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爱录 徐爱(公元1488--1518年)，字曰仁，号横山。浙江余杭人，王阳明的妹夫，也是阳明先生的第一位学生。曾任南京工部郎中。王阳明痛惜其英年早逝，曾叹曰：“曰仁殁，吾道益孤，至望原静者(陆澄)不浅。”参看《明儒学案》卷十一。

先生对于《大学》中有关“格物”的各种说法，均以旧本，亦即前贤所说的误本为标准。我刚听说甚觉意外，继而产生怀疑，最后，我殚精竭思，互相对照分析，就正于先生。方始发现，先生的主张犹如水性冰冷、火热炎热一样，即是百世之后的圣人也不会产生疑问。先生天资聪颖，然和蔼可亲，为人坦诚，平素不修边幅。早年，先生性格豪迈洒脱，曾热衷于赋诗作文，并广泛深入研究佛道两家的经典之作。所以，时人初听他的主张，认为是异端邪说，不予深究。但是他们不知道，在贬居贵州龙场的三年中，先生处困养静，惟精惟一的功夫，已入圣贤之列，达到炉火纯青之境界。我时刻受先生之教诲，觉得他的学说，刚接触似乎很容易，深入研究就觉得愈发崇高；初看好象很粗疏，仔细钻研就觉得愈发精细；刚接近仿佛很浅显，深入探求就觉得没有穷尽。十几年来，我竟连它的轮廓都未看到。但是，今天的学者，有的虽与先生才一面之缘，有的只闻其名，有的怀着蔑视、恼怒的心倩，就想在立谈之间，依据传说，浮想联翩，如此何能彻底深谙先生的学说呢？跟从先生的人士，听着先生不倦的教诲，常常得一而遗二，如同相马时只注意马的牝牡黑黄，而忽略了能否驰骋千里的特性。因此，我谨把平时所听到的全部记录下来，给诸位同志奉上，以便考核校正，不负先生教育之恩。 晚生徐爱序

此段为全文之开篇，首先介绍先生之概貌。阳明先生乃古代先儒群体中之一员，亦为代表性人物，创良知之说，开心学之河，打破了宋以来程朱理学一统儒学之局面。其先生之形象、特性与先哲先贤们一样，既有其共性，亦有其个性。先生天资聪慧，是为共性，但却和悦坦诚、不修边幅，亦共性，亦个性，大凡先圣先哲们，其心地祥和，举止随和，处事顺其自然；先生年轻时豪迈不羁，又曾广博于诗文，深研习佛教和道教的典籍，同样既共性，亦个性，孔子十岁即立志于学，阳明先生年轻的豪迈亦是一种鸿鹄之志向……总之，阳明先生是古代一位既有学术成就，又有君子之德的大儒、醇儒。

徐爱问：“《大学》首章的‘在亲民’，朱熹认为应作‘新民’，第二章的‘作新民’的文句，好象可作为他的凭证。先生认为应按旧本作‘亲民’，难道也有什么根据吗？” 先生说：“‘作新民’的‘新’，是自新的意思，和‘在新民’的‘新’不同，‘作新民’怎可作为‘在新民’的凭证呢？‘作’与‘亲’相对，但非作‘新’解。后面说的‘治国平天下’，都没有‘新’的意思。比如：‘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这些都含有‘亲’的意思。‘亲民’犹如《孟子》中的‘亲亲仁民’，亲近就是仁爱。百姓不能彼此亲近，虞舜就任命契作司徒，尽心竭力地推行伦理教化，籍此加深他们的感情。《尧典》中的‘克明峻德’即是‘明明德’，‘以亲九族’到‘平章’、‘协和’即是‘亲民’，也就是‘明明德于天下’。再如孔老夫子的‘修己以安百姓’，‘修己’即是‘明明德’，‘安百姓’就是‘亲民’。说‘亲民’，就包涵了教化养育等意思，说‘新民’就失之于正道了。”

孔子的仁学与孟子的仁致，其核心都是“爱人”、“亲民”。对他人之爱即为仁，包涵了义、智、礼、信；对民众之亲即为仁政，包涵了教化养育之意。阳明先生的见解显然更合于孔、孟首倡“仁”爱之心曲，辨朱熹之“新”，正先圣之“亲”，功益于后生。

徐爱问道：“《大学》之中‘知止而后有定’，朱熹认为是指事事物物都有定理，它好象与您的看法不一致。”先生答说：“到具体事物中寻求至善，如此就把义看成是外在的了。至善是心的本体，只要‘明明德’，并达到惟精惟一的程度就是至善。当然了，至善并未与具体事物相脱离。《大学章句》中所谓的‘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 徐爱又问：“至善只从心中寻求，大概不能穷尽天下所有的事理。”先生说道：“心即理。天下难道有心外之事、心外之下时吗？”

