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澄录 陆澄，字原静，又字清伯，湖之归安人(今浙江吴兴)。进士。官至刑部主事。王阳明曾经叹曰：“曰仁(徐爱)殁，吾道益孤，至望原静者不浅”。他的第一位学生徐爱英年早逝后，即将弘扬心学的期望寄托于陆澄。黄宗羲对他所记的先生语录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可见陆澄对阳明学说理解的程度。详见《明儒学案》卷十四。

陆澄问：“什么才算是主一的功夫？比如，读书就一心在读书上用功夫，接客就一心在接客上用功夫，这能否称为主一呢？” 先生答说：“迷恋美色就一心在美色上用功夫，贪爱财物就一心在财物上用功夫，这能称主一吗？这只叫逐物，不叫主一。主一，就是一心只在天理上。”

人心迷乱，心有千算，百千欲念之中，没有一分一秒的澄默静虑，没有一份真正的主一。圣人则不同，人有千算，天有一算，分分秒秒、事事物物，一心只在天理上，这才是真正的“主一”，这种“主一”，就是“圣算”。

陆澄问怎样立志。 先生说：“所谓立志，就是念念不忘存天理。若时刻不忘存天理，日子一久，心自然会在天理上凝聚，这就象道家所说的‘结圣胎’。天理意念常存，能慢慢达到孟子讲的美、大、圣、神境界，并且也只能从这一意念存养扩充延伸。” “如果白天做功夫觉得烦燥不安，那么就静坐。如果不想看书，必须去看书，这也是对症下药，也是一种方法。” “与朋友相交，彼此谦让，就会受益；彼此攀比，只能受损。”

男儿有志，志在天下事。只有以天下事为志，才是真正的立志。 志于心中立，心在理中存，心不离天理，其志大、其心旷，其意坚，其愿必成。这就是圣人之立志，圣人之“立”不离圣算，圣人之志不离天理。

孟源自以为是、贪求虚名的毛病屡屡不改，因而受到老师的多次评批。一天，先生刚刚教训了他，有位朋友谈了他近来的功夫，请先生指正。孟源却在一旁说：“这正好找到了我过去的家当。”先生说：“你的老毛病又犯了。” 孟源闹了个大红脸，正想为自己辨解。先生说：“你的老毛病又犯了。”接着开导他：“这正是你人生中最大的缺点。打个比方吧。在一块一丈见方的地里种一棵大树，雨露的滋润，土地的肥沃，只能对这棵树的根供给营养。若在树的周围栽种一些优良的谷物，可上有树叶遮住阳光，下被树根盘结，缺乏营养，它又怎能生长成熟？所以只有砍掉这棵树，连须根也不留，才能种植优良谷物。否则，任你如何耕耘栽培，也只是滋养大树的根。”

《礼记•曲礼上》中说：“傲不可长，欲不可从，志不可满，乐不可极。”这就是教人要时时注意自身的修养，如果放纵自身，甚至骄傲、狂妄、过分追求享乐，势将导致学业的滞废，事业的失败。所以，圣人时时修君子之德，修正自身，端正身心，完善人格，然后方为君子，方为圣人。

陆澄说：“世上著述纷繁，大概只会破坏孔孟圣学吧！” 先生说：“人心天理俨然一体。圣人把它著成书，仿佛写真传神，只是告诉人们一个总的轮廓，使人们依据轮廓而进一步探求真谛。圣人的精神气质，言谈举止，本来是不能言传的。世上的诸多著作，只是将圣人所画的轮廓再摹仿誊写一次，并妄自解析，添枝加叶，借以炫耀才华，与圣人的真精神背道而驰。”

《荀子•劝学》中说：“不攀登高山，不明白上天的高远；不走近深涧，不知道地层的深厚；不听听唐尧虞舜们留下的言论，不懂得学问的渊博。干国和越国、夷族和貉族的婴儿，生下来时哭声是相同的，长大后习俗却不同了，教化使他们这样的啊。”荀子在这里强调的就是先贤们留下的言论对后世的影响，圣人的著述是记录这些言论的，所以，为人必须精于学问，注重教化，独善其身，净化社会，继承祖辈的文化传统。

陆澄问：“圣人能应变无穷，莫非事先研究谋划过。” 先生说：“圣人哪有精力顾及许多？圣人的心犹如明镜，由于这个明，使它感而必应，无物不照。过去所照物影已不复存在，未照的不可能预先具备。若如后人所说的那样，圣人对什么都事先研究过了，这与圣人的学说大相背离了。周公旦制礼作乐惠及天下，是圣人所能做到的，为什么尧舜不全部做了而非要等到周公呢？孔子修订六经教育万世，也是圣人所能做到的，为什么周公不先做了而非要等到孔子呢？可见，所谓圣人的光辉事业，乃是碰到特定的历史条件才有的。只怕镜子不明亮，不怕有物不能照。学者研究时事变化，与镜子照物的道理是相同的，但学者须有一个‘明’的功夫。对于学者来说，不怕不能穷究事物的变化，只怕己心不能明。”

《商君书•更法第一》中说：“上代人治理方法有异同，要后代人效法哪个？各代帝王的礼制也不一样，要后代人遵循哪个？伏羲、神农时代只教育不诛杀，黄帝、尧、舜时代只诛杀而不谴责。到了文王、武王时代，各自都是依据当时的形势而立法，根据实际需要去制定礼仪。……治理天下不是一种方法，有利于国家就不必仿效古人。”这是秦孝公与大臣商讨变法时，商鞅针对甘龙、杜挚主张法古，反对变法的言论而阐发的一番议论。他反对用死人去约束活人，强调应变和变革。圣人的应变建立在“察时、明德”上，这个“明”和“察”的工夫，正是“圣算”的工夫。

陆澄说：“既然如此，程颐先生说的‘冲漠无朕，而万象森然已具’，这句话对吗？” 先生说：“这句话本来说得很好，只是颇让人费解，于是便有了问题。” “义理是无穷无尽，非一成不变。我与你交流，不要因为稍有收获就以为如此而已。即使再与你谈十年、二十年，以至五十年，也永无止境。” 有一天，先生又说：“即使圣如尧舜，然而在尧舜之上，善也无穷尽；即使恶如桀纣，然而在桀纣之下，恶也无穷尽。徜若桀纣不死，他们作的恶只有那些吗？倘若善能穷尽，周文王为什么还要‘望道而未之见’呢？”

