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历睹前代，自夏、殷、周及汉氏之有天下，传祚相继①，多者八百余年②，少者犹四五百年③，皆为积德累业，恩结于人心。岂无僻王④，赖前哲以免尔！自魏、晋以还，降及周、隋，多者不过五六十年，少者才二三十年而亡。良由创业之君不务广恩化，当时仅能自守，后无遗德可思。故传嗣之主政教少衰，一夫大呼而天下土崩矣。今陛下虽以大功定天下，而积德日浅，固当崇禹、汤、文、武之道，广施德化，使恩有余地，为子孙立万代之基。岂欲但令政教无失，以持当年而已！且自古明王圣主虽因人设教，宽猛随时，而大要以节俭于身、恩加于人二者是务。故其下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此其所以卜祚遐长⑤而祸乱不作也。
①传祚相继：帝位一代一代相传。
②多者八百余年：指周传三十七王，历八百六十七年。
③少者犹四五百年：史书载，夏从禹至桀共十七君，十四世，有王与无王，共历四百七十一年。殷凡三十一世，历六百二十九年。东西两汉共二十四帝，凡四百二十四年。
④僻王：僻，不正。僻王指昏庸之王。
⑤卜祚遐长：意谓上天赐予帝位时间长久。
贞观十一年，侍御史马周上疏，陈述时政得失说：
我一一阅读史书，发现从夏、商、周到汉代，朝代不断交接更替，时间长的朝代可以延续八百多年，短的也有四五百年，这些朝代都积善积德，赢得了民心。其中也有昏君，只不过依赖前哲教诲才免于灭亡。可是从魏晋以来，到周、隋之时，朝代长的不过五六十年，短的只有二三十年就烟消云散了。这都是因为创业的君主没有广施恩德，只做到自保，对老百姓没恩惠可言。所以，只要继承王位者的政教稍有偏差，又值有人趁机造反，那么天下马上就会土崩瓦解。现在，陛下虽然创下奇功，平定了天下，但是，对百姓的恩德还很少。因此，应当推崇大禹、商汤、文王、武王之道，广布道德教化，为将来留有余地，为后世帝王创下稳固的基业。怎么可以认为只要当今的政治没有过失，保住今日的江山，就可以万事大吉了呢？而且，自古帝王虽然都根据当时的局势，制定或宽或严的具体政策，但节俭、施恩却是历代政治的根本。只有这样，百姓才会爱戴君王如同爱戴自己的父母，仰慕君王如同仰慕日月，尊敬君王如同尊敬神明，畏惧君王如同畏惧雷霆。这才是国家长治久安、没有动乱的原因。
①茅茨(cí)土阶：茅屋土台。
②恶衣菲食：粗衣淡饭。
③曳地：拖在地上，挨着地面。
④昧旦丕显：昧旦，黎明、拂晓。丕显，大明。《尚书》赞美周文王“丕显哉，文王谟！”昧旦丕显意谓开国之君德业盛大。
现在处于天下大乱之后，百姓人口相当于隋朝的十分之一。然而，如今徭役仍然很多，一个家庭里面兄长才回到家，弟弟又不得不离开了，并且往来征程几千里，一年四季，没有休止。陛下虽然仁德，每每下令减轻徭役。可是，有些部门按计划，还是需要不断征派百姓去服劳役。官府减轻劳役的文书不断下达，可是，百姓服役的征程依然如故。我常常去访问民间疾苦，这四五年来，老百姓之中已有很多抱怨之辞了，他们认为陛下不体恤爱抚百姓。过去，舜让官吏住在茅草屋中，大禹以饮食丰美为恶。这些节俭的美德，我知道已不可能在当今推行。汉文帝顾惜百万资金，停止修建露台，他收集大臣们上书用的布囊来做大殿的帷幕，不让他宠爱的慎夫人的衣裙长得拖到地上。汉景帝认为织锦刺绣会妨碍女工，于是下令解散官府的作坊，让老百姓休养生息，安居乐业。汉武帝时，他虽然穷奢极欲，但还是继承了文帝、景帝的遗风，所以民心没有动摇。如果汉高祖之后就是武帝即位，那么汉代的江山必定不会保全。这些情况离当今较近，事情还了解得很清楚。现在，京城和益州等地正在大兴土木，各位王爷、妃嫔的服饰也极其精美，民间的舆论都认为这太奢侈。臣听说勤奋早起而功业盛大显赫的君主，后代还会因循懈怠；制定合乎常理的法令，久而久之还会出现弊端产生混乱。陛下年少时，生长在民间，知道百姓的辛苦。前代的成败，也看在眼里，还尚且这样做。而太子生长在宫中，养尊处优，不知民间疾苦，将来即位之后，可想而知，情形堪忧啊。
