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修易录 黄修易,字勉叔。余者不详。
黄修易(字勉叔)问:“心无恶念时,这个心就空空荡荡,是不是再需要存养一个善念?” 先生说:“既然除掉了恶念,就是善念,也就恢复了心的本体。例如,阳光被乌云遮挡,当乌云散出后,阳光又会重现。若恶念已经除掉,而又去存养一个善念,这岂不是在阳光下又添一盏明灯。”
明代自正德、嘉靖以后,阳明心学兴起,天下风靡,程朱之学趋于衰微。到明神宗万历年间,在思想学术领域内,阳明之学空谈心性的弊端日益暴露,尤其是一些王学末流之士利用王阳明“四句教”之首句“无善无恶是心之体”的理论,谈说玄。而一些有识之士,则“志在世道”,崇为实学,“力阐性善之旨”。于是,双方发生了一场“道性善”与心体为“无善无恶”说的公开辩论。
有人问:“近来用功,也颇感妄念不会再滋生。然而,内心深处却一团漆黑,不知如何才能让它光明?” 先生说:“开始用功时,心里怎么会立即光明?例如,奔流着的污水刚置入缸中,开始即使静止不动,是昏浊的。只有经过长时间的澄清,水中的渣滓才会沉淀,又会成为清水。你只要在良知上用功,良知经过长时间的存养,心中的黑暗自会光明。如今若要它立刻见效,只不过是揠苗助长,不能看成是功夫。”
王阳明在贵阳时提出了“无事时存养”的主张,其目的是用以加强内心修养而体认天理和良知。主张通过“静坐思虑”,在无事时将好名、好色、好货等私欲杂念,逐渐地克服掉,使心恢复到如水如镜、洁净晶莹的本体。
先生说:“我教导人致良知,需要在格物上用功,它是有根基的学问。一天比一天有所进步,越长时间就越觉得精明。朱熹教人到每件事物上去寻求探讨,那是没有根基的学问。人年轻的时候,虽然还能修饰表面,即使有闪失也看不出,到老年时精力衰竭,最终会支撑不住。例如,把一株无根的树移栽到水边,短时间内树虽生气勃勃,但时间一久,自然会枯萎而死。”
阳明先生的“致良知”实际上是一种修养,这种修养终身专一于治一本,而不是就事论事的遇一标治一标。终身于治本(致良知)。如常青之树,而遇一标治一标(格物),就象无根之树。这个比喻可说是恰当不过的。
有人就《论语》中的“志于道章”请教于先生。 先生说:“关于志道这句话,它包含了以下好几句的功夫,不能仅停留上志道上。例如建房屋这件事,它的‘志于道’,就是一定要挑好地方,用好材料,将房子建成功;‘据于德’,就是把房子建成有地方居住;‘依于仁’,就是长期居住在这房子里,不再离去;‘游于艺’,就是把房子加以装饰美化。艺,就是理的最恰当处。比如诵诗、读书、弹琴、射击之类,都是为了调习这个心,使它能够纯熟于道。若不‘志于道’而去‘游于艺’,如同一个糊涂小伙,不先去建造房屋,只顾去买画张挂,装点门面,不知他究竟要把画挂在什么地方?”
《论语•述而》中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所谓“道”,即指普遍原则,抽象的道理。讲“志于道”就是要把认识道作为自己的志向,然后以道德作为根基,以仁为行动的准则,再博学群艺而达到理想的境界。
有人问:“读书就是为了修养我的心,从而它是必不可缺的。然而在读书时,又有科举的思虑产生,这种情况怎样才能避免出现呢?” 先生说:“只要良知真切,即便是为了科举考试,也不会成为心的负担。就是有了负担,也容易发觉并得以克制。例如读书时,良知清楚强记的心不对,就克去它;良知清楚求速的心不对,就克去它;良知清楚有好胜的心不对,就克去它。如此一来,总是成天与圣贤的心彼此印证,就是一个纯乎天理的心。无论如何读书,也只是修养此心罢了,怎么会有负担呢?”
在王阳明看来,修养就是“致良知”,“致良知”贯穿于人的活动之中。为人处事是“致良知”,学习是“致良知”,连科举应试时也是“致良知”,事务虽有万千之繁复,“致良知”却只有明明白白,实实在在的一个。所以,修养是人生活动的主宰,而不是负担。
有人问:“先生,承蒙您启发,无奈我资质低下,的确很难除去这一负担。我曾听说,人的穷困和通达都是由命运安排。天资聪颖的人,对科举等事情大概会不屑一顾。但是我被声名利禄缠绕,心甘情愿为科举而读书,我只能独自苦恼,想摒除这个念头,又被父母双亲管制,不能抛弃,到底该怎么办?” 先生说:“把这类事情归罪于父母的,天下并不少见。说到底,还是他自己没有志向。志向坚定了,在良知的主宰下,千事万事也只是一件事。读书作文,怎么会成为人的负担呢?人还是被自己的那个计较得失的心给困扰了啊!”因而,先生感慨地说:“良知的学问不明,在这里不知道耽搁了多少英雄好汉!”
