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聂文蔚 聂文蔚(公元1487--1563年)，即聂豹，字文蔚，号双江。江西永丰人。官至兵部尚书，太子少傅。1545年，被捕入狱。出狱即居家十年，后被起用为平阳知府，修兵练卒，整顿地方军务，颇有政绩。其学主张“归寂”之说，并在入狱后三年，著成《困辨录》一书，在“心即理”的基础上，提出了“归寂”说，表现出不同于王学的思想特色。但他对王阳明却极为崇拜，王阳明在浙江时曾与之相见，王死后，聂立位北面再拜，始称门生。参见《明儒学案》卷十七。
春季，有劳您自远方绕道光临寒舍，又不知疲倦地问辩求证，此等真情，我岂敢担当？本来，我与几位朋友相约，找一个安静之所，住上十天半月，探讨一下我的现点，以便在彼此切磋中有所裨益。然而，您因公务在身，不能久留，分别后，我郁郁寡欢，若有所失。忽然之间收到您的来信，前后数千言，读后甚感欣慰。信中对我的过奖之处，不过是您对我的鼓励提携之情。其中的规劝砥砺，真切感人，是想促进我入圣贤之列。另外，又拜托崇一，让他转达您的殷切关怀，若不是交往亲密，爱心深厚，又怎能如此？我既感激又愧疚，担心辜负您对我的一片心意。即便这样，我又岂敢不鞭策勉励自己，而只在那里感愧谦让呢？您认为“子思、孟子、周敦颐和二程，他们无意于在千年之后遇到知音，与其让天下人都相信，倒不如让一个人真相信。道依然存在，学问也依然存在，全天下人都去信奉它不为多，一个人真信它也不为少。”这固然是君子“不见是而无闷”之心，但世上浅薄鄙陋之人又怎能明白这一点呢？而在我而言，其中有许多不得已而为之的现象，并不是斤斤计较于别人是否信奉它。
百川源流虽有不同，但都归于大海，大海并不以“我”为大；百家从事的事业不同， 而都以治世为要， 治世并非都是图谋称王称霸； 《诗》、《春秋》的创作虽不同时，但都是在衰世中创作出来的，它的创作并没有考虑后世人奉其为经典。事物的效果并不一定与动机相符，是非曲直还得历史作评论。
人即天地之心。天地万物与我原本是一体。平民百姓遭受的困苦荼毒，又有哪一件不是自己的切肤之痛？不知道自身的疼痛，是没有是非之心的人。人的是非之心，根本不须考虑就能知道，根本不须学习就能具备，这就是所谓的良知。良知存在于人心之内，没有圣贤和愚笨的区别，古今天下都是一样的。世上的君子，只要一心致其良知，就自然能辨别是非，具有共同的好善厌恶之心。待人若待己，爱国如爱家，从而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若能如此，想让国家治理不好也办不到。古人看到善就象自己做了好事；看到恶就象自己做了坏事；把百姓的饥饿困苦看成是自己的饥饿困苦；只要有一个人没有安顿好，就觉得是自己把他推进了阴沟。这样做，并不是想以此来获得天下人的信任，而是一心致其良知以求自己心安罢了。尧、舜、禹、汤等圣人，他们说的话百姓们没有不信任的，这是因为，他们所说的也只是推致了自己的良知；他们做的事百姓们没有不喜欢的，这是因为，他们所作的也只是推致了自己的良知。因此，他们的百姓和乐而满意，即便被处死也没有怨恨之心，百姓们获得利益，圣人不引以为功。把这些推广到蛮夷地区，凡是有血气的人无不孝敬自己的父母，因为他们的良知是相同的。哎！圣人治理天下，是何等的简单易行！
一天，田子作完功课后对同学说：“尧时天下太平。”宋子说：“圣人的治理，是否就是为了达到天下太平？”彭蒙在一旁抢着说：“这是圣法的治理，不是圣人的治理。”宋子问：“圣人与圣法有什么区别？”彭蒙说：“圣人的治理，只能治理一代，而圣法的治理，则是无往不治。这是惠及万代的事，也只有圣人才能做到。”可见，圣人之所以成为圣，是因为他得了圣法的缘故。
时光流逝。后来，良知的学问不再光明，天下之人，各用自己的私心巧智彼此倾轧。所以，人们各具自己的打算，于是，那些偏僻浅陋的见解，阴险诡诈的手数不计其数。一部分人以仁义为招牌，在暗处干着自私自利的事。他们用狡辨来迎合世俗，用虚伪来沽名钓誉，掠他人之美来作为自己的长处，攻击别人的隐私来显示自己的正派。因为怨恨而压倒别人，还要说成是追求正义；阴谋陷害，还要说成是嫉恶如仇；妒忌贤能，还自认为是主持公道；恣纵情欲，还自认为是爱憎分明。人与人之间彼此蹂躏，互相迫害，即使是骨肉之亲，互相也不能没有争强好胜的心思，彼此间隔膜丛生。更何况对于广大的天下，众多的百姓，纷繁的事物，又怎么能把它们看作是与我一体呢？如此，天下动荡不安，战乱频频而没有止境，因而也就见惯而不怪了。
善于治国的人，政令明确，所以不需要施用智谋和计术；朴实忠厚的人，不善于机巧和权变，他们在道德准则面前就感到畏惧；奸诈虚伪的人，善于伪装自己却不能保护自己，最终总是逃不脱法律的制裁。所以，尧舜时只需要把道德摆在第一位，如今不得不把法律摆在前面。