孔夫子面对滔滔不息的河水，无限感慨地对弟子们说：“过去的就象这滚滚流逝的大水一样，昼夜不息地奔流向前。” 孔子从这滔滔不息的河水推及到了源头，源深则流远嘛。所以，他无限感慨，并以此启示弟子：圣人著述的义理也象这河水的源头，难以穷尽，我们学习古人的义理，也要象这河水这样，永无休止啊！

陆澄问：“安静时我觉得自己的想法很好，一旦碰到事情，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这是什么缘故？” 先生说：“这是因为你只知在静中涵养，却没有下克己功夫。如此碰到事倩，脚跟势必站不稳。人应该在事情上磨炼自己，才能立足沉稳，才能达到‘静亦定，动亦定’的境界。”

孔子对自己求学的一生曾经有个形象的说法，他说我“用起功来就忘掉吃饭了，高兴起来就忘掉忧愁了，不知不觉老年就要来临，就是如此罢了。”由此可以体会“静亦定，动亦定”的境界。

陆澄向先生请教“上达”的功夫。 先生说：“后儒教人，初涉精细微妙处，便说是上达而不便学，而只去讲下学。如此一来，就把下学和上达一分为二了。凡是眼睛能看到的，耳朵能听到的，口中能讲的，心中能想的，都是下学；眼睛不能看的，耳朵不能听的，口中不能讲的，心中不能想的，就是上达。比如，栽培一棵树，灌溉是下学，树木昼夜生长，枝繁叶茂就是上达。人怎能在上达方面加以干预呢？因此，只要是可以下功夫，可以言说的，都是下学。上述包含在下学里。大凡圣人之说，虽精细入微，也都为下学。学者只需从下学上用功，自然可以上达，不必另寻求得上达的途径。” “持守志向犹如心痛，疼痛时只在心上，哪里有时间讲闲话、管闲事呢？”

《淮南子•汜论训》中说：“诵读先王的《诗》、《书》，不如听到他们说的话；听到他们的说话，不如得到他们所以这么说的原因；得到他们这么说的原因，不如称说他们不能说出口的东西。因此，道，能够说出来的道，不是永恒的道。” 体会先圣们说的“道”，是一种“上达”的功夫，这种体会--“上达”的功夫，就是“圣算”。

陆澄问：“怎样才能做到‘惟精’、‘惟一’呢？” 先生说：“‘惟一’是‘惟精’的主意，‘惟精’是‘惟一’的功夫，并非在‘惟精’之外又有一个‘惟一’。‘精’的部首为‘米’，就以米来作比吧！要使米纯净洁白，这便是‘惟一’的意思。如果没有舂簸筛拣这些‘惟精’的工夫，米就不可能纯净洁白。春簸筛拣是‘惟精’的工夫，其目的也不过是为了让米纯净洁白。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都是为了获得‘惟一’而进行的‘惟精’功夫。其他的比如，‘博文’是‘约礼’的功夫，‘格物’‘致知’是‘诚意’的功夫，‘道问学’是‘尊德性’的功夫，‘明善’是‘诚身’的功夫，除此而外别无解释。” “知为行的开始，行为知的结果。圣学只有一个功夫，知行不能分开当作两码事。” “漆雕开说：‘吾斯之未能信’，孔子听后十分满意。子路指使子羔做费城的邑宰，孔子认为是害人子弟。曾点谈论自己的志向，得到孔子的称赞，圣人之意一目了然啊！”

玉，也是石头中的一种，之所以珍贵，因它润泽而有光彩。色彩鲜明好象有君子的风度，不分内外，表里如一，没有一点瑕疵污秽。触摸它有柔顺之感，对着光亮望着它又感到十分幽深。用来照面可以见到眼眸，连秋毫之末都可以照见。它的光泽可以映照昏暗，它的声音舒缓而上扬。玉所以具有这些特性，是因为它比其它石头纯净光洁。为人不也是这个道理吗？

陆澄问：“宁心静气之时，可否称为‘未发之中’？” 先生说：“现在人的宁心，也只是为了静气。在他安静之时，也只是气的宁静，不可妄称为未发之中。” 陆澄说：“未发就是中，宁静是求中的功夫吗？” 先生说：“只要去人欲、存天理，就可称为功夫。静时念念不忘去人欲、存天理，动时也念念不忘去人欲、存天理，无论宁静与否。如果依靠宁静，不仅渐渐会有喜静厌动的毛病，而且其中诸多毛病，只是暗藏下来，最终不能铲除，遇事随时而生。如果以遵循天理为重，怎么会不宁静？以宁静为主，但不一定能遵循天理。”

求得内心的宁静在于心静，环境在其次。一些清修的人喜欢远离尘嚣隐居山林，以求得宁静。其实，这种环境虽然宁静，但如果不能去人欲、存天理，忘却世俗中事，内心依然会是烦杂。要得到内心的真正宁静，就必须完全扬弃我相和动静不一的主观思想，静时念念不忘去人欲、存天理，动时也念念不忘去人欲、存天理。惟此，我们才能获得真正的身心解放，才不会失去我们人的本真。

陆澄问：“孔门弟子共聚一堂，畅谈志向。子路、冉求想主持政事，公西赤想主管礼乐，多多少少还有点实际用处。而曾皙所说的，似乎是玩耍之类的事，却得到孔圣人的称许，这是怎么回事？” 先生说：“子路、冉求、公西赤有凭空臆想和绝对肯定的意思，有了这两种倾向，就会向一边偏斜，顾此一定失彼。曾皙的志向比较实际，正合《中庸》中所谓的‘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无入而不自得矣。’前三个人是‘汝器也’的有用之才，而曾皙是‘君子不器’的仁德通达之人。但是前三个人各有独特才干，不似世上空谈不实的人，所以孔子也赞扬了他们。”

明代的著名学者吕坤在《呻吟语》中说：“从天子到平民百姓，从尧舜到行路人，都一定有迫切追求的理想，而后德业精进，事业有成。所以说：鸡鸣即起，帝舜、盗跖那样的人都有执著追求的目标。……《易》中说：‘君子进修德业，要及时行动。’” 吕坤的话和阳明先生这段话的意思是相通的。人们所追求的理想和人生目标各不相同，但追求理想的执著是相似的。