古往今来,人们对于科举仕途的认知历来有两种态度:一种人视仕途为前途,终生的志向和希望皆在此一举;另一种人却视仕途为畏途,对求学致仕不屑一顾。然而,在圣人眼里,仕途也罢,不仕也罢,心中有良知主宰,不以仕官为荣,不以不仕为辱,坦坦荡荡,心无困扰。只是难为普通人所能理解而已。而普通人正是落在“仕”与“不仕”的泥潭中不可自拔。
有人问:“告子所讲的‘生之谓性’,我认为说得十分正确,但是,孟子为什么要反对呢?” 先生说:“性固然是与生俱来的,但告子只是把它看成性,不懂得其中还有一个主宰处。若明白了还有一个主宰处,他的话也还是正确的。孟子也说:‘形色,天性也。’这也是针对气说的。”先生又说:“一个人胡言乱语,肆意恣情,都说这是根据我的心性而做的,这就是所谓的‘生之谓性’。但这样会犯错误。如果知道有一个主宰处,自我良知上说出来,做下去,自然就会正确。然而,良知也只是我这嘴里说,这身体行,怎能离开气,另外有一个东西去说、去做呢?因此程颐说:‘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气亦即性,性亦即气,但是,唯有认准主宰处才是正确的。”
自古至今的宇宙中“无非一气而已”,气是运动的,其形态有往来、阖辟、升降。万物的变化和人类社会的成败得失、兴衰治乱,都是气的运动的结果。国有国运,人有命运,而运在气中,无气则不能运。气从性生,无性则气不生。气显现于形色,实则是心性中气的使然。
先生又说:“各位做功夫时,千万不要助长它。上等智慧的人很少,学者没有超入圣人的道理。一起一伏,一进一退,这是做功夫的秩序。不可因为我从前用了功夫,而到现在这功夫不管用了,我还勉强装出一个没有破绽的样子,这就是助长,这种做法,连从前的那点功夫也给遗弃了。这可不是小小的错误。这就好比一个人走路,不小心跌了一跤,站起来就走,不要假装一副没有跌倒的模样来欺骗人。各位只要经常怀着一个‘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的心,根据这良知耐心地做下去,不在乎别人的嘲笑、诽谤、称誉、侮辱,任他功夫有进有退,我只要这致良知没有片刻停息,时间久了,自会感到有力,也自然不会被外面的任何事情所动摇。”先生又说:“人若实实在在地用功,不论别人如何诽谤和侮辱,依然会处处受益,处处都能培养道理。若不用功,别人的诽谤和侮辱就会有如魔鬼,最终会被它累垮。”
君子容易接近,而不容易亵狎;容易恐惧,而不容易胁迫;与人交往,亲近而不合污;与人交谈,论辩而不争讼。形貌上,平平常常;心地里坦坦荡荡。《诗经》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是说站在左的一方,君子感觉适宜;站在右的一方,君子也能善自独处。
有一天,先生去禹穴游览观光,他看着田间的禾苗说:“仅几天工夫,禾苗又长高了。” 在一旁的范兆期说:“这是因为它有根。做学问如果自己能种根,就不用担心它不进步。” 先生说:“哪一个人没有根,良知就是天生的灵根,自然会生生不息。只因为被私欲拖累,把这灵根残害蒙蔽了,使它不能正常地生长发育。”
《论语•子张》中引用子夏的话说:“广泛的学习知识而且志向纯实,提问题切合实际而且能联系自己的思想,仁德就在其中了。”这里所说的“仁德”就是“良知”,就是人的根,知识的根,也是事业成就的“根”。
有位朋友经常因为生气而指责别人。先生告诫他说:“学习应该返身自省。如果只去指责别人,就只能看到别人的错误,就不会看到自己的缺点。若能返身自省,才能看到自己有许多不足之处,哪还有时间去指责别人?舜之所以能感化象的傲慢,最主要的就是舜不去看象的不是。如果舜坚决要去纠正象的奸恶,只会看到象的不是,而象又是一个傲慢的人,肯定不会认错,舜又岂能感化他?” 这位朋友听了这番话,甚感惭愧。 先生说:“从今以后,你只要不去议论别人的是非,大凡要责备别人的时候,就把它当作自己的一大私欲加以克治才行。” 先生说:“朋友在一起辩论,即便有浅近粗疏的地方,你如果想因而显才扬己,都是毛病在发作。只有对症下药才行,不能因此而怀有轻视别人的心。不然,就不是君子与人为善的心了。”
自己做出昏乱的事情,却憎恨别人的责备;作尽丑恶的事情,却希望别人称道;把正经当作笑柄,把忠诚当成贼寇,这些都不是君子应有的行为。君子尊崇师长,亲近朋友;时时痛恨自己心中的贼寇(邪念),从不议论、轻视他人的弱点。
有人问:“关于《周易》的解释,朱熹侧重卜筮,程颐侧重明理。二者哪个正确呢?” 先生说:“卜筮就是理,理也是卜筮,天下的理还有大于卜筮的吗?只因后世之人把卜筮仅看成占卦了,所以认为卜筮是雕虫小技。却不知现在师友间的问答,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之类,均为卜筮。占筮只不过是为了决断疑惑,使我的心变得神明罢了。《易》是向天请教,当人有疑而自信心不足时,所以用《易》来向天询问。人心依然有所偏私,唯有天不客虚伪。”
古人每办一件事,总要先去求龟占卜,其最初的目的就是为了确立一个共识,一种公理,就象做买卖的凭借于秤而求得公平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