托上天的洪福，我在偶然间发现了良知学说，认为只有致良知后天下才能得到治理，从而清明太平。所以，每当想到百姓的困苦，我就十分沉痛，于是，我不顾自己是个不肖无才之人，希望用良知来挽救百姓，拯治天下，也是不自量力。天下人看到我这样，于是都来讥讽、诽谤我，说我是丧心病狂的人。哎，这还有什么可顾虑的？我正有着切肤的疼痛，又哪有空闲对别人的讥讽斤斤计较呢？如果有人看到他的父子兄弟坠入深渊，一定会大喊大叫，不顾弃鞋丢帽，奋不顾身地下去解救他。士人们看到这种情况，则在一旁作揖打恭，谈笑风生，认为这个人丢弃衣帽、大喊大叫，一定是个精神失常的心。看到有人落水，依然在那里礼让谈笑而不去救落水之人，这只有没有亲戚骨肉之情的山野之人才这样做。但是，孟子已说过：“无恻隐之心，非人矣。”如果是有父子兄弟爱心的人看见了，一定会痛心疾首，奔走呼号，竭尽全力，乃至爬着也要去解救他们。此时，他将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哪还有精力去在乎被讥笑为精神失常呢？又岂会去期望别人的信或不信呢？唉！如今虽有人认为我是精神失常的人，也无关紧要了。天下人的心，都是我的心。天下的人中也有精神失常的，我又怎么不能精神失常呢？天下也有心理变态的人，我又怎么不能心理变态呢？
王阳明创立心学体系后，并没有立即为朝廷所推崇，也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朱学的官学地位，相反被程朱的信徒指斥为“伪学”、“异端”，王阳明甚至被诬为“病狂丧心之人”。为了免遭压制和打击，以求心学的倡扬，1514年王阳明转任南京鸿胪寺卿后，汇集有关朱熹论心性修养的34封书信编成《朱子晚年定论》，阐发前人提出过的朱、陆“早异晚同”之说，试图以此弥合朱、陆的差异。而这种“朱陆差异”说，无论在论证的方法还是在内容上都有较多的差误，时人即有指出者。但明中叶后，随着心学的繁盛，此论却影响极大。
春秋末年，孔子积极推行他的政治主张，其时，社会上人有的数落他阿谀奉承，有的讥讽他花言巧语，有的诽谤他不是圣贤，有的诋毁他不懂礼节，有的侮辱他是东家的孔丘，有的因妒忌而败坏他的名声，有的憎恨他而要他的命，即使当时象晨门、荷蒉这样的贤明之士，也说他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鄙哉，硁硁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他的弟子子路虽学有所成，尚且还不能对孔子完全相信，孔子去见南子，他表示极大的不满。孔子的“先正名”竟被子路说成是迂腐。可见，当时不相信孔子的人何止十分之二、三呢？但是，孔子依然汲汲遑遑，仿佛在路上寻找失踪的儿子，成天四处奔波，坐不暖席，这样做难道是为了别人能了解、相信自己吗？究其原因是因为他有天地万物一体的仁爱之心，深感病痛紧迫，即使不想管也身不由己。因此他说：“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欲洁其身而乱大伦”，“果哉！末之难矣！”哎！若非真诚地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人，又有谁能理解孔子的心情呢？世上如许“遁世无闷”、“乐天知命”的人，自然可以“无入而不自得”和“道并行而不相悖”了！
孔子在政治上失官后便开始周游列国，前后十四年奔波于中原各国之间，企图实现他的政治抱负，但最终仍怀才不遇。回鲁后他把余年之力集中于教学和整理古代典籍上。孔子一生，道路坎坷，惶惶然奔走列国而得不到重用。但他并不悲观，始终怀有一种积极进取、乐观向上的精神。他勤学不辍，诲人不倦，对社会事务怀有极大的热情和责任感。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鄙人无才，岂敢以孔圣人的道作为己任。仅是我心中也稍稍知晓身上的病疾，所以才徘徊不前，四处张望，希望寻找到一个能帮助我的人，和我并肩设法消除我的病疾。如今，若能有志向道合的杰出人才来扶持匡正我，共同使良知之学光大于天下，让全天下的人都懂得致其良知，藉以彼此帮助、启发，剔除自私自利的毛病，将谗言、嫉妒、好胜、忿恨等恶习荡涤干净，以实现天下大同。如此，我的精神失常将会即刻痊愈，再也不会有心理变态的反常现象了。岂不快哉？哎呀！现在在天下真要寻觅志同道合的杰出人才，除了您我又寄希望于谁呢？您的才能和志向，足以能够拯救天下受难的劳苦大众。如今，既然明白一切皆在我心，不必向外索求，根据这个并加以发展，就如同江河决口入注大海，还有什么能抵御呢？正如您所言，即使一个人真信奉也不少，为倡明良知学，您又能辞让给天下的哪一个人呢？
古代圣人，所以不畏艰难和曲折，苦苦上下求索，正是为了教化于世，拯救于民。为天下人的忧虑而忧虑，是个人的快乐；为天下人谋求福利的辛苦，是个人的幸运。在圣人的心目中，只计算运气的周转规律，不计算命的坎坷得失。
会稽素有山清水秀之美称。深林长谷，比目皆是。春夏秋冬，气候适宜。安居饱食，幽静无声，良朋聚集，讲明道义，这是多么的逍遥自在！天地之间还有比此更让人感到高兴的吗？孔子说：“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我和数位同志，正想按照孔子的话去做，又哪有空余时间去向外寻求呢？唯独这切肤之痛，却不能无动于衷，所以写了上面的一番话。咳嗽又加上暑热，对写信我心灰意懒。您派人远来，逗留月余，临行执笔，不觉间写了这些。毕竟我们相知甚深，虽谈了这么多，仍觉言不尽兴。
孔子说过：“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生难得一知音，酒逢知已千杯少。阳明先生即使身有小恙，仍与朋友作长篇笔谈，且言犹未尽，意兴盎然。古来学者的心境都是如此光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