在很长一段时期里，阳明先生始终困惑在朱子学说的辨思中，在他37岁那年，终于有所开悟，开创出超越朱学的阳明心学。阳明心学的核心即：“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 “心即理”即是指心方是“理”的主宰，舍此心外，没有“理”之存在。换言之，无论如何“格物”，其重点都应摆在心上，而不在事事物物上。先生教人处事待物，必先明其理，顺其道，善其德，正其心，心正则事公也。

徐爱说：“就象侍父的孝、事君的忠、交友的信、治理百姓的仁爱，其间有许多道理存在，恐怕也不能不去考察。” 先生感叹地说：“世人被这种现点蒙蔽很久了，不是一两句话就能使人们清醒的。现仅就你的问题来谈一谈。比如侍父，不是从父亲那里求得孝的道理；事君，不是人君主那里求得忠的道理；交友、治理百姓，不是从朋友和百姓那里求得信和仁的道理。孝、忠、信、仁在各自心中。心即理。没有被私欲迷惑的心，就是天理，不用到心外强加一点一滴。用这颗最热的心，表现在侍父上就是孝，表现在事君上就是忠，表现在交友和治理百姓上就是信和仁。只在自己心中下功夫去私欲、存天理就行了。”

这里并非专议忠、孝，而是以忠、孝为例阐明“心即是理”的道理。仅仅是为了尽忠孝之义务而侍亲、事君，不过外在的于事事物物上“格物”；唯有那种出自内心的忠孝才是自然的，心性本有的，才是真实的，难能可贵的，俗话“天理良心”即在此也。

徐爱说：“听了先生这番话，我觉得获益匪浅。但旧说依然萦绕心中，还不能完全摆脱。例如侍父，那些嘘寒问暖、早晚请安的细节，不也需要讲求吗？” 先生说：“怎能不讲求？但要分清主次，在自己心中去私欲、存天理的前提下去讲求。象寒冬保暖，也只是要尽己之孝心，不得有丝毫私欲夹杂其间；炎夏避暑，也只是要尽己之孝心，不得有丝毫私欲夹杂其间。唯求己心。如果己心没有私欲，天理至纯，是颗诚恳孝敬父母的心，冬天自然会想到为父母防寒，会主动去掌握保暖的技巧；夏天自然会想到为父母消暑，会主动去掌握消暑的技巧。防寒消暑正是孝心的表现，但这颗孝心必是至诚至敬的。拿一棵树来说，树根就是那颗诚恳孝敬的心，枝叶就是尽孝的许多细节。树，它必须先有根，尔后才有枝叶。并非先找了枝叶，然后去种根。《礼记》上说：‘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必须有深爱之心作为根本，便自然会这样了。”

从事事物物去追求的孝心，是无根之本，难以保持长久，时间长了便会枝枯叶败，使人见之心冷、木然，毫无一点生气。真正的孝心发自心性的本源，根深则叶茂，叶茂则色荣，四季长青，地久天长，给人以春天般的温暖，夏天般的火热，即使寒冬季节，亦有那“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的浓浓诗意。

郑朝朔问道：“至善也必须从事物上索取吗？”先生说：“己心纯为天理就是至善，它怎样从事物上获取？你不妨举出几个例子。” 郑朝朔于是说：“就象孝敬父母，怎样才能保暖避暑，怎样才能奉养正恰，该讲求适当才是至善。基于此，方有了学问思辨的功夫。” 先生说：“假若孝敬父母只讲求保暖避暑和奉养正恰，只须一两天时间就可讲清楚，何来学问思辨的功夫？保暖避暑、侍奉父母双亲时只要求己心纯为天理，这样如果没有学问思辨的功夫，就会差之毫厘而失之千里了。因此，即便是圣贤，也要再加“惟精惟一”的训示。倘若认为把那些礼节讲求得适宜了就是至善，那么，现在的演员在戏中恰当地表演了许多侍奉父母的礼节，他们也就可称为至善了。” 徐爱在这一天中又有所收获。

《孝经•庶人章》中说：“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意思是说，根据大自然运动的规律，举事顺时；根据土地的不同特点种植不同的作物，因地制宜。行为谨慎恭敬，节约用度，来赡养自己的父母双亲。这里说的“天之道”亦即阳明先生的“天理”。己心纯则天理伸，天理伸则至善。善与美，忠与孝皆莫向外求，唯从心纯中来。

