙，疏宗族，衰国也；君宠臣，臣爱君，公法废，私政行，乱国也；国贫小，家富大，君权轻，臣势重，亡国也。凡此三征，不待凶虐残暴而后弱也，虽曰见存，吾必谓之亡者也。内无专宠，外无近习，支庶繁字，长幼不乱，昌国也；农桑以时，仓廪充实，兵甲劲利，封疆修理，强国也；上不胜其下，下不犯其上，上下不相胜犯，故禁令行，人人无私，虽经险易而国不可侵，治国也。凡此三征，不待威力仁义而后强，虽曰见弱，吾必谓之存者也。
治主之兴，必有所先诛。先诛者，非谓盗，非谓奸。此二恶者，一时之大害，非乱政之本也。乱政之本下侵上之权，臣用君之术，心不畏时之禁，行不轨时之法，此大乱之道也。孔丘摄鲁，相七日而诛少正卯。门人进问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先诛，得无失乎？”孔子曰：“居，吾语汝其故。人有恶者五，而窃盗奸私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僻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强记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免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以饰邪荧众，强记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人雄桀也，不可不诛也。是以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正，太公诛华士，管仲诛付里乙，子产诛邓析、史付。此六子者，异世而同心，不可不诛也。《诗》曰：‘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斯足畏也。语曰：‘佞辨可以荧惑鬼神。’曰：‘鬼神聪明正直，孰曰荧惑者？’曰：“鬼神诚不受荧惑，此尤佞辨之巧，靡不入也。
夫佞辨者虽不能荧惑鬼神，荧惑人明矣。探人之心，度人之欲，顺人之嗜好而不敢逆，纳人于邪恶而求其利。人喜闻己之美也，善能扬之；恶闻己之过也，善能饰之。得之于眉睫之间，承之于言行之先。世俗之人，闻誉则悦，闻毁则戚。此众人之大情；有同己则喜，异己则怒，此人之大情。故佞人善为誉者也，善顺从者也。人言是亦是之，人言非亦非之，从人之所爱，随人之所憎。故明君虽能纳正直，未必亲正直；虽能远佞人，未必能疏佞人。故舜、禹者，以能不用佞人，亦未必憎佞人。语曰：‘佞辨惑物，舜、禹不能得憎。’不可不察也。语曰：‘恶紫之夺朱，恶利口之覆邦家。’斯言足畏而终身莫悟，危亡继踵焉。”
《老子》曰：“以政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政者，名法是也。
以名法治国，万物所不能乱。奇者，权术是也。以权术用兵，万物所不能敌。凡能用名法权术而矫抑残暴之情，则己无事焉。己无事则得天下矣。故失治则任法，失法则任兵，以求无事，不以取强。取强，则柔者反能服之。《老子》曰：“民不畏死，如何以死惧之。”凡民之不畏死，由刑罚过。刑罚过，则民不赖其生。
生无所赖，视君之威末如也。刑罚中则民畏死，畏死，由生之可乐也。知生之可乐，故可以死惧之。此人君之所宜执，臣下之所宜慎。