①黎庶怨叛：指百姓因生怨恨而反叛。
②京房：字君明，汉东郡人。
我私下考察前朝以来国家成败的事，发现只要百姓心生怨恨，聚众闹事，国家没有不灭亡的，君王即使悔过，没有能重新安定的。如今，改进政治教化，应当在还有改进余地的时候进行，如果发生变故，就来不及了。君主一般都认为，前代的灭亡是咎由自取，不知道自己也会犯这样的过失。所以，商纣王嘲笑夏桀的灭亡，周幽王、周厉王嘲笑商纣王的灭亡。隋代开国之时，又讥笑周、齐失掉江山。现在，我们也这样评价隋代，殊不知今日看待隋代，犹如隋之视周、齐一样。所以，京房对汉元帝说：“我害怕后世看待现在，犹如现在看古代啊。”这句话不可不引以为戒。
太宗曰：“近令造小随身器物，不意百姓遂有嗟怨，此则朕之过误。”乃命停之。
从前贞观初年，普天下霜灾歉收，一匹绢只能换得粟一斗，但天下平静。百姓知道陛下非常关心爱怜他们，所以人人自安，从无讪谤抱怨之词。近五六年来，连年丰收，一匹绢可以换十几石粟，然而百姓认为陛下不关心爱怜他们，都有怨言，这是由于徭役过重，加以如今所兴办的事务，许多都是无关紧要的缘故。从古以来，国家兴亡不是由于积蓄的多少，而只在于百姓的苦乐。再就近代的事情来看，隋朝在洛口仓贮粟，而为李密所用；在东京堆积布帛，结果被王世充占有；西京府库的财物也被大唐所用，至今还未用完。当时如果洛口、东京没有粟帛，那王世充、李密就不可能招聚大众。当然贮积钱粮财物本是国家的常事，总得等百姓衣食有余，然后再去征收。如果百姓劳苦而强行收刮，最后还是帮助了贼寇，所积聚的财物并没什么好处。不过，用节俭来与民休息，在贞观初年，陛下已经亲自实行过，所以如今实行起来也不会困难。只要实行一天，天下都会知道，大家就会载歌载舞。如果百姓已经劳苦，还用个不停，一旦中国受水旱之灾，边境有风尘之警，狂悖狡黠的人就会乘机作乱，就将有不可预测的事情发生，不仅仅是使圣上晚进餐迟睡觉而已。如果以陛下之圣明，真要励精图治，不用远求上古的办法，只要做到像贞观初年那样，那么天下就很幸运了。
唐太宗说：“最近命令营造随身的小器物，没想到百姓因此而不满，这是我的过错。”于是命令停止制造。
《奢纵》篇记录了贞观十一年时侍御史马周论述时政的一篇较长的上疏，指出了在贞观中期社会上存在着的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希望引起唐太宗的注意，并提出了解决的办法。如上疏指出当时徭役的状况是：“今百姓承丧乱之后，比于隋时才十分之一，而供官徭役，道路相继，兄去弟还，首尾不绝，远者往来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无休时。陛下虽每有恩诏，令其减省，而有司作既不废，自然须人，徒行文书，役之如故。臣每访问，四五年来，百姓颇有怨嗟之言，以陛下不存养之。”提出的解决办法是：“若以陛下之圣明，诚欲励精为政，不烦远求上古之术，但及贞观之初，则天下幸甚。”这是马周上疏中认为判断一个皇朝的政绩主要要看“以节俭于身、恩加于人二者是务”的实际表现。唐太宗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近令造小随身器物，不意百姓遂有嗟怨，此则朕之过误。”乃命停之。