徐爱由于未理解先生“知行合一”的主张，与宗贤和惟贤再三讨论，没有收到很好的效果。于是请教于先生。 先生说：“不妨举个例子来说明。” 徐爱说：“现在，世人都明知对父母应该孝顺，对兄长应该尊敬，但往往不能孝，不能敬，可见知与行分明是两码事。” 先生说：“这是被私欲迷惑了，再不是知与行的原意了。没有知而不行的事。知而不行，就是没有真正明白。圣贤教与知和行，正是要恢复原本的知与行，并非随便地告诉怎样去知与行便了事。所以，《大学》用‘如好好色’，‘如恶恶臭’来启示人们，什么是真正的知与行。见好色是知，喜好色是行。在见到好色时就马上喜好它了，不是在见了好色之后才起一个心去喜好。闻到恶臭是知，讨厌恶臭是行。闻到恶臭时就开始讨厌了，不是在闻到恶臭之后才起一个心去讨厌。一个人如果鼻塞，就是发现恶臭在跟前，鼻子没有闻到，根本不会特别讨厌了。亦因他未曾知臭。又如，我们讲某人知孝晓悌，绝对是他已经做到了孝悌，才能称他知孝晓悌。不是他只知说些孝悌之类的话，就可以称他为知孝晓悌了。再如知痛，绝对是他自己痛了，才知痛。知寒，绝对是自己觉得寒冷。知饥，绝对是自己肚子饥饿了。知与行怎能分开？这就是知与行的原意，不曾被人的私欲迷惑。圣贤教人，一定是这样才可以称作知。不然，只是未曾知晓。这是多么紧切实际的工夫啊！今天，世人非要把知行说成是两回事，是何居心？我要把知行说成是一回事，是何居心？倘若不懂得我立言的主旨，只顾说一回事两回事，又管什么用呢？”

“知行合一”正是阳明先生心学的哲学命题之一，其涵义深邃自不必说。此段中先生为解学生之疑惑，举出两例：“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人之五官对外界之事物有好、恶之辨，乃人之属性，是知的载体，无可指责，然而，辨知后即有行，如贪恋“好色”，厌弃“恶臭”的杂念、邪念乃至行为都是人之恶习、劣行的根源。这里说明了“知”唯其一，“行”有善恶之别，君子欲修其德，必须“知行合一”，言行一致。

徐爱说：“上古之人把知行分开来讲，亦是让人有所区分，一方面做知的功夫，另一方面做行的功夫，如此功夫方有着落。” 先生说：“这样做就抛弃了古人的意旨了。我以前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的初始，行是知的结果。如果深谙知行之理，若说知，行已自在其中了；若说行，知也自在其中了。古人之所以知行并提，只因世上有一种人，只顾稀里糊涂地随意去干，根本不思考琢磨，完全肆意妄为，因此必须说一个知，他才能行得端正。还有一种人，海阔天空漫无边际地思考，根本不愿切实力行，只是无端空想，所以说一个行，他方能知得真切。这正是古人为了救弊补偏，不得已而使之对策。假若明了这一点，一句话足够。现今的人非要把知行分为两件事去做，认为是先知然后行。因此，我就先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功夫，等知得真切，再去做行的功夫。所以，终生不得行者，必定终生不得知。这不是简单的事情，此种错误认识为时很久了。现在我说的知行事一，正是要对症下药，并非我凭空捏造。知行本体原本如此。现在如果知晓我立论的主旨，即使把知行分开说也无关紧要，其实仍是一体。如果不晓我立论的主旨，即使说知行合一，又有何作用？那只是聊聊天而已。”

阳明先生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意思是说，知是行的开端，行则为知的完成，二者互为始末，因此行一件事之前，必先有知，行者必以知为前提。再浅显些说，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各种食物的味道，除非以自己的舌头去品尝，以自己的心体去体会，否则无法知道它的真味。事同此理，没有亲身的经历，也无法体悟其中顺、逆的切实情境。

徐爱问：“昨天闻听先生‘止至善’的教导，我感到功夫有了着力处。但是，我始终觉得您的见解和朱熹对格物的阐述无法达到一致。” 先生说：“‘格物’正是‘止至善’的功夫。既然明白‘至善’，也就明白了‘格物’。”

何谓“至善”？不但没有恶，连善也没有，唯有事物的本源，自然之本体便是“至善”。明白了“至善”，那么为何在“格物”上下功夫，也就自然明白了。这段简约的教诲是教人们不要拘泥于一事一物，事事物物都要顺其自然之规律，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是过，过分的修饰是偏，二者都不能“至善”。