田子读书，曰：“尧时太平。”宋子曰：“圣人之治，以致此乎？”彭蒙在侧，越次答曰：“圣法之治以至此，非圣人之治也。”宋子曰：“圣人与圣法何以异？”彭蒙曰：“子之乱名甚矣。圣人者，自己出也；圣法者，自理出也。理出于己，己非理也；己能出理，理非己也。故圣人之治，独治者也。圣法之治，则无不治矣。此万世之利，惟圣人能该之。”宋子犹惑。质于田子。田子曰：“蒙之言然。”庄里丈人字长子曰“盗”，少子曰“殴”。盗出行，其父在后追，呼之曰“盗，盗”。吏闻因缚之。其父呼“殴”喻吏，遽而声不转，但言“殴，殴”，吏因殴之，几殪。康衢长者字僮曰善搏，字犬曰善噬，宾客不过其门者三年。长者怪而问之，乃实对。于是改之，宾客复往。郑人谓玉未理者为璞，周人谓鼠未腊者为璞，周人怀璞谓郑贾曰：“欲买璞乎？”郑贾曰：“欲之。”出其璞，视之，乃鼠也。因谢不取。田子曰：“人皆自为而不能为人，故君人者之使人，使其自为用，而不使为我用。”魏下先生曰：“善哉田子之言。古者君之使臣，求不私爱于己，求显忠于己。而居官者必能，临阵者必勇。禄赏之所劝，名法之所齐，不出于己心，不利于己身。语曰：‘禄薄者不可与经乱，赏轻者不可与入难。’此处上者所宜慎者也。”
父之于子也，令有必行者，有必不行者。“去贵妻，卖爱妾”，此令必行者也。因曰：“汝无敢恨，汝无敢思。”令必不行者也。故为人上者，必慎所令。
凡人富则不羡爵禄，贫则不畏刑罚。不羡爵禄者，自足于己也；不畏刑罚者，不赖存身也。二者为国之所甚，而不知防之之术，故令不行而禁不止。
若使令不行而禁不止，则无以为治。无以为治，是人君虚临其国，徒君其民，危乱可立而待矣。今使由爵禄而后富，则人必争尽力于其君矣；由刑罚而后贫，则人咸畏罪而从善矣。故古之为国者，无使民自贫富，贫富皆由于君，则君专所制，民知所归矣。
贫则怨人，贱则怨时，而莫有自怨者，此人情之大趣也。然则不可以此是人情之大趣而一概非之，亦有可矜者焉，不可不察也。今能同算钧而彼富我贫，能不怨则美矣，虽怨无所非也；才钧智同而彼贵我贱，能不怨则美矣，虽怨无所非也。其蔽在于不知乘权藉势之异，而惟曰智能之同，是不达之过。虽君子之邮，亦君子之怒也。人贫则怨人，富则骄人。怨人者，苦人之不禄施于己也，起于情所难安而不能安，犹可恕也；骄人者，无所苦而无故骄人，此情所易制而弗能制，弗可恕矣。众人见贫贱则慢而疏之，见富贵则敬而亲之。贫贱者有请赇于己，疏之可也，未必损己而必疏之，以其无益于物之具故也；富贵者有施与于己，亲之可也，未必益己而必亲之，则彼不敢亲我矣。三者独立，无致亲致疏之所，人情终不能不以贫贱富贵易虑，故谓之大惑焉。穷独贫贱，治世之所共矜，乱世之所共侮。治世非为矜穷独贫贱而治，是治之一事也；乱世亦非侮穷独贫贱而乱，亦是乱之一事也。每事治则无乱，乱则无治。视夏商之盛、夏商之衰，则其验也。
贫贱之望富贵甚微，而富贵不能酬其甚微之望。夫富者之所恶，贫者之所美；贵者之所轻，贱者之所荣。然而弗酬，弗与同苦乐故也。虽弗酬之，于物弗伤。今万民之望人君，亦如贫贱之望富贵。其所望者，盖欲料长幼，平赋敛，时其饥寒，省其疾痛，赏罚不滥，使役以时，如此而已，则于人君弗损也。然而弗酬，弗与同劳逸故。故为人君，不可弗与民同劳逸焉。故富贵者可不酬贫贱者，人君不可不酬万民。不酬万民则万民之所不愿戴，所不愿戴则君位替矣。危莫甚焉，祸莫大焉。
仁、义、札、乐、名、法、刑、赏，这八种是五帝、三王治理天下的方法；所以用仁来引导百姓，用义来适应百姓，用礼来督促百姓施
行，用乐来调和百姓的性情．用名来纠正名不符实及名实相脱离的现象，用法来规范百姓的行为，甩刑罚来威慑百姓，用奖赏来勉励百姓。因此，用仁可以广泛地施惠于人，但也能使人产生偏爱之心；用义可以是人确立好的节操与品性，但也能使入产生浮华虚伪之心；用礼可以使人的行为恭敬谨慎．但也能使人产生懒惰怠慢之心；用乐可以调和人们的性情与心志，但也能使人产生淫乱放纵之心；用名可以端正尊卑贵贱的等级地位，但也能使人产生骄傲与篡权之心；用法可以统一众多的分歧，但也能使人产生破坏名分之心；用刑罚可以威慑不肯顺服的人，但也能使人产生欺上凌下之心；用奖赏能勉励忠贞贤能的人，但也能使人产生鄙陋纷争之心。这八种治国手段，对谁都毫无隐瞒，时常存在于人世之间，它并不因为有唐尧、商汤这样的圣君当权而自动显现，也不因为有夏桀、商纣这样的暴君当权而隐匿逃蔽。能够恰当地运用这八种方法，国家就会得到治理；不能恰当地运用这八神方法，国家就会出现混乱。除去这八种治国方法之外．即使有统括天地、驾驭万物的本领，也是治国之外的方法，都不是百姓所需要的东西，圣人都会把它置之一边而不予理睬。