陆澄问：“知识不见长进，如何是好？” 先生说：“为学必须有个根本，要从根本上下苦功夫，循序渐进。仙家用婴儿作比，不失为一个好方法。譬如，婴儿在母腹中，纯是一团气，有什么知识？脱离母体后，方能啼哭，尔后会笑，后来又能认识父母兄弟，逐渐能站、能走、能拿、能背，最后天下的事无所不能。这都是他的精神日益充足，筋力日益强壮，智慧日益增长。这并非从母体娩出后所能推究得到的。所以要有一个本源。圣人能让天地定位、万物化育，也只是从喜怒哀乐未发之中修养得来。后世儒生不明白格物的主张，看到圣人无所不晓，无所不会，就想在开始时把一切彻底研究，哪有这番道理？”先生接着说：“立志用功，宛若种树。开始生根发芽，没有树干；有了树干，没有枝节；有了枝节，然后有树叶；有了树叶，然后有花果。刚种植时，只顾栽培浇灌，不要想枝，不要想叶，不要想花，不要想果。空想有何益？只要不忘记栽培浇溉的功夫，何愁没有枝叶和花果？”

孟子说过：“流水这东西啊，不灌满坑洼就不前进；道德高尚的人立志学习道义啊，不积累深厚而至素养见于仪表，就不能通达圣道。”孟子以流作比喻，与阳明先生“栽培灌溉”的比喻一样，阐述学者进德修业，也必须循序渐进、渐积而前；先求充实，然后才能通达。

陆澄问：“读书而不懂，如何是好？” 先生说：“之所以读不懂，主要是因为死扣文义。如此，倒不如去学程朱的学问。他们看得多，解释也通。他们虽然讲得清楚明白，但终生无所得。应该在心体上下苦功夫，大凡不明白、行不通的，必须返回自身，在自己心上体会，这样就能通。四书、五经说的就是心体，亦所谓的‘道心’，体明即道明，再无其他。这正是为学的关键所在。” “虚灵不昧之心体，众理具备而万事由此产生。心外无理，心外无事。”

先儒学者们对于礼、乐、射、御、书、数等六种技艺，都是用心彻底推究一两项，深刻地加以钻研，慎重地加以体验，使其可以见诸行动。就象大禹那样一辈子治理水土，象后稷那样一辈子教导耕种，象皋陶那样一辈子专管刑罚，象契那样一辈子只管教化。又象仲由专管军事，冉求专管富民，公西华专管接待。他们之所以都成了圣人和贤人，正是由于他们的学习方法体现了“究心”、“深之”、“重之”、“施行”，并以此达到了“泽及苍生”、“体明大道”的目的。

有人这样问道：“晦庵先生(朱熹)讲：‘人之所以为学者，心与理而已。’这句话正确吗？” 先生说：“心即性，性即理，说一个‘与’字，未免将心理一分而为二了。这需要学者善于观察发现。” 有人说：“人都有这颗心，心即理。为什么有人行善，有人行不善呢？” 先生说：“恶人的心，失去了心之本体。”

“心即理”即是指心才是“理”之主宰，舍弃心，没有“理”的存在。换言之，“心即性，性即理”，心与理并无二至，心性一体，才是心之本源，才是天理。

陆澄问：“朱熹在《大学或问》中说：‘析之有以极其精而不乱，然后合之有以尽其大而无余’，这句话正确吗？” 先生说：“恐怕不完全正确。这个理怎么能分析？又怎么可凑合而得？圣人说‘精一’，已经囊括全部了。” “省察是有事时的存养，存养是无事时的省察。”

能够了解别人优点的人是明智的，能够省察自已缺点的人是聪明。胜过别人是有能力的表现，克服自己缺点的人是真正的存养。知道满足的人，总感到富有和充实，不畏挫折的人，始终乐观向前。

陆澄曾经就陆九渊关于在人情事变上下功夫的现点请教于先生。 先生说：“除了人情事变，再没有其他的事情。喜怒哀乐，难道不是人情吗？从视、听、言、动到富贵、贫贱、患难、生死，都是事变。事变含在人情中，关键在于‘致中和’，‘致中和’在于‘谨独’。”

中庸之道主张“致中和”、“中立不倚”，就是调节自已的思想和行为，使之符合礼仪的准则。所以说，圣人所遵循的叫做“道”，所行的叫做“事”。“道”象金钟石磬，其声调是不改变的；“事”象琴瑟，每根弦都可以改变声调。要想乐曲和谐，就要先调好琴弦，这种“调节”的功夫就是“圣算”。

陆澄问：“仁、义、礼、智的名称，是从已发上出现的吗？”先生说：“是那样的。” 一天，陆澄又问：“恻隐、羞恶、辞让，是非，都是性的表德吗？”先生说：“仁、义、礼、智也属于表德。性只有一个，就形体而言为天，就主宰而言为帝，就流行而言为命，就赋于人而言为性，就主宰人身而言为心。心的活动，遇父就为孝，遇君就为忠。以此类推，名称可达无数之多，但仅一个性而已。比如，人就是这么一个人，对父亲而言为子，对儿子而言为父，以此类推，名称可达无数之多，但仅一个人而已。人只要在性上做功夫，把‘性’字认识清楚了，那么，天下万理皆通。”

这段论述精辟、简明、通俗、易懂，用人伦关系为喻，把“天”、“帝”、“命”、“性”、“心”等名异而理同的概念生动地展示出来，一揭谜底，恍然大悟。原来圣人的算盘珠子颗颗都敲在“性”字上。

一天，师生共同探讨怎样做学问。 先生说：“教人做学问，不可偏执一端。初学之始，三心二意，神心不宁，所考虑的大多是私欲方面的事。因此，应该教他静坐，借以安定思绪。时间放长一点，是为了让他心意略有安定。但若一味悬空守静，槁木死灰一般，也没有用。此时必须教他做省察克治的功夫。省察克治的功夫就没间断的时候，好比铲除盗贼，要有一个彻底杜绝的决心。无事时，将好色、贪财、慕名等私欲统统搜寻出来，一定要将病根拔去，使它永不复发，方算痛快，好比猫逮鼠，眼睛盯着，耳朵听着。摒弃一切私心杂念，态度坚决，不给老鼠喘息的机会。既不让老鼠躲藏，也不让它逃脱，这才是真功夫。如此才能扫尽心中的私欲，达到彻底干净利落的地步，自然能做到端身拱手。所谓‘何思何虑’，并非始学之事。始学时必须思考省察克治的功夫，亦即思诚，只想一个天理，等到天理完全纯正时，也就是‘何思何虑’了。”

