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各地的人，言语各不相同，自从有人类以来，已经一向如此。自从《春秋公羊传》标出对齐国方言的解释，《离骚》被看做楚人语词的经典作品，这大概就是语言差异开始明显的初级阶段吧。后来，扬雄写出了《方言》一书，这方面的论述就大为完备了。但书中都是考辨事物名称的异同，并不显示读音的是与非。直到郑玄注释《六经》，高诱诠解《吕览》《淮南子》，许慎撰写出《说文解字》，刘熹编著了《释名》，这才开始有譬况假借的方法用来验证字音。然而古代语言与今天的语言有着很大差别，这中间语音的轻重清浊，仍然不能了解；再加上他们是采用内言外言、急言徐言、读若这一类的注音方法，就更让人疑惑不解。孙叔言创制了《尔雅音义》一书，这是汉末人唯独懂得使用反切法注音的。到了魏国时代，这种注音法盛行起来。高贵乡公曹髦不懂反切注音法，被人们认为是一桩奇怪的事。从那以后，音韵方面的论著成果大量脱颖而出，各自带有地方口语的色彩，相互之间非难嘲笑，是非曲直，也难以作出判断。看来只能是大家都用帝王都城的语言，参照比较各地方言，考查审核古今语音，用来替它们确定一个恰当的标准。经过这样的反复研究斟酌，只有金陵和洛阳的语言适合作为正音。南方的水土平和温柔，所以南方人的口音清脆悠扬、快速急切，它的弱点在于浮浅，其言辞多鄙陋粗俗。北方的山川深邃宽厚，所以北方人的口音低沉粗重、滞浊迟缓，体现了它的质朴劲直，它的言辞多古代语汇。然而谈到官宦君子的语言，还是南方地区的为优；谈到市井小民的语言，则是北方地区的较胜。让南方人变易服装而与他们交谈，那么南方的官绅与平民，通过几句话就可分辨出他们的身份；隔着墙听北方人谈话，则北方的官绅和平民，你一整天也难以区分出来。然而南方的语言已经沾染了吴越地区的方言，北方的语言已经杂糅了异族的词汇，两者都有严重的弊端，在此不能够一一加以评论。它们中错误差失较轻的例子，则如南方人把钱读作涎，把石读作射，把贱读作羡，把是读作舐；北方人把庶读作戍，把如读作儒，把紫读作姊，把洽读作狎。像这些例子，两者的差失都很多。我到邺城以来，只看到崔子约、崔瞻叔侄，李岳、李蔚兄弟，对语言略有研究，稍微作了些切磋补正的工作。李概所著的《音韵决疑》，时时出现错误差失；阳休之编著的《切韵》，十分粗略草率。我家的儿女们，虽然还在孩童时代，我就开始在这方面对他们进行矫正；孩子一个字有讹误差失，我都把它视为自己的罪过。家中所做各种物品，没有经过从书本中考证过的，就不敢随便称呼名字，这是你们所知道的吧。

古代和今天的语言，因为时俗的变化而有所不同，进行著述的人，因为地处南、北而在语音上表现出差异。《苍颉训诂》一书，把稗的反切音注为逋卖，把娃的反切音注为於乖；《战国策》把刎注音为免，《穆天子传》把谏注音为间；《说文》把戛注音为棘，把皿读为猛；《字林》把看注音为口甘反，把伸注音为辛；《韵集》把成、仍和宏、登分别合成两个韵，把为、奇、益、石却分成四个韵；李登的《声类》以系作羿的音，刘昌宗的《周官音》把乘读作承。这类例子是很普遍的，必须对它们进行考校。前代人标注的反语，又有很多不确切，徐邈的《毛诗音》把骤的反切音注为在砪，《左传音》把椽的反切音注为徒缘，那是不可以依凭的，这种情况也是很多的了。今天的学者，语音也有不正确的，古人难道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一定要依随他们的谬误呢？《通俗文》上说：“入室求日搜。”服虔把搜的反切音注为兄侯。如果这样，那么兄应当发音为所荣反。现在北方的习惯就通行这个音，这也是古代言语中不可沿用的。玙璠，是鲁国人的宝玉，璠的反切应当发音为余烦，江南地区的人都把这个字发音为藩屏的藩。岐山的岐应当发音为奇，江南地区都把它呼为神祇的祇。江陵城陷落的时候，这两个音就流行于关中，不知道是根据什么语音来的，凭我肤浅的学识，还没有听说过。

北方人的语音，大多把“举”、“莒”读为“矩”。只有李季节说：“齐桓公和管仲在台上商议攻伐莒国，东郭牙看见齐桓公的嘴是张开而不是闭拢，所以知道齐桓公所说的是莒国。这样看来莒、矩一定有开口合口的区别。”这就是通晓音韵的人了。

器物自身有精致或粗糙的分别，这种精致或粗糙就称之为好或恶；人的感情对某样事物有所弃取，这种弃取的态度称之为好或恶。这后一个“好、恶”的读音见于葛洪、徐邈的撰著。而河北地区的读书人读《尚书》的时候却读作“好(呼皓切)生恶(乌各切)杀”。这样，读音取了评论器物精致或粗糙的读音，而意思却是表达感情弃取的意思，就太说不通了。

邪，是表示疑问的词。《左传》说：“不知天之弃鲁邪？抑鲁君有罪于鬼神邪？”《庄子》说：“天邪？地邪？”《汉书》说：“是邪？非邪？”这类“邪”字都是这种用法。而北方人就把它读成“也”，这是错误的。责难我的人说：“《周易·系辞》说：‘乾坤，《易》之门户邪？’这个‘邪’也是表示疑问的词吗？”我回答说：“为什么不是！上面先标明疑问，下面才阐明阴阳之德的道理以作出结论。”

江南地区的学者读《左传》，是用口相互传述，自订章法，自家军队失败说成败(蒲迈反)，打败别的军队说成败(补败反)。各种传记中也未看见注音为补败反，徐邈所读的《左传》，只有一处注了这个音，又不说明自败、败人的区别，这就显得有些牵强附会了。

古人说：“膏粱子弟其性难正。”是因为他们骄横奢侈自我满足，不能够克制私欲，力求上进。我看见那些王侯外戚，语音大多不纯正，也是由于内受下贱保傅的熏染，外无良师协助的缘故。梁朝有一位侯王，曾经与梁元帝一起饮酒戏谑，他自称“痴钝”，却说成“飔段”，梁元帝戏答他说：“飔不同于凉风，段也不是干木。”他又把“郢州”说成“永州”，梁元帝把此事告知简文帝，简文帝说：“庚辰日吴人进入郢都的郢，却成了后汉的司隶校尉鲍永的永。”像这一类例子，这位侯王张口就是。梁元帝亲自教授几位儿子的侍读，就以这位侯王的错讹为诫。

河北地区的人反切攻字为古琮，与工、公、功三字的读音不同，这是大错。近代有一个人名为暹，他自称为研；有一个人名为琨，他自称为臌；有一个人名为硑，他自称为汪；有一个人名为砣，他自称为碘。不仅音韵有错讹，也使他们的儿孙辈在避讳时纷繁杂乱，不知如何依从。

《音辞》篇主要讲述了语言和音韵方面的有关内容。作者认识到各地方音、方言的差异是一种自然现象，并认为这种差异受到生活环境的影响，同时指出南北方语言存在的差异。颜之推要求自己的子女不要受方言的影响，从小养成正确发音的习惯，这样有助于避免出现错误。而且他告诫子女：对于知识的学习，要实事求是，没有考证的，不是自己亲身经历的，不要草率给出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