徐爱问：“昨天我将先生关于‘止至善’的教导深入到‘格物’的解说，仿佛也略有所悟。然而，朱熹的解释，在《尚书》的‘精一’，《论语》的‘博的’，《孟子》的‘尽心知性’都可找到依据，所以我仍不能获知。” 先生说：“卜商笃信圣贤，曾参反躬自省。虽然笃信圣贤也正确，但是，不如反躬自省来得真实。你现在既然不能明白，怎么能承袭旧说而不去寻求确切的结合呢？譬如朱熹十分尊敬信赖程子，若碰到不明之处，又何曾随便轻信呢？‘精一’、‘博约’、‘尽心’等，与我的见解本来是等同的，只是你没有仔细深入思考罢了。朱熹对‘格物’的阐释，不免穿凿附会，并非《大学》之本旨。精为一的功夫，博为约的功夫。既然明白知行合一的主张，此处只须一句话就能清楚明了。‘尽心知性知天’是‘生知安行’者的事情；‘存心养性事天’是‘学知利行’者的事情；‘夭寿不二，修身以俟’是‘困知勉行’者的事情。朱熹对‘格物’错误地理解，只是由于他将这个意思颠倒了，认为‘尽心知性’是‘格物知至’，要求初学者去为‘生知安行’的事情，如何能为之？”

“精是一的功夫”，这个“一”就是正、是中，是“至善”，没有善与恶的分别，只有自然的本体。俊美和丑陋本是自然的本性，只是在人的邪念中分别出贪恋和厌恶，要“至善”归本，就必须在“存心养性”上下真功夫。

徐爱问：“‘尽心知性’怎能说是‘生知安行’呢？” 先生说：“性是心的本体，天是性的根源。尽心也就是尽性。《中庸》上面说：‘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知天地之化育。’‘存心’就是没有尽心。‘知天’的知犹如知州、知县的‘知’，是自己应该做的，是天人合一。‘事天’犹如子侍父、臣事君一样，务必毕恭毕敬地侍奉方可无闪失。此时，还是与天相对为二，这就是圣与贤的区别所在。至于‘夭寿不二’，它是教育人们一心向善，不能因环境优劣或寿命长短而把为善的心改变了。只去修身等待命运安排，认识到人的困厄通达长寿短命是命中注定，我也不因此而心动。‘事天’，虽与天相对为二，但已看见天正在眼前。‘俟命’，就是不曾见面，在这里等待，这就是初学的人树立志向的开端，有一迎难而上、惕砺自强的精神。而朱熹则与此相背，因此使学习的人无从着手。”

“性是心之体，天是性之原(源)。尽心即是尽性。”这是阳明先生对“心本论”的自我诠释，这种心本论，继承了先秦思、孟学派的“尽心知性知天”、唐代禅宗的“以心法起灭天地”和南宋陆九渊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较系统的理论观点，并将这些观点上升到心与物、心与理的关系这一哲学基本问题的高度，作出了详尽的哲学论述和阐释。

徐爱说：“昨天闻听先生的教导，我也隐约觉得功夫理当如此。现在听了先生这些具体的解释，疑虑全消。昨天清早我这样想，‘格物’的‘物’，也就是‘事’，都是依心而说的。” 先生说：“说得好。身的主宰就是心，心之触发就是意，意的本源就是知，意之所在就是物。譬如，意在侍亲上，那么侍亲就是一物；意在事君上，那么事君就是一物；意在仁民、爱物上，那么仁民、爱物就是一物；意在视、听、言、动上，那么视、听、言、动就是一物。因此我认为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中庸》上说‘不诚无物’，《大学》中的‘明明德’的功夫只是一个诚意，诚意的功夫，只是一个格物。” 先生接着说：“‘格物’的‘格’有如孟子所谓的‘大人格君心’的‘格’，它是指去除人心的歪斜，保全本体的纯正。并且，在意念中就要去除歪斜以保纯正，亦即无时无处不是存天理，也就是穷理。‘天理’即‘明德’，‘穷理’即‘明明德’。” 先生又说：“知是心的本源，心自然能知。看见父母自然知道孝顺，看见兄长自然知道恭敬，看见小孩落井自然有同情之心。这就是良知，不必向外求取。如果良知显露，又无私欲迷惑，正是《孟子•尽心上》所谓‘充其恻隐之心，而仁不可胜用矣。’但是，对于平常人而言，不可能没有私欲迷惑，因此，必定用‘致知’‘格物’的功夫，从而战胜私欲恢复天理。如此，人心的良知就再无迷惑，能够彻底显露，这就是致良知。能致其知定可诚其意。”