《礼记•学记》中说：“精通熔炼铜铁修补器具的人的儿子，一定会先练习缝缀皮袄；善于制弓的人的儿子，一定会先练习用柳条编簸箕；开始让马驹驾车与熟练的马驾车相反，要把马驹系在车后。道德高尚的人明察这三件事，即可立志于学问了。”这里的三个比喻说明：为学必须从简易入手，循序渐进。

陆澄问：“有的人夜晚害怕鬼，怎么办？”先生说：“这种人，平时不肯行善积德，内心有所欠缺，所以害怕。若平时的行为不违神灵，坦荡光明，又有什么可怕的？” 马子莘(陆澄学友)说：“正直的鬼不可怕，但邪恶之鬼不理会人的善恶，所以难免有些害怕。”先生说：“邪鬼怎能迷惑正直的人？由于这一怕，心就会邪，所以被迷惑。并不是鬼迷惑了人，是自己的心被迷住了。例如，人好色，就是色鬼迷；贪财，就是财鬼迷；不该怒而怒，就是怒鬼迷；不该怕而怕，就是惧鬼迷。” “定为心之本体，即天理。动与静，只是在不同时间下的表现。”

郑国有个巫神，给壶子看相，见他有死的相兆，便告诉了他的学生列御寇(列子)，回归的路上列子边走边哭着转告了老师壶子。壶子反而很坦然，安慰学生不要悲伤，他说：精神属于天，形骸属于地，死去不过自己回到本土，名誉、财物都不可能带走。生命危急，不旋踵而死，也不值得恐惧和悲哀。壶子并没有被死鬼所迷，视生与死为等同。所以这样，不正是壶子明天理，心定不迷吗？

陆澄问：“孔子端正名分，先儒说是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废除辄而拥立郢。这种看法正确吗？” 先生说：“这种看法很难赞成。一个人在位时对我恭敬尽礼，要求辅佐从政，我却先废除他，天理人情岂能容忍？孔子既然答应辅辄为政，他一定能全心全意把国家治理好。圣人至诚大德，一定感化了卫君辄，使他知道不孝敬父亲就不能做人。辄必然痛哭奔走，前去迎接父亲归国。父子之爱是人的天性。辄若能切实悔悟反省，蒯聩怎能不受感动？假若蒯聩回来，辄把国家交给父亲治理，并以此请罪。蒯聩已被儿子深深打动，又有孔子在中间诚心调解，蒯聩当然不会接受，依然让儿子治理国政。大臣百姓也一定要辄为国君。辄于是公布自己的罪过，请示天子，敬告方伯、诸侯，定要让位于父亲，蒯聩和群臣百姓，都赞扬辄悔过仁孝的美德，请示天子，敬告方伯、诸侯，非要辄作他们的君主。于是，众人要求辄再当卫国的国君。辄无奈之下，用类似于后世尊立‘太上皇’的方法，带领群臣百姓先尊奉蒯聩为太公，让他无所不有、养尊处优，然后才恢复自己的君位。这样一来，国君象个国君、大臣象个大臣、父亲象个父亲、儿子象个儿子，名正言顺，天下大治了。孔子所谓的‘正名’，或许就是这个意思吧！”

“名正言顺”出自《论语•子路》中：“名不正则言不顺。”意思是说，名分正当，其言辞才合于道理。名分合宜、国家就平治；名分不正国家就混乱。使名分不正的是淫词邪说，说辞淫邪就会把不可以说成可以，而把不是这样说成这样，把不对说成对，而把不错说成错。足可见“正名”于国、于家、于自身为人的重要。

陆澄在鸿胪寺小住，忽收家信一封，说儿子病危，他心里万分忧愁，不能忍受。 先生说：“现在正是用功时刻，如果错过这个机会，平时讲学又有什么用处？人就是要在这时候磨炼意志。父亲爱儿子，感情至深，但天理也有个中和处，过分了就是私心。此时，人们往往认为按天理应该烦恼，就去一味忧苦而不能自拔，正是‘有所忧患不得其正’。一般说来，七情的表露，过分的多，不够的少。稍有过分，就不是心的本体，必然调停适中才算可以。譬如，父母双亲去世，作儿女的哪有不想一下子哭死心里才痛快呢？然而，《孝经》中说：‘毁不灭性’。并非圣人要求世人抑制情感，天理本身自有界限，不可超越。人只要认识了心体，自然分毫都不能增减。” “未发之中平常人都具有？当然不能这么说。因为，‘体用一源’，有这个体，就有这个用。有未发之中，就有发而皆中节的和。今天的人不能有发而皆中节的和，必须知道是他未发之中也未能完全获得。”

人类具有贪心和欲望，欲望之中有七情，即使是神农、黄帝也和桀、纣一样有七情六欲。不过七情有适当的限度。圣人能从珍重生命出发去保持适度以节制欲望，所以不过分放纵自己的感情。

“‘初九，潜龙勿用’，是《易》乾卦的初爻爻辞。《易》的象是指初画，《易》的变是困动而碰到了新爻，《易》的占是利用卦爻辞。” “夜气，是就普通人而言的。做学问的人如果能够用功，那么，白天无论有事无事，都是夜气的聚合发散在起作用。圣人则不必说夜气。”

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当一个人静静地在无人的暗室之中，也能光明磊落，既不生邪念，也不做违心的坏事，那他在众人面前、在社会、在工作中都会受到人们的尊敬。所以说，圣人、君子心里无“夜气”。

陆澄就《孟子》中“操存舍亡”一章请教于先生。 先生说：“‘出入无时，莫知其乡’，它虽然是就平常人的心来说的，做学问的人也应当明白心的本体正是这样。如此，操存功夫才能没有缺陷。不可随便认定出为亡，入为存。如果谈到本体，原本是无所谓出入的。如果谈到出入，那么，人进行思维活动即为出，但人的主宰昭然在此，何出之有？既然没有出，何入之有？程颐先生所谓‘心要在腔子里’的腔子，唯天理而已。虽然成天应酬，也不会越出天理，仍在腔子里面。如果越出天理，就是所谓的放，就是所谓的亡。”先生又说：“出入也只是动静而已，动静无个究竟，哪里又有归宿呢？”

大凡得道的人一定清静，清静得似乎什么都不知道，说得确切点，他是知道也和不知道一样。所以说，得道之人心中的境界不外露，外面的欲望不进入内心，这就是无出无入，动静如一。

