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二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我每天坐朝理政，每讲一句话，都要想想这句话是否对百姓有好处，所以我不敢多说话。”给事中兼起居注史官杜正伦进言道：“君主办什么事，讲什么话都要记录在起居注里。我的职务是兼修起居注，所以不敢不尽忠职守。陛下如果有一句话违背了常理，那么，即使在千年之后都会损害陛下的圣德，所以这不仅仅只会对当今的百姓造成损害。希望陛下慎重。”唐太宗听后非常高兴，赏赐他彩色绢帛一百段。

贞观八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言语是表现君子德行的关键，因此，讲话怎能草率随便呢？庶民百姓，一句话讲得不好，就会被别人记住，遭到耻笑损害，更何况是作为万乘之主的君主呢？君主决不能讲出不妥当的话来。这样做的损害是极大的，君主岂能和普通人相比？我常以此为戒。隋炀帝刚到甘泉宫的时候，那里秀丽的山水泉石让他称心如意，但他却责怪没有萤火虫，便下令说：‘捕捉一些萤火虫到宫里来，以供晚上照明用。’于是，主管部门马上派几千人去捕捉，后来从各地送来五百车萤火虫到宫中。小事尚且如此，更何况大事？”魏徵回答说：“人君位居四海之尊的高位，行为如果有所亏失，古人认为如同日食和月食那样，人人都能看见。陛下的确应该有所警戒啊。”

贞观十六年，唐太宗每次和各位公卿大臣谈到古代的治国之道，必然要反复责备辩论。散骑常侍刘洎也上书发表见解，他说：“帝王和平民，圣哲和凡夫，一上一下，如有天壤之别，不可相提并论。因此，我们可以得知极其愚昧的人想要成为圣哲，极其卑下的人想要成为至尊之人，都是不可能的。陛下降下圣旨，大发慈悲，虚心听取臣下的意见，但还是担心臣下不敢直言，更何况陛下要求臣下谈论天人之际，旁征博引，还要文辞华丽，这叫一般的凡夫俗子如何应对呢？臣听说苍天把不说话看做尊贵，圣人把不说话看做美德。老子认为‘真正善辩的人像是言语迟钝一样’，庄子认为‘大道不须用文采修饰’。这都是不希望多说话的意思。所以齐桓公读书，轮扁私下议论，认为徒劳无用；汉武帝仰慕古风尊崇儒学，汲黯讥讽说这是外表施行仁义而内心欲望过多；这是不希望他们耗费精神。而且多记事就会损伤心思，多说话就会损伤元气。在内损伤心思、元气，在外损伤形体、精神，即使起初察觉不到，将来一定会受连累。应该为国家爱惜自己，岂能为兴趣损伤自己呢？如今天下升平，都是陛下精心治理国家才实现的。想要它长久保持下去，不是靠雄辩能办到的；只能忘掉那些爱憎之情，谨慎进行现实的取舍，做每件事都要踏踏实实，一心为公，像贞观初年一样就行了。至于秦始皇善于强辩，由于自傲而失去人心；魏文帝富有辩才，由于言语空洞而失去声望。这是口才和雄辩带来的拖累，结局是非常清楚的。希望陛下少和别人争论，而要修养浩然正气；少看些古代书籍，而要恬淡轻松。自己像南山一样长寿，把国家治理得像东户时代一样太平，那么天下就特别幸运，皇恩也就遍及天下了。”太宗亲笔，写诏书批复说：“不思考就不能统御臣子；不说话就不能阐述自己的想法。近来和臣子谈论过于频繁，恐怕因此产生轻视别人的骄傲态度：身体、精神、心思和元气，倒不怕劳累。如今听到你忠诚正直的言论，我一定虚心改正。”

帝王君临天下，一言九鼎。帝王出言不慎，则会让臣子迷惑，误解帝王的意思，影响施政。太宗忧心天下百姓，将百姓的利弊得失看做是慎言语的标准。他认为：“万乘之主，不可出言有所乖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