中国佛教《六祖坛经》中有这样一段精辟的譬喻：“世人白色身是城，眼耳鼻舌是门。外有五门，内有意门。心是地，性是王；王居心地上。性在王在，性去王无。性在身心存，性去身心坏。” 阳明先生在这里也说：“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知之所在便是物。”虽不能断言王阳明是在倡扬佛家之理，但他的认识能与被称为“经”的宏论谐同，即可见其思想之成熟。他的用心显然是用此比喻，教学生仿效先圣的思想，必须从自心中返观得自性圣哲，不随境，不攀缘，使五官出五门而于诸外境不染不著，当下即是“良知”。

徐爱问：“先生说‘博文’为‘约礼’之功夫，我思虑再三始不能解，请您不吝赐教。” 先生说：“‘礼’即‘理’。‘理’显示可见的为‘文’，‘文’隐蔽不能见的为‘理’，原本是一物。‘约礼’仅要己心完全是一个天理。要己心纯为天理，务须在‘理’的显示处苦下功夫。譬如，理在侍亲时显现，心即在侍亲上存此天理；理在身临富贵贫贱时显现，心即在身临富贵贫贱上存此天理；理在身处患难困厄中显现，心即在身处患难困厄上存此天理。无论行止语默，时时如此，理显现在什么地方，就在那上面学一个存天理。这就是从文中博学，亦为约礼的功夫。‘博文’即‘惟精’，‘约礼’即‘惟一’。”

关于“理”的说法，儒家众说纷纭：朱熹说“太极只是一个理字”，《太檄图说述解》的作者曹端称太极为“理之别名”，他们把理和太极同视为绝对本体。朱熹认为太极含动静之理，是动静的根本，太极流行于气才显出动静，而不是“太极便会动静”，这样便将动静与太极、理与气看作“决非二物”。王阳明对“理”的体悟更深了一层，而其诠释又更浅显，他说：“‘理’之发见可见者谓之‘文’，‘文’之隐微不可见者谓之‘理’，只是一物。”也就是说：隐微于内的是“理”，显现于外的是“文”，二者互为表里，实质原为一体，并无二致。

徐爱问：“《朱熹章句•序》中‘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从先生对精一的解释来看，此话似乎不妥当。” 先生说：“正是的。心亦一个心。没有夹杂人为因素的称道心，夹杂人为因素的称人心。人心若能守正即为道心，道心无能守正即为人心，非人生来就有两颗心。程子认为人心即私欲，道心即天理，如此好象把道心人心分离开来，但意思正确。而朱熹认为以道心为主，人心听从于道心，如此真正把一颗心分为两颗心了。天理、私欲不能共存，怎么会有以天理为主要，私欲又听从于天理的呢？”

阳明先生在这里明确地肯定心只有一个，心即是理，离开了天理即非良心(道心)。此段既承前段之意，亦可理解说：心本为一体，但隐微于内的是本体，显现于外的则是形体，本体亦自然之常理(道心)，天亦不变，理亦不变，心之本体亦不变；但形体显于外，染于色，杂于物，混于浊，于是，便有了各种搀杂，有了种种变异。就象一颗钻石沾上了污泥，去除污泥之前，被弃为废物，涤除了污泥，依然还是钻石。俗话说的“浪子回头是个宝”，正是这个道理。

徐爱请先生比较一下文中子王通和韩愈。先生说：“韩愈是文人中的英材，王通是一位贤能大儒。后世之人仅凭文章尊崇韩愈，其实，相比之下，韩愈比王通差得多。” 徐爱问道：“为什么王通有模拟经书的错误？”先生说：“模拟经书是非对错不能一概而论。你姑且讲讲后世儒学人士编著的目的与模拟经书有何分别？”徐爱说：“后世儒者的编著不是没有求名之意，但明道是最终目的。而模拟经书完全是为了求名。”先生说：“以编著明道，仿效的又是什么呢？”徐爱说：“孔子以删述六经的途径来明道。”先生说：“既然如此，模拟经书不就是仿效孔子吗？”徐爱说：“编著须对道有所发明阐释， 模拟经书仿佛只是仿照经书的形式， 大概于道无补。”

此段只是对韩愈和王通作了一个评判，并未说明什么大道理。但仔细推敲，这段文字其实是个承上启下的过渡段。上文说了“心即是理”，理明则心正，那么如何才能明这个“理”(道)呢？于是，便引出了下文。