王嘉秀(人名)说：“佛教以超脱生死来劝人信奉，道教以长生不老劝人信奉，其本意也不是干坏事，究其极至，也是看到了圣人的上一截，但非入道的正途。今天谁要做官，可经科举考试，可由乡里推举，可借大官绿荫，同样可做大官。如果不是仕途的正道，君子是不会接纳的。道、佛到终极点，和儒学大致相同。后世儒生，往往只注意到圣人下一截，因而上下分裂，失去了圣人的本意。从而使儒学变为记诵、词章、功利、训诂之学，到底不免发展为异端。从事记诵、词章、功利、训诂之学的人，终身辛苦劳碌，毫无收益。看到佛徒道士清心寡欲，超然世外，反而感到自己有所不及。今天的学者不必先去排挤佛、道，而当笃志学习圣人之学。” 先生说：“你所讲的大体正确，但说上一截、下一截，也是人们理解有失偏颇。至于说到圣人大中至正的道，上下贯穿，首尾相连，怎会上一截、下一截？《易•系辞》上说的‘一阴一阳谓之道’，然而‘仁者见之便谓之仁，智者见之便谓之智，百姓又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仁与智怎么能不称作道，但认识片面了，难免存在弊端。” “蓍筮固然是《易》，占卜也是《易》。”

儒、道、佛合称为“三教”，教者，教化，拯救之意。有人对此三教好有一比，认为这三教学说的共同点都是为了教化人民，净化社会，提高人的品位和精神境界，可是，三家所规定的目标又有远近之别。儒家引导人修养君子之德，进入士大夫阶层；道家主张清净无为，引导人隐世修道，长生不老，超脱世间；佛家则是引导众生超脱生死轮回，求生西方净土。儒家之教是易中之难--做人难，难做人；道家之教是难中之易--隐居山林，远离世俗，自然似神仙一般；佛教则是易中之易，难中之难。说难，佛教经典卷繁帙浩，浩如烟海，说易，佛法又是最简单、最方便、最究竟、最圆满，只要做到了，就能达到--大觉大悟。

陆澄向：“孔子认为武王没有尽善，大概孔子也有对武王不满意之处。” 先生说：“对武王来说，得到这样的评价已不错了。” 陆澄问：“如果文王尚在，将会如何？” 先生说：“文王在世时，他拥有三分之二的天下。武王伐纣时，如果文王还活着，也许不会动用兵甲，余下三分之一的天下也一定归附了。文王只要妥善处理与纣的关系，使纣不再纵恶就够了。”

此段答辞完全是阳明先生的一种假设，一种推断。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国家的统一乃是历史的必然规律和人心所向。

唐诩问：“立志就是要常存一个善念，需要为善而去恶吗？” 先生说：“善念存在时，即为天理。这个意念就是善，还去想别的什么善呢？这个意念不是恶，还要除去什么恶呢？这个意念好比树的根芽。立志的人，就是永远确立这个善念罢了。《论语•为政》篇中说：‘从心所欲，不逾矩’，只有等志向达到成熟时方可做到。” “精神、道德、言行，常常以收敛为主，向外扩散是出于无奈。天地、人物无不如此。”

常存善念，立志天理。这个善念是广义上的善，具体是指“不逾矩”。古人认为感动、骚动、五色、女色、盛气、情意这六种东西是缠绕心志的，嫌恶、爱恋、欣喜、愤怒、悲伤、纵乐这六种东西是拖累德行的，智慧、才能、背离、趋就、择取、舍弃这六种东西是阻塞大道的，高贵、富有、显荣、威严、声名、财利这六种东西是迷惑思想的。这四类东西不在心中扰乱，心气自然纯正，心气纯正志向自然成熟，志向成熟自然不会逾越规矩。所以，君子之语默行止要以收敛为主。

有人问：“文中子王通是一位什么样的人？” 先生说：“王通差不多可说是‘具体而微’的人，可惜他英年早逝。” 又问：“怎么会有续经的过失呢？” 先生说：“关于续经的问题，也不能全盘否定。” 再问是怎么回事？先生沉思了很久，方说：“更觉‘良工心独苦’。” “许鲁斋认为儒者以谋生为主的说法，也害人匪浅。”

此段对话内容不完整，当时师生讨论时的情境和气氛不同，表述的意思也有区别，所以，只能联系前后文来揣摩其中的含义。

有人请教，道家所谓的元气、元神、元精是指什么？ 先生说：“三者是一个意思。气即流行，精即凝聚，神即妙用。” “喜怒哀乐，本体原为中和。自己一旦有别的想法，稍有过分或达不到，便是私。” 陆澄问道：“为什么会哭则不歌？” 先生说：“圣人的心体，自然是这样的。” “克己务必彻底干净，一点私欲都没有才算可以。有一点私欲存在，众多的邪恶就会接踵而至。”

“精、气、神”是道家的命题，同时也是其他各家研究的课题。阳明先生在这里阐明了自己的观点，“气即流行”。流行的功用是载体，是调节、运转；“精即凝聚”，凝聚的功用是定，有定就有力量；“神即妙用”，妙用是对凝聚而言，定是为了用，而且要妙用，否则就达不到无为而致有为的目的。总之，元气是生命的根本，精、神是生命的主宰，三者共为一体。

有人询问《律吕新书》内容怎么样？ 先生说：“学者当务正业，把律吕之数算得再熟悉，恐怕毫无用处。心中必须有礼乐的根本方可。比如，书上讲常用律管看节气的变化。时至冬至，管灰的飞动或许先后有短暂的差别，又怎么知道哪个是冬至正点？首先在自己心中该有一个冬至时刻才行。此处就有个说不通的问题。所以，学者必须先从礼乐的根本上苦下功夫。”

阳明先生在这里再次强调分析事理的标准是礼乐，即前文中说的，心中时时有一个天理在。心中有天理，就有定，有定就有妙用的发挥。

徐爱说：“心犹如镜子。圣人心似明镜，平常人心似昏镜。近代的格物学说，好比用镜照物，只在照上用功，却不明白镜子昏暗如何能照？先生的格物，就象磨锐使镜光亮，是在磨上下功夫，镜子光亮之后，是不会耽误照的。”

镜子比喻心，是体；照镜子比喻格物，是用。镜子不明，说明本体不正，那么，照用如对混镜，自惭形秽。所以，必须在明心上下功夫。

有人询问，对于道的精粗怎样理解。 先生说：“道本身并无精粗，人们看到的道才出现精粗。好比这间房子，人刚搬来，只看个大致情况。住久了，房柱、墙壁等，一一看得清楚明白。 时间更长一点， 房柱上的花纹也历历可数， 但仍是这间房子。”