大凡国家的存亡有六种征兆：有衰败之国，有灭亡之国．有昌盛之国，有强大之国，有太平之国，有混乱之国。所谓混乱和灭亡的国家，与统治者的凶残暴虐没有必然的联系；所谓强大和太平的国家，与统治者实行威力和仁义没有必然的联系。君主年岁大，妻妾成群，子孙匮乏，宗族疏远。这是衰败的国家。君主宠信大臣．大臣奉承君主，国家的法律遭到废弃，个人的私欲横行，这是混乱的国家。国家贫穷弱小，个人富足强大，君主的权力太轻。大臣的权势太重，这是灭亡的国家。凡具备这三种征兆的国家，不必等待君主凶恶残暴就会衰弱。尽管这样的国家暂时还存在着，我敢断言它必定会灭亡。宫内没有独宠之人，朝廷没有亲近之臣，子孙繁茂，长幼有序，这是昌盛的国家。农桑不违时令，国库粮食充足，军队强盛，边防巩固，这是强大的国家。在上位的人不敢欺压在下位的人，在下位的人也不敢冒犯在上位的人，上下各不侵犯，所以国家能做到令行禁止，人人都没有私心，国家虽然遭到危险，但也不能受到侵犯，这是太平的国家。凡具备这三种征兆的国家．不必依靠威力仁义也会强盛。尽管这样的国家目前还比较软弱。我敢断言它必定会长久存在下去。
治理国家的君主在施政开始时，必定要先诛杀一些人。先诛杀的这些人，不是盗贼，也不是奸诈之人，这两种罪恶之人，尽管是国家一时的大祸害，却不是造成国家混乱的根本原因。造成国家混乱的根本原因，是在下位的人侵夺在上位人的权力，臣子窃用君主的统治手段。内心不畏惧当时的禁令，行为不遵守当时的法规，这才是造成国家混乱的祸根。
孔子代理鲁国相国职务，七天后便诛杀了少正卯。孔子的弟子进门问孔子说：“少正卯是鲁国很有名望的人．先生执政后首先就诛杀了他，恐怕有些失当吧?”孔子说：“坐下来，我告诉你们这里面的原因。人有五种罪恶，不包括盗窃奸私之类。一是通晓事理但居心险恶，二是行为怪僻而本性固执，三是言辞虚伪而善于诡辩。四是记忆力极强且广闻博见，五是顺应错误并从中得到好处。这五种罪恶，只要有人犯了其中一项，都不免遭到君子的诛杀。而少正卯却兼有这五种罪恶，所以他能在自己周围聚集成群的门徒，言谈话语足以掩饰邪恶、蛊惑民众．良好的记忆力足以能标新立异。他是小人中最为突出的一个，不可不诛杀。因此．商汤诛杀尹谐。周文王诛杀潘正，姜太公诛杀华士，管仲诛杀付星乙，子产诛杀邓析、史付。这六个人虽然处在不同时代，但思想却是一致的，所以不能不诛杀他们。《诗经》说。‘心中忧愁呀．这些小人实在可恶。“小入成群。这足以使人畏惧害怕。”
俗话说：“巧辩可以迷惑鬼神。”有人问：“鬼神耳聪目明，正直无私，谁能迷惑住鬼神呢?”回答说：鬼神确实是不能受到迷惑的，这不过是强调巧辩的迷惑作用，达到了没有人不被迷惑的程度。那么善于巧辩的人。虽然不能迷惑鬼神，似能迷惑一些人确是非常明显的。他们探究人们的心理。揣度人们的欲望，顺应人们的爱好而不敢违背，把人们引向邪恶的深渊．以便求取个人的私利。人们都喜欢听别人赞美自己好。并喜欢向别人宣扬；都讨厌听别人说自已的过错．并善于掩盖修饰自己。而巧辩之人能从人们眼神的细微变化中探知人们的心意．能在人们的言行之前对人进行谄媚奉承。
世上的一般人，听到别人赞誉自已就高兴。听到别人批评自己就悲伤．这是多数人的常情。别人的意见与自己相同就高兴．别人的意见与自己相异就恼怒．这也是一般人的常情。所以奸邪之人都善于说别人的好话。都善于顺从别人。别人说正确．他也说正确；别人说错误，他也说错误。顺应别人的爱好。随和别人的憎恶。所以贤明的君主虽然能接纳正直无私的人，但不一定内心亲近正值无私的人；虽然能不用奸邪之人．但不一定内心疏远奸邪之人。因此，即使像虞舜、夏禹这样贤明的君主。也只能做到不用奸邪之人，却不一定做到憎恶奸邪之人。俗话说：“巧辩能够迷惑众人。虞舜、夏禹却不能憎恶奸邪之人。”对此不能不认真加以考察。