先生说：“你所谓的明道，是指返朴归真，使道在平常生活中落实呢？还是指华而不实，借此哗众取宠呢？天下纷乱，主要是因为重虚文、轻实行。天下之道倘若光明，如此也就无所谓删述六经。孔子对六经的删述是万般无奈之下才为之。自从伏羲画卦，到文公、周公，其中论《易》的如《连山》、《归藏》等著述纷纭繁复，种类数不胜数，《易》道因此乱作一团。孔子发现天下一天天盛行文饰之风，认为如此延伸只会目无纲纪，所以效法文王、周公关于《易》的论述，觉着只有他们的主张才把握了《易》的宗旨。于是众多观点被废弃，天下论《易》始归一统。《诗》、《书》、《礼》、《乐》、《春秋》无不如此。《尚书》自《典》、《谟》之后，《诗经》自《周南》、《召南》之后，如《九丘》、《八索》，许多淫邪妖冶之句，达成百上千篇。《礼》、《乐》的名物度数不计其数， 孔子均作了删削述正， 自此其他说法才终止。在 《书》、 《诗》、《礼》、《乐》之中，孔子不曾增添一句话。现今《礼记》中的解释之词，大多是后世儒生附会而成，不再是孔子的原本了。以《春秋》来说，虽称是孔子之作，但都是在鲁史之旧文上笔削而成。所谓‘笔’，亦即照抄原文；所谓‘削’，亦即删减繁复，这样只少而不会多。孔子传述六经，担忧繁文扰乱天下，虽想简略却不能彻底做到。他要求人们不要死扣经典中的字句，应当追求经典的本质。他并非要用文辞来教化天下。《春秋》之后，繁文日益盛行，天下一团漆黑。秦始皇因焚书而得罪天下，由于他是出自私心，更不该焚毁六经。秦始皇当时若志在明道，把那些背经叛道的书全拿来烧掉，就会正合孔子删述的本意。从秦汉以来，著述之风愈刮愈烈，要想彻底废止根本不可能了。只得效仿孔子的作法，对那些和经书道理接近的加以表扬，那些荒诞无稽之论，也就慢慢消失了。我不明白文中子王通当初模拟经书是何意图，但我极力赞成。我认为，圣人即便再复出，也是不会否认这种观点的。天下之所以混乱不堪，只因为写文章的多，实干的少。人们各抒己见，争奇斗异，喧嚣于世，这只会混淆人们的视听，蒙弊世人的耳目，使他们只去争相修饰文辞，力追声名，而不再懂得还有崇尚真实、返朴归淳的切行。这些都是著书立说的人所导致的。”

此段紧接上文中对王、韩二人的评判，进一步阐明“理”是心之本体，“文”是显现于外的形体，用文辞教化天下，必然使人舍本逐末，忘却天理，失去本心而扰乱天下。所以，阳明先生反复强调要务本尚实，反朴还淳，崇尚先圣经典的宗旨，将“理”落实到日常生活中去。

徐爱说：“有些时候，著述是不能缺少的。比如《春秋》这本书，如果没有《左传》作解，人们大概也是难以读懂的。” 先生说：“《春秋》必须有《左传》才能明白，这样，《春秋》不就成为歇后谜语了。圣人作如此艰深隐晦的文章，又何苦来哉？《左传》大多是《鲁史》的原文，如果《春秋》要凭借《左传》才可读懂，那么，孔子删削它，又有何必要呢？”

此段亦即承上启下的过渡段，师生间讨论孔子儒学的传承。平常的谈话，细想必有深意。

徐爱说：“程颐先生也认为‘《传》是案，《经》是断。’比如，《春秋》上记载弑某君、伐某国，如果不知道事情的原委，大概也难以作出确切的判断。” 先生说：“程颐先生这一句话，差不多也是承袭后世儒生的说法，没有理解圣人作经的本意。比如写‘弑君’，弑君是罪过，为什么还要问弑君的经过呢？讨伐的命令该天子发布，写‘代国’，就是说讨伐某国便是罪过，为什么还要问伐国的经过呢？圣人传述六经，只是端正人心，只是存天理、去人欲。对于这些事情，孔子曾经就说过。孔子常依据人们的问题，对各自的程度与性质作不同的回答。他也不愿多讲，只怕人们在语言上挑剔，所以他才说：‘予欲无言’。如果是些灭天理纵人欲的事，又怎能详细作解呢？详细地告诉人们等于是助纣为虐呀！因此《孟子•梁惠王上》讲道：‘仲尼之门，无道桓文之事者，是烈后世无传焉。’这就是孔门家法。世俗的儒者只讲霸道的学问，因而他们要精通许多阴谋诡计。这完全是一种功利心态，与圣人作经的宗旨南辕北辙，他们怎么想得通呢？”因此先生感叹地说：“如果不是诚达天德之人，我很难与他谈论这个问题！”他接着说：“孔子曾说：‘吾犹及史之阙文也。’孟子也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孔子删除《尚书》，即使是尧、舜、禹这四五百年间的历史，也仅存数篇。除此之外，难道再没有值得称道的事吗？虽传述的仅有几篇，但圣人的意图再明了不过了。圣人仅是剔除繁文，后儒则要雪上添霜。”