道本身并无精粗，是人的意识上分别出精粗。可见无分别是事物的本质，有分别是事物的外表。就水而言，它可分为水、蒸汽和冰，三者的化学成分都是H2O，只不过是形体上的变化罢了。

先生说：“各位最近见面时，为什么没有多少问题了？人不用功，都满以为已知怎样为学，只需根据已知的行动就可以了。但不知私欲一天天膨胀，象地上的灰尘，一天不打扫就会又多一层。踏实用功，就能了解道的永无止境，越究越深，一定要达到纯净洁白，无一丝一毫不透彻的境界才行。”

道无止境，玄妙幽深；但道又简单明白，只要用到功夫，就能达到纯净洁白，透彻圆融的境界。可见得道在功夫。

有人问：“《大学》中说知至尔后才能讲诚意。如今天理和人欲还未彻底认识，如何能用克己工夫？” 先生说：“人若踏实地连续用功，对于人心理的精妙处，就能一天天地认识，对于私欲的细微处，也能一天天地认识。如果不用克己工夫，成天唯说说而已，自己到底不能看到天理，到底也不能看到私欲。好比人行路，走了一段才认识一段，到十字路口时，有疑问就打听，打听了又走，才能慢慢到达目的地。今天的人们对已知的天理不肯存养，对已知的私欲不肯摒弃，却一味忧愁不能完全知道，只讲空话，有什么好处？倒不如等到自己无私可克，再忧愁不能完全知道也为时不晚。”

《大学》中的原话是这样的：“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里所说的格物、至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实现“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这三条纲领的步骤和方法，也就是“圣算”，这种“圣算”之法必须贯彻于生活的每时每刻的精妙处。

有人问： “道即为一， 古人论道常常不同， 求道是否也有技巧可言？” 先生说：“道没有方向，没有形体，不可执著。局限于文义上求道，离道就越远。如今世人说天，其实又何曾见过天？认为日月风雷是天，不行；说人物草木非天，也不行。道就是天。能认识这一点，那什么都为道。人只是凭据自己的一隅之见，认为道只是如何如何，所以道才有所不同。如果明白向心里寻求，认识了己心本体，那么，无时无处不是这个道。道自古到今，无始无终，又有什么同和异？心即道，道即天。知心就知道、知天。”先生接着又说：“各位若想确切看见这个道，务必从己心上体会认识，不到心外去寻求才算可以了。”

心外无道，心外无理，是阳明思想的重要命题之一。从时空上看，道无始无终，如果认为道也有形体，那一定是圆，而不是线段，圆是一个整体，圆为一，道即为一；从空间上看，道无处不在，无处不有，又无处不道同一理，所以，古人云：无理寸步难行，有理走平天下。

有人问：“名物度数，也须先行研究吗？” 先生说：“人只要能成就自己的心体，用就在其中了。倘若把心体修养得真有一个未发之中，自然有发而中节之和，自然是做什么都没有问题。如果没有这颗心，即使事先讲了世上许多名物度数，与自己并没有关系，仅是一时的装饰，自然不能处事应物。当然，这并不是说根本不理睬名物度数，只是要‘知所先后，则近道’。”先生接着说：“人要根据自己的才能成就自己，这才是他所能做到的。例如，夔精通音乐，稷擅长种植，资质如此，他们自然这样了。成就一个人，也是要他心体完全是天理。应事物理，都是从天理上产生出现的，然后才可称‘才’。达到纯天理的境界，也就能成为‘不器’。就是让羲和稷改变角色，夔种谷，稷作乐，照样能行。”先生又说：“《中庸》中‘素富贵，行乎富贵。素患难，行乎患难’，都属于‘不器’。这些只有把心体修养得纯正的人才可做到。”

平常人的才能只在名物度数上辨事识物，但世界上事物无终无始，无边无际，所以，人纵有千算，但具体到一个人，也只能得其有限的小算。通音乐则不能精种植，长种植则难于通音乐。圣人的才能从心体上显现天理，天理现则心体纯正，心体纯正则事理通融。小道理归大道理管，一千个小算全在一个圣算之中。

“与其掘一个数顷之大的没有源泉的池塘，倒不如挖一口数尺之深的有源泉的水井，如此，水源就会常流而不枯竭。” 其时，先生正坐在池塘边，身旁有一口井，所以就用这个来比喻做学问。 有人问：“世道日渐衰微，远古时的清明气象如何能再看见呢？” 先生说：“一天即为一元。从清晨起床后坐着，还未应事接物，此时心中的清明景象，好象在伏羲时代遨游一般。”

水看源头，世道看气象，清明的气象来自人心的本源。人心淳朴，气象自清明，气象清明，自然世道祥和。掘数顷无源之池，不如挖一口有源之井，是掘源还是截流，当是治国、齐家、修身都必须把握的。

有人问：“心要追求外物，怎么办？” 先生说：“国君端身拱手，六卿各司其职，天下一定大治。人心统领五官，也须如此。如今眼睛要看时，心就去追求美色；耳朵要听时，心就去追求美声。就象君主要挑选官员，就亲自到吏部；要调遣军队，就亲自去军营。 这样， 不仅君王的身份荡然无存， 六卿也不能尽职尽责。” “善念萌生，要知道并加以扩充。恶念萌生，要知道并加以扼制。知道、扩充、扼制，是志，是天赋予人的智慧。圣人唯有这个，学者应当存养它。”

心随五官追求外物，那么心中的和气就会受到亏损，恶念即可能由此滋生；得道的人，心能统领五官，外物变化而心中和气不会受到亏损，和气存养于心，善念自然萌生。

陆澄问：“好色、贪财、慕名等心，固然是私欲，象那些闲思杂念，为什么也称私欲呢？” 先生说：“闲思杂念，到底是从好色、贪财、慕名这些病根上滋生的，自己寻求本源定会发现。例如，你自信绝对没有做贼之想，什么原因？因为你根本就没有这份心思，你如果对色、财、名、利等想法，都似不做贼的心一样，都铲除了，完完全全只是心之本体，还何来闲思杂念？这便是‘寂然不动’，便是‘未发之中’，自然可以‘发而中节’，自然可以‘物来顺应’。”

闲思杂念中的善恶、是非，并不象高山和深谷，白昼和黑夜那样容易分辨。似乎明白的，又似乎不明白；好象看得清楚，又好象看不清楚。好色、贪财、慕名这些私欲正是在这种似是而非，朦朦胧胧的闲思杂念中潜滋暗长。所以，要修君子之德，首先要防心中之贼于“未发之中”。