俗语说：“最可恶的是紫色夺去了大红色的光彩，最憎恶的是花言巧语颠覆了国家。”这话足以使人感到可怕．然而有的人一辈子都认识不到这一点，国家的危难灭亡就会接踵而来。
老子说：“用清明的政治治理国家，用权变的奇术指挥打仗，用不搅扰人民的作法夺取天下。”所谓清明的政治，就是指确定名分和实行法治。用名分和法制治理国家，万事万物就不会发生混乱。所谓权变的奇术，就是随机应变的战术。用随机应变的战术指挥打仗，任何敌人都无法抵御。如果能用名分、法制、权术来纠正、抑制人们的残暴心理，那么在人民之中就不会发生什么坏事。人民之中不会发生坏事，那么就能取得天下。国家得不到治理就使用法制，法制不灵就采用武力。虽可求得国家无事．但不能用来征服逞强之人。如果能征服了逞强之人，那么软弱之人反而能够制服逞强之人。”
老子说：“老百姓不害怕死亡．怎么能用死亡来威胁他们?”大凡老百姓不害怕死，是因为刑罚用得太滥。刑罚用得太滥，那么老百姓的生存就没有保障。老百姓的生存没有保障，就会把君主的权威看作像草芥一样。如果刑罚适当，老百姓就会怕死。老百姓怕死，是因为老百姓知道活着是件快乐的事。老百姓知道活着是件快乐的事，君主就可以用刑罚处死来恐吓他们。这是君主应当掌握的治国方法，也是臣子应该慎重对待的大事。
田骈读着书，说：“唐尧时代真是太平盛世。”宋钘说：“圣人治理国家。都能达到这样的程度吗?”彭蒙在一旁抢着回答说：“这是圣法治理国家的结果．并不是圣人治理的结果。”宋钘说：“圣人与圣法治理国家有什么区别?”彭蒙说：“先生把名搞得太混乱啦。圣人是从个人的角度着眼，圣法是从事理的角度着眼。‘事理虽然出自个人之手．但个人之见并小等于事理；个人之见尽管能反映出事理．但事理并不等于个人之见。所以，圣人治理国家。是个人独自治理国家；用圣法治理国家，那么国家没有不被治理好的。这对万事万物都有利的圣法，只有圣人才能制定它，完善它。”宋钘听后仍然迷惑不解．就质问田骈。田骈说：”彭蒙说得很对。”
有个乡村的老人．给大儿子起名叫盗，给小儿子起名叫殴。一天盗出门远行。他父亲在后面追着喊他：“盗!盗!”官吏听到后，就把盗给捆绑起来。他父亲让小儿子殴来向官吏解释清楚，但着急之中说话不会表达．直叫“殴”、“殴”。宙吏因此就打起名叫殴的人，几乎把他打死。
康衢有个年长的人．给他的仆人起名叫善搏，给他的狗起名叫善噬．结果宾客有三年不敢到他家登门拜访。长者觉得很奇怪，便询问周围的人，周围的人就把实情诉了他。他便把仆人和狗都改了名字，宾客又与他恢复了往来。
郑国人把没有雕琢加工的玉叫作璞，周地人把没有晒干的老鼠叫作璞。一次周地人怀里揣着朱晒干的老鼠，对郑国商人说：“想买璞吗?”郑国商人说：“想买。”周地人拿出璞让郑国商人看，原来是未晒干的老鼠。郑国商人便道歉说不想买啦。
田子说：“现在人们做事情都是为了自己，而不能为了别人。所以君主在使用人方面，要使他们懂得是为自己做事情，而不使他们只晓得为我所用。”稷下先生说：“田子说的话太好了。古代君主使用大臣，不要求他们只偏爱君主。也不要求他们明显地忠于君主，这样做官的人一定会尽职尽能，在军队中打仗的人一定会勇敢作战。这是因为俸禄和奖赏在勉励他们，名分和法制在监督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出于个人的私心，也不是专门对自己有利。俗话说：给的俸碌太微薄就不可能与臣下共同治理混乱，给的奖赏太少就不可能与臣下共赴危难。这是处在上位的人所应当慎重对待的大事”
父亲对儿子下的命令，_有些一定要施行．有些一定不能施行。休去贵妻，卖掉爱妾，这样的命令儿子一定要遵从。由此再命令说：你心里不能有怨恨之情，不能有思念之情，这样的命令一定不能遵从。所以作为上层的统治者，一定要慎重对待自己所颁布的命令。