此段仍是继续阐述务本尚实、反朴还淳。不过，这里面又深涵着先生的独特见解，他认为：“圣人达六经，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欲。”圣人是诚达天德的人，他们著述的六经，是为了教化民众，淳朴人心，反归天理的。孔子删略“六经”，也是防止后人只注意一些细微末节，而忽视了禹、汤、文王三代治理天下的根本。

徐爱说：“圣人著经，仅为了去人欲，存天理。春秋五霸之后的事，圣人不肯把详情告诉人们，确实如此。那么，尧舜之前的事，为什么统统省略，丝毫不可得见？” 先生说：“伏羲、黄帝时代，历史久远而不详尽，流传下来的自然很少。这也是可以想象的，其时民风淳朴，重文彩的现象一无所有。这就是上古社会，非后世所能比拟。”

古人的著述不重文彩，留传下来的文字，可谓字字千钧，千古不朽，哪一个字不是一篇文章？哪句话不涵藏着深邃的哲理？因此，我们今天领略古人的经典，切切要务本当实，认真深究先圣们的淳朴。

徐爱说：“《三坟》之类的书，也有流传下来的，为什么孔子也要删除它？” 先生说：“就是有流传下来的，也因人世的变化而跟不上时代的步伐。风气更加开化，文彩日愈讲究，到了周末，想再恢复夏、商的习俗，已不可能，唐虞时的习俗就提也不要提了，更何况是还早的伏羲、黄帝时的习俗？各朝代治世的表现不同，但遵循的仍是一个道。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周文王、周武王的治世方法正是尧、舜的道，然而都依各时情况而行，他们各自的政令制度互不相同。因此，就是夏、商的政措在周代实施，亦有不适宜之处。所以，周公里想并采禹、汤、文王的举措，碰到不合适的地方，还需夜以继日地深入研究。更何况远古的治世方法，又怎能重新施行？这正是圣人删略的原因。” 先生接着说：“但求无为而治，不能像禹、汤、文王那样依据时代的具体情况而进行治理，去非要实行远古的风俗，这是佛教、老庄的主张。根据时代的变化对社会进行治理，却不能像禹、汤、文王那样一切均以道为根本，而是根据功利行事，这正是五霸以后治世的情形。后世许多儒生翻来复去地讲说，都只讲了一个霸术。” 先生又说：“尧、舜之前的治世方法，后世不可能恢复，可以把它删除。夏、商、周三代之后的治世方法，后世不可仿效，可以把它删除。只有三代的治世方法可以实行。然而，世上议论三代的人，却不了解三代治理天下的根本，仅注意到一些细枝末节。所以，三代治理天下的方法也不能恢复了。”

夏商的衰败，是不变法而灭亡的；禹、汤、武三代的兴起，是不互相因循而称王的。因此圣人执政，法律与时代一起变动，礼制与习俗一起变化。 从上古至今，朝代更替，时代日新，社会制度也随之变换，但中华传统文化却代代相传，弘扬光大。一个国家的传统文化则是民族之魂，是世代不变的“理”。

徐爱说：“先儒讨论六经，认为《春秋》是史。而史书只记载历史事件，这恐怕与五经的体例和宗旨稍有不同。” 先生说：“从记事方面讲叫‘史’，从论道方面讲叫‘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是经，五经亦为史。《易》是伏羲的历史，《尚书》是尧舜之后的历史，《礼》、《乐》是三代的历史。它们的事是相同的，所讲的道也相同，什么地方有不同呢？” 先生接着说：“五经也只是史。史就是辨明善恶以示训戒。善可以用来教化，因而特别保存善的事迹让人仿效。恶能够让人引以为戒，所以保存一些戒条而省去事情发展经过，以杜绝奸邪。”

中华民族的历史是一部人类文明史。其文化之灿烂，如日如月；其著述之丰富，如烟如海。粗计文集，当不下千余万卷之多。在王阳明看来，历代的史书与先儒的经典著述，只是体例上各具心裁的区别，而纵深发掘书中内涵，不难发现：先圣、先哲们的恢宏思路皆是一致的。中华上下五千年，炎黄子孙们正是沿着这条大思路走过来的。