有人请教“志至气次’的意思。 先生说：“它是指志在哪里，气也跟着到哪。并非志为极至而气为其次的意思。‘持其志’，养气就在其中了。‘无暴其气’，亦即保持其志。孟子为了拯救告子的偏颇，因此，才如此兼顾而言。”

“持其志，养气就在其中了。”这里的“志”即指“道”，和气生于道，气和养育其志，志与气，皆在道中，没有先后，主次之分，二者互为兼顾，不可偏颇。

有人问：“先儒讲道：‘圣人之道，必降而自卑。贤人之言，则引而自高。’这句话当如何看待？” 先生说：“不对。如此就为虚伪，做作。圣人犹如天，无往而不在，日月星辰之上是天， 地底下也是天。 天什么时候降而自处于卑下地位呢？这就是孟子所说的大而化之。贤人如同高山，仅仅保持着它的高度罢了。然而，百仞之高不能再拉长到千仞，千仞之高不能再拉长到万仞。所以，贤人也未曾自引为高，自引为高就是虚伪。”

周公旦说：“不如我的人，我不与他相处，因为他是拖累我的人；与我一样的人，我也不跟他相处，因为他是对我没有益处的人。”只有贤人才要跟贤于自己的人相处。 历史上，君主贤明，世道太平，贤德之士必然处于上位；君主昏聩，世道混乱，贤德之士必然处于下位。 贤德之士与人相处，就象登山，登山的人站在山顶已经很高了，但向左右看，则巍巍的高山比此山更高。贤德之士已经很贤明了，品行已经很高尚了，但向左右看，还有许多超过自己的人。

有人问：“程颐先生曾说过‘不当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求中’，李延平先生则教育学生看未发之前的景象，他们二人谁正确呢？” 先生说：“都正确。程颐先生害怕学生在未发之前寻求一个中，把中当作一件东西看待，宛若我曾说的把气定当作中，因此教育学生只在涵养省察上用功。李延平先生担心学生找不到下手处，因此教育学生时时刻刻寻求未发之前的景象，让人正目所看、倾耳所听都是未发之前的景象，也就是《中庸》上讲的‘戒慎不睹，恐惧不闻’的工夫。这些全是古人为教导人不得时说的话。”

阳明先生认为：“中”不是物，而是学者涵养省察时的景象。君子修德，学者求学，圣人得道，乃至君主治国，都要在“圣算”中时时寻找和守定这种景象。背离这种景象，就会落于私欲的俗套。

陆澄问：“喜怒哀乐的中和，就总体来说，普通人不能都具有。例如，碰到一件小事该有所喜怒的，平素没有喜怒之心，到时也能发而中节，这也能称作中和吗？” 先生说：“一时一事，虽然也可称中和，但并不能说是大本、这道。人性都是善良的。中、和是人人生来就有的，岂能说没有？然而，常人之心有所昏暗蒙蔽，他的本体虽时刻显现，到底为时明时灭，非心的全体作用。无所不中，然后为大本；无所不和，然后为达道。唯有天下的至诚，方能确立天下的大本。”

西汉学者杨雄提出一个注重修身的“四重”、“四轻”，他说的“四重”是：说为人所推重的话，就不会违背国家的政策和法令，做为人所推重的事就会树立高尚的品德，有为人所推重的外貌就会有崇高的威望，有为人所推重的爱好就值得别人观望和赞赏。他所说的“四轻”是：说话轻率就会招致忧患，行为轻率就会导致犯罪，外貌轻率、不庄重就会招致耻辱，爱好轻率就会走向过分，失去自控。能在处世为人中把握轻重的人，即是达至中和，达致中和者，必然至诚，才能够确定天下的大本。

陆澄问：“我对中的意思还不甚理解。” 先生说： “这须从心体上去认识， 非语言所能表达。 中唯一个天理。” 陆澄问：“何谓天理？” 先生说：“剔除私欲，即可认识天理。” 陆澄问：“天理为何称中？” 先生说：“不偏不倚。” 陆澄问：“无所偏倚，为何等景象？” 先生说：“宛若明镜，全体透明彻亮，丝毫没有污染。” 陆澄问：“偏倚有所污染，例如在好色、贪利、慕名等方面有所染，方可看出偏倚。如果心未萌发，美色、名位、利益都未显现，又怎么知道有所偏倚呢？” 先生说：“虽未显现，但平素好色、贪利、慕名之心并非没有。既然不是没有，就称作有，既然是有，就不能说无所偏倚。好比某人患了疟疾，虽有时不犯病，但病根没有拔除，也就不能说他是健康之人。必须把平素的好色、贪利、慕名之私欲统统清理干净，不得有纤毫遗留，使此心彻底纯洁空明，完全是天理，才可以叫作喜怒哀乐未发之中，方为天下之大本也。”

要衡量平与直，必须借助水准和墨线；要判断方与圆，必须依据矩尺和圆规；一个人要想多些自知之明，必须对照正直的人。人本来最难了解的是自已的欲念，最难控制的是自己的行为，所以，要想使自己的心彻底纯洁空明，关键是把天理作为天平时刻安在心中。

有人问：“先生，您认为‘颜子没而圣学亡’，这句话似乎存在问题。” 先生说：“众弟子中只有颜回窥见圣道全貌。从他那喟然一叹中可以看出，他说‘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只有识破了方可作如是说。博文、约礼为什么是善于教导他人呢？做学问的人须仔细考虑。所谓道之全体，圣人也很难告诉世人它的内涵，非要学者自己内心体悟。颜回说‘虽欲从之，末由也已’，亦即文王‘望道未见’之意。望道而未见，才是真正的见。颜回死后，圣学之正宗就不能完全遗传下来了。”

学者对道之内涵的体悟，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别人是无法察其全体的，即使用最美妙、最精辟的语言也难以表达一二。这里强调的是个人的奋发图强，自身的约礼修养。努力和修养统称为“行”，“行”的功夫到家了，道的全貌自然显现。圣学不是发明，只是先贤对自然规律的发现，古人能发现，今人也能发现；颜回能窥见，又肯定谁不能窥见？

陆澄问：“身之主宰为心，心之灵明为知，知之发动为意，意之所着为物，真的是这样吗？” 先生说：“这样说也正确。” “只要常把此心存养，便是学。从前和将来的事，想它何益？唯失落本心而已。” “说话秩序颠倒，也可看出没有存养本心。”