大凡人们富裕了就不会羡慕官爵、俸禄，贫穷了就不会畏惧刑罚。不羡慕官爵、俸禄的人．是因为自已已经有了足够的钱财；不畏惧刑罚的人，是因为他们没有依赖保存自身的基本生活条件。这两种人都会给国家造成极夫的危害，由于不知道防范这两种人的方法，所以有令不行。有禁不止，那么君主就没有办法治理国家。君主如果没法治理国家．那么君主的统治地位就是虚假的，驾驭臣民也是徒有虚名，圈家的危难与混乱就会马上降临。现在让人们追求爵位俸禄然后才能富裕，那么人们一定会争着为君主竭尽效力；人们由于犯罪受到删罚而后贫穷，那么人们都会畏惧犯罪而改恶从善。所以古代治理国家的君主，不让人民自然而然地贫穷与富足。人民的贫穷与富足部m都由骨主赐给，那么君主就会了独自肾掌握国家大权，人民就会知道如何归顺君主了。
人贫穷了就埋怨别人，卑贱了就抱怨时世，却没有人埋怨自己的．这是人之常情。然而不能认为这是人之常情，便一概加以否定。它也有可以同情的地方，不可不加以审察。现在有两个人能力相同，计谋均等。却造成你富裕我贫穷的结果，这样能做到不抱怨固然很好，即使抱怨也无可厚非。两个人才华均等，智力差不多，却造成你尊贾贵我卑贱的结果。这样能做到不抱怨固然很好，即使抱怨也无可厚非。这样做的弊病在于不知道利用机遇和形势的发展变化，而只强调两个人的智力、才能相同的因素，这是不通晓事理的过失，这虽然是君子的过错．也会得到君子的宽恕。
人贫穷_了就抱怨别人．富裕了就高傲自大。抱怨别人的人，总是苦恼圳别人不把俸禄钱财施舍给自己，这种怨恨之情产生于他们的生活处境确实难于安定而事实上也不能安定的状况，这还是可以宽恕的。骄傲自满的人，没有任何痛苦却无缘无故的高傲自大，这种情绪是很容易控制却不去控制，这是不能宽恕的。
多数人见到贫穷卑贱的人，就容易怠慢并疏远他们；见到富裕尊贵的人．就容易尊敬并亲近他们。贫穷卑贱的人有求于自己，而疏远他们可以理解；虽然他们不一定损害自己，而却要疏远他们，是因为他们对自已没有任何好处的缘故。富裕尊贵的人对自己有施舍，而亲近他们是可以理解的；富裕尊贵之人对自己不一定有益处却要去亲近他们，那是为让人们不敢轻视自己。我与富贵之人和贫贱之人三者各自独立，本来没有亲近、疏远的理由。但人情终究不能不以别人的贫贱富贵来确定自己的亲疏态度，所以这实在是世人的一大迷惑呀。
穷困、贫贱的人。在国家得到治理的时候，人们都同情怜悯他们；在国家遭到混乱的时候．人们都欺凌他们。治理国家并非是为了可怜穷困、贫贱的人才治理国家，而是说同情穷困、贫贱的人只是治理国家的一个方面。国家遭受混乱也并非是因为欺凌穷困、贫贱的人才混乱，而它也是造成国家混乱的一个方面。大凡每件事治理好了就不混乱，混乱就是没有治理好，只要看一下夏朝、商朝的昌盛与衰败的事实，就得到了验征。
贫穷卑贱的人对富裕尊贵者期望非常微小，但富裕尊贵者都不能满足他们很微小的期望。富裕人所厌恶的，正好是贫穷人所赞美的；尊贵之人所轻视的，正好是卑贱之人所引以为荣的。然而富贵之人不能满足贫贱之人的澈小期望，根本原因是富贵之人不愿意与贫贱之人同甘共苦的缘故。虽然富裕之人不能满足贫贱之人的微小期望，但对富贵之人并没有什么伤害。如今老百姓对君主的期望，也同贫贱之人对富贵之人的即望一样。老百姓所期望的无非是养老哺幼，均平赋税，遇到饥饿寒冷时，减少苦难和病痛，奖赏和惩罚都适当．按时服劳役，仅仅如此罢了，满足百姓的这点期望对君主并没有什么损害。然而君主都不答应。这是因为君主不愿与百姓同劳共逸的缘故。所以作君主不愿与百姓同劳共逸。因此，寓贵之人可以不满足贫贱之人的期望，但君主则不能不满足百姓的期掣。不满足百姓的期望，那么百姓就不会拥护爱戴君主。如果百姓不拥护爱戴君主．那么君主的地位就该更替了。危难就加重了，祸患就更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