徐爱问：“保存善的事迹让后人仿效，亦是保存天理的原本面目。省略恶事的经过以杜绝奸邪，亦是为了将私欲抑制在即将萌芽的状态吗？”先生答道：“圣人著经，确实含有这种意思。但是也不必局限于文句。” 徐爱听了，又问：“恶可以引以为戒，保留戒条而省去事情经过以杜绝奸邪。然而，在《诗经》中为什么不将‘郑风’和‘卫风’省略呢？先儒认为是‘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这种理解正确吗？” 先生说：“现存的《诗经》不再是孔子所修订的原貌了。孔子说：‘放郑声，郑声淫。’又说：‘恶郑声之乱雅乐也’，‘郑卫之声，亡国之音也。’这就是孔门家法。孔子修订的《诗经》三百篇，都是雅乐。不仅可以在拜祭天地和祖先时演奏，还可以在乡村郊庙中演奏，并且有助于陶冶性情，涵养德操，移风易俗，怎么会有‘郑风’和‘卫风’之类的诗呢？这种诗是助淫导奸呀！‘郑风’‘卫风’肯定是秦始皇焚书之后，世俗儒生为凑齐三百篇的数目而硬套上去的。而淫邪之辞，民间有许多人喜欢传播，现在街头巷尾并不少见。朱熹所谓的‘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正是欲解释而又不能解释，反替邪恶而辨解。”

在这里，王阳明在与学生讨论《诗经》时，坦率地向学生表白了自己的观点，这些独特的见解对后世研究先儒经典提供了参考。

徐爱因为受到旧的学说影响，刚闻听先生的教诲，实在诧异，觉得无从下手。听的时间一长，渐渐知道躬身践行，然后方信，先生的学问确是孔门真传。除此而外皆为歪门邪道，异端邪说，先生的观点和主张，比如：格物是诚意的功夫，明善是诚身的功夫，穷理是尽性的功夫，道问学是尊德性的功夫，博文是约礼的功夫，惟精是惟一的功夫，诸如此类，我开始怎么也想不通，经过长时间的琢磨思考，不知不觉心领神会而手舞足蹈起来。

此段是学生向先生问学的结语。先生回答的内容总结为如下六条： 1．“格物是诚意的工夫”。王阳明对这种格物致知的功夫，提出了“无事时存善”和“有事时省察”两种方法。前者的主要目的是用加强内心修养的方法去体认天理和良知；后者是强调在为人处世的一切领域自然而然地按照良知的要求去行事，去贯彻伦理道德。因此，他主张通过“静坐思虑”，在无事时将各种私欲逐渐地克服掉，使心恢复到如水如镜、本体明净的程度。可见，“无事时存善”实际上指的是“反身以诚”的本体印证功夫，是“防于未萌之先”的内求本心的功夫。而所谓“有事时省察”，则是企图通过“声色货利”这些日常事务，去“实地用功”，去体认良知。 2．“明善是试身的工夫”。在《大学》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活动被演绎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修养行为，而“格物”是身心修养的重要环节。王阳明主张在正心诚意(即“格物”)的基础上，发挥人心固有的良知，且服务于“为善去恶”的现实目的。 3．“穷理是尽性的工夫”。朱熹认为，人心包含有万物之理，但人心不能直接认识心中之理，而必须借助于格物，通过认识具体事物才能穷理。因此，他把《大学》中的“格物致知”，解释为“即物穷理”。王阳明则批判了朱熹这一“即物穷理”思想，认为朱熹是“析心与理而为二”，把心与理分开，降低了心的作用，从而使当世理学家养成了“外面做得好看，却与心全不相干”，言行不一，空谈义理的锢疾。因此，他教学生要懂得“心即理”的含义，尽在“心上做功夫”，去掉私欲而正其心，居世处事皆合乎天理。 4．“道问学是尊德性的工夫”。阳明先生出生于朱学全盛时期，起初他以虔诚朱学信奉者现身于世；然而不久之后，便对朱学产生诸多疑窦，经过一段长时间的思考，终于开悟了，于是便自立学说，倡导心学。由此可见王阳明在学术上精益求精，善于思考，敢于创新，独具见地的真功夫。 5．“博文是约礼的工夫”。王阳明认为明代中叶的社会政治危机是因为圣学不明，人们不能信守礼约。因此，他一生以弘扬圣学为己任，怀着“辅君淑民”的抱负，讲学不辍，所到之处，成立“乡约”，或兴“社学”，或创“书院”。同时，他还提出立志、勤学、改过、责善是学者的“教条”和准则的思想。 6．“惟精是惟一的工夫”。王阳明说：“‘博文’即是‘惟精’，‘约礼’即是‘惟一’。”意思是说，只有精通圣哲的经典，上述先贤的天理，并以此去教化人民，才能使人心一致，国家统一，社会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