学是对境界和知识的追求，追求的方式并非一种。普通人的学是机械的模仿，圣人的学靠的是自身的体察、证悟。比如说，老师讲课，普通学生听一知一，聪明的学生听一知二，优秀的学生听一知三、知五，而天才学生可能是听一知十、知百。“一”是老师教的，其余则是学生自身体悟、自心存养的。

尚谦向先生请教，孟子的不动心和告子的不动心区别在哪。 先生说：“告子是死扣这颗心，强制它纹丝不动；孟子则是由集义到自然不动。”先生接着又说：“心之本体，原本不动。心之本体即为性，性即理。性原本不动，理原本不动。集义就是恢复心之本体。” “森然万象，就是冲漠无朕。冲漠无朕，亦为森然万象。冲漠无朕，即‘一’之父；森然万象，即‘精’之母。‘一’中含‘精’，‘精’中含‘一’。” “心外无物。譬如，我心有孝敬父母之念头，那么，孝敬父母就为物。”

本体之心原本不动，但并非绝对不动，只是与“骚动”、“躁动”、“欲动”等相对而言。完全不动是心如死灰，不是本体之性。本体中的心性，与天体万物合一，皆同一理。地球在运转，不但有自转，而且有公转，但人却感觉不到地球在转，误认为地是寂然不动的。人的心性本体就是这样。

先生说道：“现在从事我说的格物之学的人，大多还停滞在言论上。更何况从事口耳之学的人，能不这样吗？天理人欲，其细微处只有时时用力省察克治，才能一天天有所发现。现在说的这番话，虽是探讨天理，但不知转眼间，心中又有多少私欲。私欲悄悄产生，人则毫无感觉，即使用力省察还不易发现，更何况空口白说，能全部知道吗？此刻只顾论天理，却放在一旁不去遵循，论人欲却放在一旁不去清除，怎么是格物致知之学？后世的学问， 其终点也最多做一个 ‘义袭而取’ 的功夫罢了。”

格物，是指对事物道理的推究。从表及里，由此及彼，溯其本源，考其流变，推其发展，究其义理，尽管无听不及，却又无所能及。天之高远，无有止境；地之深邃，无有止境。天地无止境，理亦无止境，这是常人的认知。但在圣人的“圣算”中，无止境的事理又有止境。“○”度是温度表上的止境，纯朴就是天理与私欲的止境，没有这个止境，温度便无零上与零下的区分，人便无圣人与常人的区分。这个止境在有些人心目中模糊不清，在一些人心目中最分明，圣人心中的止境更是省察得毫厘不爽。

陆澄问格物的内涵。 先生说：“格，就是正。纠正那些歪曲的，使其归于正统。” 接着问道：“‘知止’就是知道至善只存我心中，原本不在心外，志向尔后才能安定，对不对？” 先生说：“是这样的。” 又问：“格物是否应在动时用功吗？” 先生说：“格物无分动静，静也是物。孟子说‘必有事焉’，就是动静皆有事。” “工夫的难处全落在格物致知上。也就是说是否诚心诚意。 意诚，大体上心也自然端正，身也自然修养。然而，正心修身的工夫也各有不同的用力处。修身是在已发上，正心是在未发上。正则中，身修则和。” “从‘格物’‘致知’到‘平天下’，唯‘明明德’，‘亲民’也是‘明德’的事。‘明德’就是己心之德，就是仁。‘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倘若有一物失其所，即为我的仁还有不完善之处。” “至善，就是性，性本来没有丝毫的恶，因此称至善。上至善，就是恢复性的本来面目而已。”

常人纵有千算，难免失之完善，不但残缺，而且无序，这种算计，往往失其中、正，伤其和气；圣人只有一算，却非常圆满，从“格物”、“致知”到“平天下”，唯其“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明德”，则正，“亲民”则和，“止于至善”则中。心正、性中、气和，志向尔后安定，安定便是“知止”。

有人问说：“如果知道至善就是我的性，我性在我心中具备，我心就是至善存留之处。那么，我就不会象原来那样急着向外求取，志也就安定了。志定就不会有烦恼，定能安静；静而不妄动即为安；安就能专心致志在至善处。万虑千思，非要求得这个至善，所以，思虑就能达到至善。这样解释，是否正确？” 先生说：“大致如此。”

常人之算皆向外求索，忘了自性，外染了恶性，反过来又要追求‘至善’，实在是万算千算，最终失算。圣人专心致志在至善处，外物不染，烦恼不生，意志坚定，岂不无算胜有算！

有人问：“明道程子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而墨子的兼爱反而为什么不能称为仁？” 先生说：“一言难尽。主要还有赖于各位自己深刻体会。仁是自然造化生生不息的理，虽然它遍布宇宙，无处不存，但其流行发生也是一步一步，所以它才生生不息。例如，冬至时一阳开始产生，一定是从一阳开始，渐至六阳才能出现。若没有一阳的产生，又何来六阳？阴也是如此，正由于有一个渐进，所以就有个发端处。正因为有个发端处，所以才能生。正因为能生，所以才不息。这好比一棵树，树苗发芽就是树的生长发端处。抽芽后，长出树干，有树干后再长出枝叶，然后生生不息。如果没有树芽，怎么会有主干和枝叶？能抽芽，地下一定有根在，有根方能生长，无根便会枯死。没有树根从何抽芽？父子、兄弟之爱，便是人心情感的发端处，如同树的芽。从此而仁民爱物，有如长出树干和枝叶。墨子的兼爱是无区别，把自己的父子、兄弟与陌生人同等看待，这自然就没有了发端处。不抽芽，便知道它没有根，便不是生生不息，又怎么能称作仁呢？孝、 悌是仁的根本， 仁理就是从孝悌中产生出来的。”

过程是事的载体。把“事”比作是踩钢丝的杂技演员，那么，钢丝便是事情的经过。“事”在“过程”这个纲丝上，从东到西，从此到彼，从这端到那端。“端”是起点，也是终点，起点是处事的下手处，终点则是为人的落脚处。每一件事件结局时，每一位涉事者的人格品位都会重新异位。可见人生处事如同踩钢丝般的艰难。

有人问道：“延平先生说：‘当理而无私心。’合于理与无私心怎样区别？” 先生说：“心即理。没有私心，就是合于理。不合于理，就是存有私心。如果把心和理分开来讲，大概也不妥当。”

心中无理犹如死灰，丧失了本性，已不是心。性在心在，亦合于理，心、性、理原本一体，以茶杯为喻，茶杯的形体是心，它的质地为性，而它的功用为理，名者有三，实为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